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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1日訊】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保持迅猛的勢頭，在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時，中國以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創造了經濟奇迹。與此同時，中國的環境問題同樣令人矚目，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
1992年4月3日，已被擱置的建設長江三峽工程–可能是最大的和最後一個人類大規模改變自然環境的單項工程–的計劃，終於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約1/3的代表投反對和棄權票，使之成爲歷次人代會所通過的決議中爭論最激烈、反對者最多的一個。
據國家環保局公佈的環境狀況公報，我國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的形勢日趨嚴峻。煙塵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出現酸雨的城市增多，大江大河流經城市的河段污染嚴重。草原退化、沙化、鹽鹼化在發展，城市公共綠地減少，水土流失嚴重。全國的沙漠和沙漠化的土地面積，已超過現有耕地密集的總和。
一位遊歷甚廣的作家寫下他的環境觀察：
我在西蒙草原，當地的牧民告訴我，他們小時侯，放牧最大的難題是牛羊鑽進草裏找不到，之話讓我想起“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畫面。可、就在我聽之話的時候，我眼見一隻兔子遠遠跑過，看得清清楚楚，一點障礙都沒有。
甘南草原的牧民經歷著同樣的變化。當地的藏族鄉長說，他們小時侯騎馬上學，儘管腿短，靴子也會被草上的露水打濕。可是現在早晨騎馬，打濕的頂多是馬蹄。
前年我在白洋澱，途中給汽車水箱加水，放下很長的繩子才能打到井下的水。而老人說，過去趴在井沿上能直接喝到井水。
此類的故事俯拾即是。尤其令人觸目驚心的，在於這些變化發生在僅僅幾十年間裏……
在幾十年時間內發生的環境生態質量的顯著惡化，表示了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和特殊性。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由於五十年代初人口政策的失誤，致使人口迅速膨脹，由1949年的5.4億人，增至1992年底的11.5億人，約占世界總人口的23%，其中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約占世界農村人口的1/4。中國人口的數量已接近甚至超過社會經濟負荷能力和合理的資源承載能力。人口衆多和人口素質底下，贊成對環境生態的巨大壓力。
中國自然資源的人均佔有量：耕地2畝，草地4.1畝，水資源2600立方米，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伴隨著總人口的不斷增長國民經濟進入高速增長階段，土地持續減少，水資源日益危機，資源需求與消費增長的矛盾十分尖銳，成爲經濟建設的現實制約。
由於歷史上資源開發強度過大，生態問題長期積累，到本世紀四十年代，生態環境的質量已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森林覆蓋率在1949年已下降到10%左右。1949年以後，由於對環境問題缺乏相應的認識，以及在政治、經濟、人口等方面的重大決策失誤，造成1958年“大躍進”時期和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兩次對生態環境的大破壞。
八十年代以來，在新的歷史境遇和社會條件中，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第三次嚴重的衝擊和破壞。在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由於法制不健全、政策失誤、政府管理 職能薄弱等各種原因，伴隨權力下放，在農村實行土地承包，發展鄉鎮企業和地方工業，許多地方農村的環境保護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農村污染嚴重。
片面追求産值和發展速度，地方經濟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爲，對有限資源的濫采亂挖、掠奪性經營和破壞性開發，加劇了資源危機。
一些急於脫貧致富的農民，在發展鄉鎮工業時不顧環境後果和代價，城市和國外廠商向農村轉移高污染的工業專案，致使鄉鎮工業發達的農村，同時成爲污染嚴重的地區。一些地區甚至熱中於引進國外工業垃圾，造成對環境的嚴重污染。
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狂潮，迅速瓦解著人與自然之間已經十分薄弱的道德和情感紐帶。牟取暴利的私欲，使一些人不擇手段地瘋狂獵殺包括大熊貓、東北虎、雪豹、金絲猴等在內的珍稀和瀕危野生動物。在最新公佈的世界瀕臨滅絕的十大物種名單中，中國的大熊貓名列榜首。
1993年2月9日，瀋陽動物園內一隻半歲的小東北虎被歹徒打死後盜走。這是兩年內在中國發生的第三起盜殺動物園老虎事件。
當抵制穿野生動物裘皮服裝成爲世界潮流之時，穿用野生裘皮服裝在中國則成爲新的時尚。從東北邊陲到東南沿海，商人們肆無忌憚地經營珍禽異獸，變賣皮毛獸骨，或將它們作爲美味佳肴。
與五六十年代的前兩次相比，八十年代以來的第三次生態環境破壞，除了巨大的人口壓力，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工業化模式等傳統因素外，增加了經濟體制變動、道德和文化危機、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刺激等新的動因，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和嚴重性。
1993年5月5日，一場特大沙塵暴席捲了中國西北四省（區）的72個縣（市）、方圓11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中，突然飛沙走石，天昏地暗，狂風卷起的沙石形成高達300～400米的“沙塵暴壁”，自西向東撲來，瞬間最大風速34米/秒，最大風力12級，能見度驟降爲零。這場沙暴造成死亡85人，其中小學生57人，失蹤31人，傷264人；560萬畝農田和24.5萬畝果林受災；牧畜死亡和丟失12萬頭，直接經濟損失5.4億元人民幣。
這只是大自然報復人類、向中國的環境狀況亮出的又一張“黃牌”。它告訴我們，作爲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仍在貧窮與破壞環境的惡性循環之中；支撐這輛高速行駛的經濟快車的環境生態基礎是多麽脆弱。
從1972年中國派代表參加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8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起，環境保護工作被提到中國政府的議事日程。1979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84年，國務院建立環境保護委員會；1989年，正式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環境資源委員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先後制定了12部環保法律、20多部環保條例規定、250項環境標準，在工業和城市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果，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有所控制。
