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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乒乓国手 在语言学校门前号啕大哭
中国女人在那儿都是可怜的人，不管你在国内多么心高气傲。跟我住在一个房东家的女同学，爸爸妈妈都是中国部长级的干部，她在新加坡上的是每月2000元新加坡币的英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而我们上的是每月300元新加坡币的普通学校。她的爸妈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钱，使她在国外能维持非常好的生活，保持住公主般的骄傲。可即使是这样，当她与一个岁数比她大一倍的新加坡男人交往时，也要拼命讨好对方。在她脸上、眼神深处、故作轻松的笑容里，我发现了哀求的表情，发现她和那男人之间的不平等。
如果不去交朋友，靠自己艰辛劳动是不是能在那儿活下去？九丹说：“可能可以，但我不愿做一个下层的人，所有的女人都不愿做下层的人，都梦想过上流的生活。”在她所认识的人中也有靠自己奋斗而存活的。
她是前乒乓国手，曾在全国赛事上拿过名次。在新加坡她边教球挣钱，边读语言学校。我们俩一个班。她爱上一个做生意的人，是真爱，特别希望能跟他结婚。她想象穿着婚纱亲吻时，所有的人都鼓掌她老问我：同居一年多了，那个男的老不表明态度，该怎么办？我说你一定要问清楚他是不是有意思，要不然时间都白费了。最后她向男的摊牌，男的说根本就没有娶她的意思，根本不可能。对此她早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第二天她在学校门口看到我，“哇”的一声哭起来，不管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毫无顾忌地大哭。她的签证到期后，伤心地回国了，一个人在家乡小城隐姓埋名，靠教球为生。她坚决反对我写《乌鸦》。像所有从新加坡回来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不愿让人知道她们这群人的过去。
为在新加坡四年曾干的事忏悔
新加坡最终不是我们这种人的归宿，我知道我也要走。
那个国会议员给我找了不错的工作。外人看来我很好，但新加坡这个地方太小了，不是做文化的地方，而且我性格内向，没有人可以交流，几乎发疯了。而他只能跟我说些浅薄的话，或者说些笑话。他确实不可能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有40多天睡不着觉的记录，失眠、压抑、无聊，再这样下去我会死的。以前我那么渴望的东西，过了一两年后就觉得不那么重要了，金钱啊，生活条件啊，都跟内心自我无关。
我决定回国。我当时拿的是工作签证，再呆两年就能拿绿卡了，但我还是要走。许多人说，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拿了绿卡再回去。我说我拿绿卡干吗？我又不想再回来，一辈子也不回来了！
九丹真的回北京了。
九丹说，当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欺骗男人和不道德的攫取上时，收获的最终必然是痛苦，这是几千年不变的道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无道，对于女人的打击更大。九丹知道，她的劝诫在现在这个金钱大潮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但她还是要把中国女学生在新加坡的真实状况告诉国人。她说写《乌鸦》就是要与跟她一块出去以及留在国内对未来抱着希望的知识女性一起探讨：究竟为什么要出国，想得到什么东西？在那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更多地让我们流泪的东西是什么？她说，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知识分子罪与悔的书，她为曾在新加坡四年做下的事忏悔。
──原载《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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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