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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8日讯】 《中国青年报》7月11日的一则报道《县政府赖账惹官司一输再输》，报道了河北曲阳县政府因失信不兑现“引资奖金”，被两个引资公民告上法庭，两审法院均判曲阳县政府败诉、应按约付给二原告9.45万美元奖金、并承担延期付款滞纳金的事，这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公民告政府胜诉案，而这一案例表现出的政府信用问题更值得探究。
理论界有人说，我国目前需求不足、资金不足、投资不足的根源是信用不足，的确道出了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症结。建立信用是降低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最有效手段，构筑信用体系，在企业、公民中培植信用意识，既是目前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现阶段治理经济环境、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急迫要求。但怎样重构社会信用，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手段。上海等城市开始了建立信用记录、信用档案、开展信用调查等基础工作，这都是有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措施，但要形成一个讲信用的社会，单靠这些工作远远不够。从河北曲阳县政府的这个案例来看，讲信用首先必须从政府做起，只有政府是一个守信的政府，才可能培育起一个讲信用的社会。
小时候，读了一点老书的父亲常在面前唠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信则不立”。告诫我们为人做事要讲信用，否则的话，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后来长大了，在社会上闯荡，在生意场上经历了一些风雨，感觉这话对，也不完全对。在一个讲信用的社会里，人人都讲信用，社会交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你处处讲信用，于是就有了信誉，市场上你就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这时的有信对你来说便是一种经济的选择。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你讲信用，别人不讲信用，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冤大头，经常成为被骗、被害物件，甚至被骗了，人家还要骂你智商太低，这时你如果还死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古训，则成了一种最不经济的行为了。现代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能的选择。当一个社会讲信用不合算的时候，全社会的人就都会趋于不讲信用了，因为这样做才是经济的。当然，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最不经济的，那麽，这时的社会就成了信用崩溃、人人自危、处处防范、效率低下的“坏社会”。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抱怨信用不足，人心不古，的确市场中的欺诈、圈套、赖账、假冒伪劣等现象太多，你感觉是生活在一个处处有陷阱的社会里，时刻需要防范，得支出大量的预防风险的成本，这自然是很难受的。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甚至怀恋计划经济时候的短缺时光，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信用败坏的主要根源不是市场，恰恰相反，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我们信用不足的根源，在我个人看来，一个是我们的法治不足，不讲信用的人和事得不到及时的惩处，赖账、毁约经常成了一种可以占便宜的事，那何乐而不为呢？一个是我们政府没有做到带头守信，“民以吏为师”，政府政策经常变，做的承诺经常不兑现，政府制定的法规得不到执行，甚至宪法都可以被践踏、被抛掷一边，怎么可能培养得出讲信用的公民来呢？
曲阳县政府不守信的直接后果可能仅仅是经济上的赔付，并影响老百姓引资的积极性，而间接的后果可能更可怕，是老百姓再也不相信政府说的话了，政府的什么工作都难以开展，小而言之可能危及一地政府的权威，大而言之则可能危及政府的存亡。人无信不立，政府无信则政权根基不牢。现在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由于地方政府失信而引发的社会性危机，并不少见。
我曾在一个以桑蚕为支柱产业的县政府工作过多年，目睹了政府信用下降败坏的过程，听说现在该县的书记、县长不敢轻易下乡，因为他们都曾有过被农民截车、不让离开的经历。有两件主要的事败坏了政府的信誉，一件事是该县兑付收购蚕茧的“白条子”，由于种桑养蚕一直是县政府主抓的大事，从生产、收购到价格、资金都管，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变化太大，企业按照政府定价收购，亏损巨大，没有能力用现金和原承诺的价格支付茧款，形成了大量的“白纸条”不能兑现。而这时政府还继续动员鼓励农民种养，寄希望于市场回暖，企业有能力偿付原欠下来的“白纸条”，但持续的低迷行情使企业状况越来越差，“白纸条”越来越多。最后形成了群众与企业、政府的严重对立，政府号召种桑，老百姓在挖桑、毁桑，农民拿着“白纸条”上访、闹事，政府在指导农业生产等方面完全失去权威，。另一件事是该县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整顿，九十年代初县、乡、村都办起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由于县、乡政府都充当了它的后台老板的角色，决定人员的任用，干预资金的调用，甚至把基金会当作了可以支配的小金库，行政命令贷取大量的资金。靠高利率，不到几年的功夫，全县基金会的规模膨胀到几个亿，但由于政府色彩太浓、管理太差，九十年代中后期资金就开始大量沉淀，已有一些乡镇的基金会不能确保支付，于是依据上级有关文件的要求，组织整顿，宣布原基金会储户的存款不付利息，本金分三年付清。但由于分期兑付也不能履行诺言，最后导致大规模农民上访，甚至发生了砸烂基金会柜台、乡镇政府牌子、扣留下乡检查工作的书记县长轿车的事。由于这些事屡屡发生，这个县的政府信用就彻底败坏了，税费任务难以完成，工作难以开展，社会治安状况越来越差。这种政府失信而引发危机的情况，倘若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我们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们的国家已经吃过很多政党和政府不讲信用的亏了。比如说五七年反右，先是提出“双百方针”号召群众尤其是知识份子提意见，结果意见出来后，却成了“引蛇出洞”，把这些提意见的人全都拿下，往死里整，于是就造成了以后十几年的一夫独尊、万马齐喑、指鹿为马的黑暗社会，为此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经济上人民陷入饥寒贫困，国民经济失去了大好的发展机遇，陷入崩溃的边缘，政治上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和执政党、政府丧失信心，社会陷于一种恐慌、失信、道德沦丧的状态。此种不讲信用的做法，极左时代我们的政府和政党还做过许多，今天我们千万不能重蹈此覆辙。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作了许多取信于民的事，使中央政府的信用得到恢复，诸如国债之类卖的红火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由于现行放权分利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领导干部任期责任制、偏重于急功近利的政绩考核目标等一些原因，中央政府权威在上升，而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日趋下降，甚至败坏，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那麽怎样才能确保政府讲信用呢？必须实行法治，依靠宪政的力量使政府遵循游戏规则，依靠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制约和干预强大的政府对弱小的公民言而无信的欺凌行为，这样才是确保政府讲信用、建立信用社会的有效做法。最近出现的河北曲阳案例、前不久因不兑现策划飞黄的策划费用的山西吉县县政府被省农科院的两名策划人告上法庭的案例，河南杞县私营企业新型铸造厂把不讲信用的县政府告上了法庭的案例，等等，法院能够判处政府败诉，表明我国司法已在向法治方向迈进，法律已在逐步开始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责了。当然，仔细观察，这些判决都是上级法院判处下辖区域的政府败诉，尚没有同级法院受理诉同级政府的案例出现，至于诉中央政府的案例似乎更是不可想像的。我国没有设立宪法法院，因此也就缺少了一个实施宪政的基础，若有中央级政府法规、经济行为损害了公民利益，与宪法赋予公民的权益相违背的话，没有司法机构能制约裁决。
——转自《问题与主义》(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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