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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3日訊】 星期五的下午，照例從附近的報攤上買上一份《南方周末》－－自從為”法眼”專欄寫文章以來，買報比以前更及時了。不怕見笑，通常是先把自己的文章瀏覽一下，然后再從頭版一頁一頁看起。但這一次卻不同，第一版的大標題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昆明在呼喊：鏟除惡霸”。一口气把這篇長篇報道讀完，不禁怒火中燒，整個下午和晚上的情緒都被這篇文章給控制了。一個強烈的念頭就是，應當在”法眼”專欄里談一下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因為那位孫小果的惡霸行徑如此令人發指，更因為此類惡霸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實在不是孤立現象，同時惡霸現象又是建設法治過程中必須面對和不容易克服的一個障礙。
表面上看，某個地方出現某個惡少或惡老只是個別的以惡勢力抗拒法律、為害社區的犯罪現象，然而，仔細分析，我們卻可以從中發現更复雜的根源。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里，惡霸現象也是古已有之的。從很早的時候起，稱霸鄉里、魚肉百姓的惡霸就是各种史籍不絕于書的。單從不同時代里人們給這類人物的稱呼之丰富就可以看到問題的嚴重：惡少年、惡棍、豪強、豪霸、地頭蛇、土豪劣紳，以俠的身份出現的輕俠（地痞流氓之屬）、凶俠、奸俠，上至皇親國戚里的衙內，下到市井耍橫的潑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要讀些我國古典小說、雜劇的人，都會對這种种惡霸的面目留下深刻印象的。
平常人們總喜歡把中國傳統社會說成是所謂”封建專制”社會，仿佛皇帝威風八面，號令一切，上下貫通，令行禁止。其實，我們古典社會在建构社會秩序方面常常是上下阻隔、無從貫通的。例如，雖說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朝廷也制定了各种法律和規則來約束官員行為，并時常宣布某些親民舉措，然而卻無法有效地抑制各級官員的巧取豪奪－－古人所謂”黃紙放而白紙收”，用蘇轍的話，叫做”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發之意，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美國漢學家杜贊奇（PrasenjitDuara）所稱的”掠奪型經紀”，指的都是這种朝廷無法有效地規制各种官員、官員難以切實地管束役吏的狀況。在一般百姓這方面，也許是由于費孝通先生分析鄉土社會所指出的那种特殊社會結构方面的原因，沒有形成足以使公理戰胜或抑制邪惡的公共生活空間和法律調整模式，社會交往過程里總是一班刁頑奸猾之徒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最可怕的是，貪刻官吏還常常与地方豪強劣紳沆瀣一气，造成受到欺凌的小民百姓難以在地方官府獲得公正，于是，企盼清官為小民作主，否則便只好訴諸上達天听的上訪、京控，便成為受欺凌者僅有的兩种選擇。以國家為私產卻又難以保證吏治清通的皇帝、以天下為己任卻只能空發議論的儒生、”仁可以為民父母，而暴亦可為豺狼”（嚴复語）的層層官吏、橫行無忌的俠客或惡霸以及在种种暴行面前瑟瑟發抖的黎民百姓，就成為我們傳統社會的一幅典型畫卷。
總之，惡霸如同俠客，乃是社會法律制度所存在缺陷的孳生物。當法律机制無從合理地分配正義的時候，當不正當的行為－－包括惡霸施暴，也包括締約人違約－－得不到及時而公正的矯正的時候，人們自然會通過其他途徑尋求自認為應得而未得或被無端地剝奪了的利益。這樣，人世間便真的成了強者的樂園。
今天，我們生活在共和政體之下。共和政體的基本道理是人民或人民通過其代表對國家實行管理和法律的統治。法治的优點之一是不再允許所謂”私人救濟”，也就是說，國家把私人的強權置于法律的管束之中，從而使社會生活變得更加有序。在這個過程中，司法机關和執法机關將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司法和執法机關的行為公正和措施有效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它离不開我們對合理的制度的認真設計和构建。
孫小果這樣的惡霸出現了，在”憤怒的昆明”變成”恐懼的昆明”的時候，我們該慶幸在遠离昆明的廣州，還有一家仗義直言的報紙。按照《南方周末》的慣例，重要報道總希望”有頭有尾”，所以不久之后一版的”新聞追蹤”專欄或許會告訴我們，當地党政及司法部門如何高度重視，以最快的速度把惡霸繩之以法云云。自己作為一個法律職業者，盡管讀報時極其憤怒，但我還是期望司法部門嚴格地依据法律程序處理，例如，應當給”犯罪嫌疑人”充分的辯護權。与此同時，如果人們能夠化憤怒為反思，深化對惡霸得以產生的社會基礎以及如何通過法治逐漸抑制惡霸的思考，本案報道的意義將會有所超越。
原載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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