然而，環境治理的速度遠遠趕不上環境污染的速度，中國環境生態始終在“局部改善、整體惡化”的態勢之中。同時，人類的經驗和智慧已爲後現代化國家提供了超越“先污染、後治理”這種代價巨大的傳統工業化道路的可能。這既意味著擯棄以經濟增長速度爲單一目標的“速度型”發展模式，轉向兼顧經濟目標與環境目標的效益型發展模式；也意味著調整社會現代化的目標，建立在中國嚴峻的資源約束條件下，經濟適度增長、人民適度消費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1981年，世界觀察研究所的布朗教授提出“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它將“發展”（包括環境改善、福利進步、教育和道德文化水準的提高等等）視爲比單純的經濟增長更重要的目標，強調人類應堅持以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追求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權利。這就是說：只有一個地球，明天與今天同樣重要。
1989年，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對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糧食問題的研究報告《生存與發展》提出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這一基本主題：確保供養整個民族（當代人和後代人）的生存空間、生存條件、現代經濟的發展能力和物質基礎免遭破壞，首先是保證生存，其次是持續發展。
這種對傳統工業化道路和現代化模式的批判性反思，直接指向了一種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以綠色爲標誌的新文化和新文明。
西方國家自七十年代興起的綠色運動，已經成爲20世紀末最深入人心的全球性運動，並將成爲21世紀最重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主題。雖然綠色運動流派各異，面貌複雜，具有諸多層面，但其基本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內涵仍是可以認識的。
–基於生態學的立場，綠色與代表工業文明的“灰色”和代表激進的左派思想的“紅色”相鼎立，構成現代社會文化空間的重要維度；
–與傳統的人類中心論相反，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尊重自然和其他物種的生存權利，維護生物多樣性，保護地球環境免遭破壞；
–改變基於科學主義的知識狂妄的以征服和改造自然爲使命的生存姿態，遏制工商業和科學技術危害自然環境的破壞性價值，建立新的生産方式、生産技術、商業倫理和科學倫理；
–補救現代文明産生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道德淪喪、人性異化等弊病，克服現代人的心態危機，重視個性完善和靈性的發展，追求具有生命意義和人性的生活方式；
–主張通過裁軍、資源分享、擴大社會平等和民主、減少人口增長等措施，追求世界長久和平。
所謂綠色意識、綠色思想、綠色哲學、綠色政治、綠色文化、綠色生活等等，大致都包括以上價值。在現實的社會運動中，則産生了綠色政黨、綠色組織、綠色消費、綠色産品、綠色標誌、綠色建築等一系列綠色辭彙和綠色概念。由七十年代的環保運動發展爲八十年代的綠色運動，是這一新的文明的進化和深化–這也是一種“綠化”：從淺綠到深綠。
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綠色文化終於也感染了中國。其時，中國大地全民政治的紅色正被全民經商的浪潮染成黃色。
中國的綠色事業已經起步並正在逐漸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和商人認識到“綠色”的巨大號召力和商業價值，環保産業成爲具有良好前景的新興産業。中國的綠色食品、無氟電冰箱、無磷洗衣粉等均已上市。
國家已建立了451處森林和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保護野生動物的種類達3000多種。國家已明令禁止虎骨和犀牛角交易。
1994年4月，中國政府頒佈了《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即《中國二十一世紀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白皮書》。這是中國政府根據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精神制定的。它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推出了促進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和政策措施。
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和有識之士開始在傳統的政治思維和文化批判之外，認識中國的特殊國情和實際制約，探索中國的生存之路和走向現代化的“綠色通道”。
1993年6月5日，圍繞第20個世界環境日，一批青年環境工作者組成的“中國青年環境論壇”舉行首屆學術年會，在北京發表了《中國青年綠色宣言》。這可能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公開發表的具有綠色取向的文化宣言：
“人類需要對其思想和行爲發動一場深刻變革，並建立新的技術體系，新的生産體系，將漠視自然的傳統文明形態轉變爲以尊重自然和保護自然爲重要特徵的新文明形態”；
“我們呼籲，中國青年全力以赴，加入人類走向新文明的偉大進軍。”
這個會議通過的另外兩個重要文件是《二十一世紀中國青年環境行動》、《市場經濟下環境管理的政策建議》。
與此同時，在北京西郊的一片綠地上，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舉行著民間的“綠色懇談會”。他們籌建的我國第一個民間環境保護組織“自然之友”已在今年3月註冊成立。他們從民間的、人文的和大衆參與的角度，將建設和發展中國的綠色文化作爲自己的主要任務。
他們意識到，環境保護必須以國家爲主導力量，依靠強有力的政府行爲，依靠環境工作者和環境科學家的專家行爲；然而，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環境意識，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的文化觀念、價值準則和生活方式–即發展和建設中國的綠色文化，並使之成爲走向現代化的民族新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才可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維護。中國的環境事業必須走向群衆性的綠色運動，必須有更廣泛的社會成員、社會力量的參與。在這一過程中，民間環境組織（NGO）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或許是一個新的起點，綠色的起點……
——《自然之友》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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