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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8日訊】 《中國青年報》7月11日的一則報道《縣政府賴帳惹官司一輸再輸》，報道了河北曲陽縣政府因失信不兌現“引資獎金”，被兩個引資公民告上法庭，兩審法院均判曲陽縣政府敗訴、應按約付給二原告9.45萬美元獎金、並承擔延期付款滯納金的事，這是我國爲數不多的公民告政府勝訴案，而這一案例表現出的政府信用問題更值得探究。
理論界有人說，我國目前需求不足、資金不足、投資不足的根源是信用不足，的確道出了目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癥結。建立信用是降低整個社會交易成本的最有效手段，構築信用體系，在企業、公民中培植信用意識，既是目前我國建設市場經濟的需要，也是現階段治理經濟環境、確保經濟健康發展的急迫要求。但怎樣重構社會信用，我們似乎還沒有找到什麽有效的手段。上海等城市開始了建立信用記錄、信用檔案、開展信用調查等基礎工作，這都是有助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措施，但要形成一個講信用的社會，單靠這些工作遠遠不夠。從河北曲陽縣政府的這個案例來看，講信用首先必須從政府做起，只有政府是一個守信的政府，才可能培育起一個講信用的社會。
小時候，讀了一點老書的父親常在面前嘮叨：“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無信則不立”。告誡我們爲人做事要講信用，否則的話，就難以在社會上立足。後來長大了，在社會上闖蕩，在生意場上經歷了一些風雨，感覺這話對，也不完全對。在一個講信用的社會裏，人人都講信用，社會交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你處處講信用，於是就有了信譽，市場上你就可以節約大量的交易費用，這時的有信對你來說便是一種經濟的選擇。但如果你生活在一個不講信用的社會，你講信用，別人不講信用，你很可能就是一個冤大頭，經常成爲被騙、被害物件，甚至被騙了，人家還要罵你智商太低，這時你如果還死守“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古訓，則成了一種最不經濟的行爲了。現代經濟學認爲所有的人都是“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能的選擇。當一個社會講信用不合算的時候，全社會的人就都會趨於不講信用了，因爲這樣做才是經濟的。當然，這對整個社會來說是最不經濟的，那麽，這時的社會就成了信用崩潰、人人自危、處處防範、效率低下的“壞社會”。
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在抱怨信用不足，人心不古，的確市場中的欺詐、圈套、賴帳、假冒僞劣等現象太多，你感覺是生活在一個處處有陷阱的社會裏，時刻需要防範，得支出大量的預防風險的成本，這自然是很難受的。有人認爲這是市場經濟帶來的，甚至懷戀計劃經濟時候的短缺時光，這是非常錯誤的。實際上信用敗壞的主要根源不是市場，恰恰相反，發育成熟的市場經濟是一種信用經濟。我們信用不足的根源，在我個人看來，一個是我們的法治不足，不講信用的人和事得不到及時的懲處，賴帳、毀約經常成了一種可以佔便宜的事，那何樂而不爲呢？一個是我們政府沒有做到帶頭守信，“民以吏爲師”，政府政策經常變，做的承諾經常不兌現，政府制定的法規得不到執行，甚至憲法都可以被踐踏、被抛擲一邊，怎麽可能培養得出講信用的公民來呢？
曲陽縣政府不守信的直接後果可能僅僅是經濟上的賠付，並影響老百姓引資的積極性，而間接的後果可能更可怕，是老百姓再也不相信政府說的話了，政府的什麽工作都難以開展，小而言之可能危及一地政府的權威，大而言之則可能危及政府的存亡。人無信不立，政府無信則政權根基不牢。現在令人擔心的是這種由於地方政府失信而引發的社會性危機，並不少見。
