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 導演張元認為，孩子不管在哪里生長，他的未來都具有冒險性，即使是親生的家庭，你也不知道他親生父母是什么樣子。跨國收養，也毫無疑問存在這個問題，但很正常
《新聞周刊》記者曾經在江西省余干縣采訪時見過一次特殊的送別場面。福利院的孤寡老人抱著他們一手帶大的孩子，哭得聲嘶力竭。
當地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很多農村婦女生下女孩后就不要了，擱在了縣福利院門口，福利院的老人就撿進去養。被棄女嬰在長到一歲多時，由民政局的工作人員把她們送到省政府，然后上北京，最后才由北京的什么机构把孩子送給外國人收養。
有個老人抱著孩子不讓上車，大家只好安慰她說，老人家放心，梅梅到了外國，就過上好日子了，有吃有穿的，就放心吧。孩子是半強迫地從老人手里抱走的。老人家抽抽咽咽地說，要是洋鬼子賣掉了怎么辦啊？怎么會呢，工作同志認為老人的問題很可笑。
當地老百姓對此事則非常擔心，顯然，大家都對孩子送到國外的未來充滿了疑惑。
導演張元兩個月前曾赴美國，他用攝像机對在美的中國孩子現狀進行了真實的紀錄。從20集的《收養》中我們看到了几年前的中國棄嬰，現在擁有了他們的真正的父母，并做著這個家庭的甜甜寶貝。只是，中國孩子卻說著流利清脆的美語，個性也像個真正的美國人，看完之后不由得讓人百感交集。
作為中國棄嬰在國外收養現狀的真實見證人，張元向《新聞周刊》記者描述了他的紀錄過程。 生不如養 新聞周刊：你怎么會想到做這么一個紀錄片的？
張元：最早我通過中國殘疾人基金會劉先生和王女士知道這件事，后來他們又介紹我認識了美國凱西基金會的几個工作人員。他們所在單位在美國的猶他州，一個專門負責收養外國孩子的机构，這個机构一直和中國的收養中心有聯系。在此之前，我對于跨國收養沒有一點儿概念，后來從他們那儿才知道了很多故事。
新聞周刊：那些收養孩子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張元：各式各樣。中學校長，企業管理人員，政界人士，富商，還有一些是工人農民普逼家庭，他們中很多人自己沒有孩子。這個收養机构許多工作人員也有收養中國孩子的，他們常把照片舉給我看，表情真是很幸福，那樣子很感人。
新聞周刊：你去過美國的凱西基金會嗎？
張元：到美國的第一天我就去了。二十多個職員，工作很程序化。要知道，美國人收養一個外國孩子的申請程序比女人怀孕的時間還要長。從看到孩子的小照片到飛過去接養孩子需要很長的時間，辦很多的手續。
新聞周刊：据說他們收一個孩子付出的費用是5万美元？
張元：沒有那么高。西方國家孩子被收養錢比較多一些，俄羅斯的孩子貴，需要5万美元。
新聞周刊：為什么收養中國孩子這么便宜？
張元：不太清楚。我估計价格不是恒定的。在美國，普通家庭收養中國孩子雖然相對來說沒有那么貴，但經濟上的壓力還是比較大，他們覺得很心碎，覺得這比自己生一個孩子還要貴。但不管是富有還是一般家庭，他們都認為，做中國孩子的父母，每個人的感覺是相同的，就是說，他們對孩子的愛都一樣。
新聞周刊：中國的嬰儿現在大概有多少個被送到國外撫養？
張元：我到中國的收養中心看過，數字相當大，僅美國就有7000個左右。中國也和其他國家建立了這种關系，丹麥、荷蘭等等。而且現在中國在這方面的一系列的法規制定得很完善，我很感興趣，我想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來看看真正的美國家庭。
生有所養
新聞周刊：听到跨國收養的事，你第一個反應有沒有想到這是美國收養人想滿足自已特殊的私人目的？
張元：做這個紀錄片前我對美國家庭一無所知，所以我無法想象他們的生活狀態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去美國的飛机上我看到了《時代周刊》一個記者寫的親身經歷，說他收了一個韓國的孩子，那女孩長大后強烈要求養父母帶她回去找親生父母。養父母帶著她和她殘疾的哥哥，結果一家四口真去了韓國，他們打听了一個多月才找到女孩的親生母親，結果見面的場面很慘。在一個小房間里，他們的見面時間定在短短的一個小時內，親生母親和女儿見面需要翻譯，大家哭成一團。
