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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5日訊】 面對這一大堆選出來的文字，也可以說是自我生命的結晶吧，不能不給自己提出這樣一系列的問題：你寫了什麽？你寫的這些東西有什麽意思？又可能存在什麽“陷阱”？你在能寫什麽的同時，又不能寫什麽？這“不能”顯示了你的自我的一種什麽樣的“界限”（或者“局限”）？你還能寫下去嗎？你準備怎樣繼續寫下去？……如此等等。作爲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學與大學教育的知識份子，我是在“批判封、資、修”的人文環境中長大的，這就決定了我的知識結構存在著某些先天性的缺陷，由此造成的思維與視野等等方面的種種局限。但我也有自己的優勢，這就是一生目睹與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套用年輕時最喜歡引用的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扉頁裏的那句名言，可以說是在“血水裏浴（過）”，“堿水裏煮（過）”，是與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過的，因此，對中國的國情、民性、人心，有著較爲深切的觀察，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也有著同樣豐富的生命的體驗。正是這些“豐富的痛苦”幫助我逐漸接近與認識了以魯迅爲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並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儘管不斷有人說什麽“對魯迅講得太多，太過頭”，宣佈要將魯迅“送進博物館”，使其成爲與現實無關的“古董”，甚至批判與否定魯迅；我仍然固執地認爲，我們至今對魯迅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對未來中國發展的潛在價值，還是認識得不夠，現在不是“講得太多”，而是要求“講得更深入”，更不能將魯迅“送進博物館”，而要進一步在知識份子與全民族中發揚魯迅精神傳統。我也正是在這裏找到了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寫作的基本立足點，可以這樣說，20年來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點，就是“講魯迅”，並且試圖“接著往下說”，以便把民族、家庭與個人的“世紀苦難”轉化爲精神資源。具體地說，我的關注，思考與研究主要是四大塊：一是對歷史與現實的“國民性弱點”的反省與批判，二是對知識份子（首先是對自我）的弱點的反省與批判，三是對本世紀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反省與總結，最近幾年又涉及魯迅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與“現代性”目標的確立等爲現實生活所激發的新問題；四是對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的尋蹤，精神譜系的續接。
對我自身的講說，特別是這些講說在學生與讀者中産生了一定影響，我是一則以喜——有了回響，說明自己的工作于己於人都有點意義，自然是高興的；但又不能不繼之以憂——會不會因爲我講得不準確，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種誤解，以至曲解呢？對我自己的講說，是否也應該“附加幾句話”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比如說，批判歷史與現實的“國民性的弱點”，不能因此而導致對民衆的蔑視、恐懼與排斥；同樣，對知識份子弱點的批判，也絕不能引向對知識份子與知識的貶抑與否定。——以上兩種傾向在本世紀都曾出現過，但是被魯迅所明確拒絕與批判的；在魯迅看來，“覺悟的智識者”是既“不看輕自己，以爲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的（《門外文談》）。而今天似乎也還有這樣兩種立場或傾向，卻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在檢討本世紀歷史中的許多弊端時，不能忘記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無論是普通國民，還是知識份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處於被奴役、壓迫的境地，儘管他們自身的弱點，特別是根深柢固的奴性，成爲了強權統治的社會基礎，但“奴隸”與“主子”、“奴才”的區別卻是不可混淆的（至於“奴”與“主”之間的轉化是另一個問題）；因此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目的是要啓發民衆自己覺悟，反抗壓迫與壓迫者。魯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鋒芒最終引向奴役者與奴役制度本身的，並因此對任何有可能（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幫助壓迫者逃脫罪責的言行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尖銳地指出：“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是殺人的幫兇而已”（《論秦理齋夫人事》）。魯迅還向人們發出過這樣的警告：以爲“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卸責於清流或輿論”，這是“古已有之”的老調子（《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書》），這個傳統我們今天是萬萬不能繼承的。