我曾在一個以桑蠶爲支柱産業的縣政府工作過多年，目睹了政府信用下降敗壞的過程，聽說現在該縣的書記、縣長不敢輕易下鄉，因爲他們都曾有過被農民截車、不讓離開的經歷。有兩件主要的事敗壞了政府的信譽，一件事是該縣兌付收購蠶繭的“白條子”，由於種桑養蠶一直是縣政府主抓的大事，從生産、收購到價格、資金都管，九十年代中後期由於市場變化太大，企業按照政府定價收購，虧損巨大，沒有能力用現金和原承諾的價格支付繭款，形成了大量的“白紙條”不能兌現。而這時政府還繼續動員鼓勵農民種養，寄希望於市場回暖，企業有能力償付原欠下來的“白紙條”，但持續的低迷行情使企業狀況越來越差，“白紙條”越來越多。最後形成了群衆與企業、政府的嚴重對立，政府號召種桑，老百姓在挖桑、毀桑，農民拿著“白紙條”上訪、鬧事，政府在指導農業生産等方面完全失去權威，。另一件事是該縣的農村合作基金會整頓，九十年代初縣、鄉、村都辦起了農村合作基金會，由於縣、鄉政府都充當了它的後臺老闆的角色，決定人員的任用，干預資金的調用，甚至把基金會當作了可以支配的小金庫，行政命令貸取大量的資金。靠高利率，不到幾年的功夫，全縣基金會的規模膨脹到幾個億，但由於政府色彩太濃、管理太差，九十年代中後期資金就開始大量沈澱，已有一些鄉鎮的基金會不能確保支付，於是依據上級有關文件的要求，組織整頓，宣佈原基金會儲戶的存款不付利息，本金分三年付清。但由於分期兌付也不能履行諾言，最後導致大規模農民上訪，甚至發生了砸爛基金會櫃檯、鄉鎮政府牌子、扣留下鄉檢查工作的書記縣長轎車的事。由於這些事屢屢發生，這個縣的政府信用就徹底敗壞了，稅費任務難以完成，工作難以開展，社會治安狀況越來越差。這種政府失信而引發危機的情況，倘若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動搖我們政府賴以生存的基礎。
我們的國家已經吃過很多政黨和政府不講信用的虧了。比如說五七年反右，先是提出“雙百方針”號召群衆尤其是知識份子提意見，結果意見出來後，卻成了“引蛇出洞”，把這些提意見的人全都拿下，往死裏整，於是就造成了以後十幾年的一夫獨尊、萬馬齊喑、指鹿爲馬的黑暗社會，爲此國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是：經濟上人民陷入饑寒貧困，國民經濟失去了大好的發展機遇，陷入崩潰的邊緣，政治上使人民對社會主義和執政黨、政府喪失信心，社會陷於一種恐慌、失信、道德淪喪的狀態。此種不講信用的做法，極左時代我們的政府和政黨還做過許多，今天我們千萬不能重蹈此覆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政府作了許多取信於民的事，使中央政府的信用得到恢復，諸如國債之類賣的紅火就是一個證明。但是，由於現行放權分利的分竈吃飯的財政體制、領導幹部任期責任制、偏重於急功近利的政績考核目標等一些原因，中央政府權威在上升，而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日趨下降，甚至敗壞，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那麽怎樣才能確保政府講信用呢？必須實行法治，依靠憲政的力量使政府遵循遊戲規則，依靠獨立的司法機構來制約和干預強大的政府對弱小的公民言而無信的欺淩行爲，這樣才是確保政府講信用、建立信用社會的有效做法。最近出現的河北曲陽案例、前不久因不兌現策劃飛黃的策劃費用的山西吉縣縣政府被省農科院的兩名策劃人告上法庭的案例，河南杞縣私營企業新型鑄造廠把不講信用的縣政府告上了法庭的案例，等等，法院能夠判處政府敗訴，表明我國司法已在向法治方向邁進，法律已在逐步開始履行監督政府的職責了。當然，仔細觀察，這些判決都是上級法院判處下轄區域的政府敗訴，尚沒有同級法院受理訴同級政府的案例出現，至於訴中央政府的案例似乎更是不可想像的。我國沒有設立憲法法院，因此也就缺少了一個實施憲政的基礎，若有中央級政府法規、經濟行爲損害了公民利益，與憲法賦予公民的權益相違背的話，沒有司法機構能制約裁決。
——轉自《問題與主義》(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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