還未拍呢就湊巧看到這种沉重的東西，這對我來說影響很負面。我想，血脈相傳，這是一种難以撕裂開來的天倫之樂。特別是在東方，孩子和親生父母及收養父母之間肯定有著截然不同的關系。走之前，我和一個朋友隨便聊到這事，他們都對外國收養中國嬰儿表示怀疑，都打了個問號。
采訪一個月時間，我一气去了二十多家，按我親眼看到的情況來說，基本上都不錯。所以我想，這些中國孩子的生活肯定要比他們在中國的孤儿院里長大要好得多。
新聞周刊：你捐的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
張元：無論精神還是物質我覺得都會這樣。我在拍片時深入到美國家庭中去，我發現美國人在他們的子女教育方式上非常健康。他們沒有生儿育女的“回報”思想，對收養的孩子他們也是這么想。美國父母認為，孩子現在的到來就已經給了他們生活上巨大的幸福和樂趣，其中有一集說的是中國孩子的到來改變了母女之間的緊張關系。
新聞周刊：美國父母是怎樣對待孩子背后的中國？
張元：他們在中國孩子接回家時就告訴她，你們是被收養的，你們來自中國，很古老的文明國家，你們的父母是愛你們的，你們的親生母親之所以拋棄你們不是不愛你們，實在是万不得已，否則她們不會作出這樣的舉動。但不管怎樣，你們現在被他們放在了最好的生長環境里，美國養母說完，眼里滿含熱淚，讓人感動。
拍片后我也開始有意識地關心棄嬰的前途。中國人收養孩子，情況全不是這樣，他們都采用“瞞”的形式，瞞著孩子的經歷，不讓孩子知道。
哪儿都冒險
新聞周刊：片中的調子很樂觀，色彩也很明亮，你認為中國孩子的生活毫無陰影嗎？孩子在進入收養家庭后，如果家庭環境不好怎么辦？
張元：其實這很正常。即使你生在親生父母家里，也可能會有一個殺人犯似的父親等著你，這樣的冒險性不能排除。這是一個命運的安排，孤儿找到“父母”，就是比在福利院長大幸福得多。我在采訪中看到就是片中表現的這個樣子，你要我把它改成另外一個調子，那很難。也許你會說，美國人收養了那么多的中國孩子，不可能沒有負面的東西，可是我采訪時沒有看到這些，也許他們不歡迎我去，所以我不可能拍得到。
新聞周刊：在拍攝過程你是不是感動了？
張元：有時候是會。這种感動使我覺得很有必要把這個片子拍好。進入到美國人家庭中后我發現，其實美國人和中國的普通人一樣。這個紀錄片選擇了美國不同地方的許多家庭，有時候我們就住在他們家里，和他們朝夕相處，人性都是一樣的，他們和我們的農村、胡同里表現出的親情沒什么不同，只不過他們的生活條件好一點罷了。
新聞周刊：你有沒有覺得這部片子太平了，看不到什么沖突？
張元：實際上許多東西都含在紀錄片的每個細節中，最幸福的背后也隱藏著一些東西呢。 新聞周刊：能感覺到，不過你沒有特意把它點出來。
張元：這是我對被拍攝對象，對每個接待我的家庭的尊重。我在剪輯過程中盡量避免沖突。但你能從這些細節中看到他們背后生活的影子。我在做瘋狂英語的時候也是采取這种正面的方式拍的。
悲觀主義
新聞周刊：《媽媽》、《儿子》到《回家過年》都得獎了，除此之外，你的家庭倫理片很多，共中還涉及到家庭暴力，現在又拍了這個《收養》，你對家庭投之于如此關注好像不是偶然的。這是什么原因？
張元：講不太清楚，可能是我內心里最脆弱的東西吧。
蘇州的凱蒂与她在美國的在家庭。新聞周刊：內心脆弱？能解釋一下嗎？
張元：我是個很徹底的悲觀主義者。(笑)
新聞周刊：跟你的家庭環境有關系吧？(笑)
張元：我實際上是跟我奶奶長大的。兩歲時我离開了我父母，在我伯父家生活，六、七歲的時候又回到家了，(沉吟)我估計跟這段經歷可能有關系。另外，我三四歲時得過重病，到1985年我來北京，在電影學院學攝影之前，我基本上生活在病痛之中，基本上什么藥都吃過，我的悲觀情緒跟我的身體狀況有很大的關系。