這裏，也還有一個在進行國民性弱點與知識份子劣根性的批判時，將自身置於什麽位置的問題，這涉及我們對所說的“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的理解與認識。魯迅指出：“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門外文談》）。這就是說，這種批判，不是高居於衆人之外、之上的“審判”，而是把自己也擺進去的，因此魯迅說，我無情地批判別人，更是無情地批判自己的。當然，由於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魯迅說的比別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戰士身居於大衆之中，也會有一種孤獨感，寂寞感與絕望感。但首先這是一種建立在對國家、民族、大衆、他人，以至人類、世界、宇宙的“大關懷，大悲憫”基礎上的“大孤獨，大寂寞，大絕望”，而絕不是對“一己的悲歡”的感傷的“咀嚼”，那只能顯示自我精神之“小”。於是，在感受著孤獨、寂寞與絕望的同時，又懷疑於這樣的孤獨、寂寞與絕望，並努力地“反抗絕望（孤獨與寂寞）”，在任何時候都不放棄對“同道者”的尋求，病態的“孤芳自賞”正是魯迅和一切真正的精神界戰士所深惡痛絕的。因此，如許廣平所說，他們雖則“自己所感覺的是黑暗居多，而對於青年，卻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自己也仍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爲爲可爲，向前的走去”（《兩地書·五》），終日愁眉苦臉、呼天搶地的，是魯迅批評的“零餘者”，而絕非精神界的戰士。真正的精神界戰士確實在尖銳地批判著、反省著國民性與知識份子的弱點，但人們可以從中感受著一種對人的愛與寬厚之心，他們絕不以道德與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與政治的判決，在這方面，精神界戰士可以說是歷史與現實中的“道學家”的天敵。以上所說，都是在劃清界限。這不僅會有助於識別真、假精神界戰士，而且對我們自身也是一個警戒：任何追求都有一條“線”，過了“線”就會走向反面。
再往下就要講“我不能說什麽”了。我一直以魯迅的一段話提醒自己：“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社會上崇敬名人，於是以爲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敬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爲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於是乎就悖起來了”（《名人與名言》）。這些年寫了點文章，知之者多了起來，就經常接到電話或收到來信要求就專業之外的問題發表意見或寫文章，每回我都感到十分惶惑與緊張。我知道自己吃了幾碗“乾飯”，在專業範圍內——魯迅，周作人，以及現代文學，大概是可以發表點意見的，說起話來大體上是有把握的，除此之外，就說不上什麽了——老伴經常說我的“平均智商”在中下等水平是有道理的。當然，對專業之外的有些問題我也有興趣，不免也會發表些意見，但大都是在朋友之間私下胡說亂侃，上不了“台盤”，有時也會寫成文章，那是作爲一個普通人談談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以專家的身份發言——本書中有不少文章就是這麽寫成的。我也會不斷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以增加發言權，但那也是要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後。前面已經坦白交代，我能做的事是“講魯迅（或者再加上現代文學）”與“接著往下說”，這構成了作爲教師與學者的錢理群的一種存在價值，同時也就劃定了一條線。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了世紀之交，中國與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無論是社會問題，還是思想文化學術的問題，都越來越複雜，提出了許多前沿性的課題，我越來越發現自己已經力不從心了。面對先驅者們未曾遇到的許多新的問題，只是“接著往下說”已經不夠了，這是需要新的突破與新的想象力與創造力的，我的“力不從心”就在於此。我這些年，一直把希望寄託於更年輕的一代的新的開創，就是出於對自己（或許還有我們這一代的學者）的某種難於突破的局限的一種估計。這種估計，對我來說，不會因此引出悲觀與無所作爲的結論：我還有許多要做、可以做、而且別人（包括年輕一代）未必能做的事，這些事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也許並非那麽重要，那麽迫切，卻也還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我在13年前，開始獨立的研究，發出自己的聲音時，曾在《心靈的探尋》的“前言”裏，對自我研究的追求做過這樣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價值，又自重，絕不以否定或攀援別一種研究道路來換取對自己的肯定。那種‘肯定’實際是對自己的辱沒。它更公開宣佈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爲自己取得了一種開放的態勢。人們不但可以從這樣的研究中得到啓示，而且可以從其不足之處開始，進行新的更富有創造性的開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於此”。現在，在我回顧這些年風風雨雨中所走過的道路，並走上人生與學術的最後歷程之時，仍然堅持著這樣的追求，要說的也還是這些話。
（本文是作者爲汕頭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寫的自序，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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