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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乒乓國手 在語言學校門前號啕大哭
中國女人在那儿都是可怜的人，不管你在國內多么心高气傲。跟我住在一個房東家的女同學，爸爸媽媽都是中國部長級的干部，她在新加坡上的是每月2000元新加坡幣的英國人辦的貴族學校，而我們上的是每月300元新加坡幣的普通學校。她的爸媽不知從哪里弄來的錢，使她在國外能維持非常好的生活，保持住公主般的驕傲。可即使是這樣，當她与一個歲數比她大一倍的新加坡男人交往時，也要拼命討好對方。在她臉上、眼神深處、故作輕松的笑容里，我發現了哀求的表情，發現她和那男人之間的不平等。
如果不去交朋友，靠自己艱辛勞動是不是能在那儿活下去？九丹說：“可能可以，但我不愿做一個下層的人，所有的女人都不愿做下層的人，都夢想過上流的生活。”在她所認識的人中也有靠自己奮斗而存活的。
她是前乒乓國手，曾在全國賽事上拿過名次。在新加坡她邊教球掙錢，邊讀語言學校。我們倆一個班。她愛上一個做生意的人，是真愛，特別希望能跟他結婚。她想象穿著婚紗親吻時，所有的人都鼓掌她老問我：同居一年多了，那個男的老不表明態度，該怎么辦？我說你一定要問清楚他是不是有意思，要不然時間都白費了。最后她向男的攤牌，男的說根本就沒有娶她的意思，根本不可能。對此她早有預感，但沒想到來得這么快，敗得這麼慘。第二天她在學校門口看到我，“哇”的一聲哭起來，不管那么多來來往往的人，毫無顧忌地大哭。她的簽證到期后，傷心地回國了，一個人在家鄉小城隱姓埋名，靠教球為生。她堅決反對我寫《烏鴉》。像所有從新加坡回來的中國女孩一樣，她不愿讓人知道她們這群人的過去。
為在新加坡四年曾干的事忏悔
新加坡最終不是我們這种人的歸宿，我知道我也要走。
那個國會議員給我找了不錯的工作。外人看來我很好，但新加坡這個地方太小了，不是做文化的地方，而且我性格內向，沒有人可以交流，几乎發瘋了。而他只能跟我說些淺薄的話，或者說些笑話。他确實不可能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有40多天睡不著覺的記錄，失眠、壓抑、無聊，再這樣下去我會死的。以前我那么渴望的東西，過了一兩年后就覺得不那么重要了，金錢啊，生活條件啊，都跟內心自我無關。
我決定回國。我當時拿的是工作簽證，再呆兩年就能拿綠卡了，但我還是要走。許多人說，你怎么那么傻，為什么不拿了綠卡再回去。我說我拿綠卡干嗎？我又不想再回來，一輩子也不回來了！
九丹真的回北京了。
九丹說，當一個女人把自己的未來建筑在欺騙男人和不道德的攫取上時，收獲的最終必然是痛苦，這是几千年不變的道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取之無道，對于女人的打擊更大。九丹知道，她的勸誡在現在這個金錢大潮面前顯得那么無力，但她還是要把中國女學生在新加坡的真實狀況告訴國人。她說寫《烏鴉》就是要与跟她一塊出去以及留在國內對未來抱著希望的知識女性一起探討：究竟為什么要出國，想得到什么東西？在那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更多地讓我們流淚的東西是什么？她說，這是一本關于女性知識分子罪与悔的書，她為曾在新加坡四年做下的事忏悔。
──原載《文摘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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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