成功感覺很短暫
新聞周刊：拍了那么多的紀錄片，你對中國紀錄片的現狀怎么看的？
張元：實際上拍紀錄片很需要一种精神。可中國人的心態是這么浮躁。你看前几天那個日本獨立電影學術研討會，大家談論的都不是電影本身，不談學術，卻談票房。紀錄片第一沒有票房，第二賺不回來錢，我所知道的國外紀錄片大師一生都清貧如洗。日本的小川拍一個村庄，拍一個机場搬遷都要好几年。美國的怀思曼也一樣，紀錄片不是一個賺錢的電影。
新聞周刊：有人認為，如果紀錄片注意市場的運作方式，也是可以賺錢的。
張元：我覺得從中國的現狀來看，這是沒有希望的。紀錄片的整個發展和它的人文環境有關系，中國不行。拍紀錄片不應該關心它會不會賺錢。
新聞周刊：你的這部紀錄片什么時候在電視台放？
張元：還沒有最后定下來，現准備做好招商和發行，我相信放映出來應該不錯。
新聞周刊：如果有強大的物質扶持，你會拍商業片嗎？
張元：實際上我是個操作性很強的導演。在我拍紀錄片的同時，我也接了美國的貝納通公司全球播放的一個大型廣告片。我拍MTV，廣告，很故事化的唯美的東西，像《東宮西宮》，我很多片子都會拍，我是職業導演，肯定不拒絕商業片。我是一個開放型的導演，雖然心里悲觀，但我有精力，行動熱情，喜歡和朋友交往，對工作有耐心，我有机會做很多的事情。我更希望把事情做大，做輝煌的事情。
新聞周刊：相對來說，你應該算是成功的獨立電影人吧？
張元：我不喜歡成功這個詞。《過年回家》得了十几個獎，我在上台領獎的時候當然會感到成功，但那個時刻很短。
新聞周刊：《收養》如果參加電影節，你覺得會有得獎的机會嗎？
張元：我一般都不作這种預測，因為你并不知道評委是誰，他們的口味如何。(笑)
張元 張元1963年出生于江蘇。
1989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后個人集資獨立制片。
作品： 1990年第一部影片《媽媽》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評委會獎和公眾獎(后獲柏林電影節最佳評論獎和英國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影評人大獎)。1991年音樂錄影片(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与(一塊紅布)分別獲得美國音樂錄影片亞洲最佳錄影片与舊金山金門特別獎。
音樂錄影片《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与《一塊紅布》分別獲得美國音樂錄影片亞洲最佳錄影片与舊金山金門特別獎。
1991——1994年開拍《北京雜种》并獲瑞士洛迦諾電影節特別獎。獲新加坡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獎，同年完成紀錄片《廣場》，被美國《時代周刊》推選為“21世紀世界百年青年領袖”之一。
1995年《廣場》獲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
1996年故事片《儿子》獲得鹿特丹金虎大獎与最佳評論獎。
1997年故事片《東宮西宮》獲阿根廷德布拉塔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攝影獎。 1998年《回家過年》獲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美國哈佛大學舉行“向張元致意”電影展。
2000年完成數字電影《金星小姐》，該影片屆時將制作出多媒體藝術在网上發布。
2001年完成電視紀錄片《收養》。(《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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