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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1日訊】 自北京申辦奧運成功以來，中國大陸的媒体大量報道了各地的歡慶活動。但是，在鋪天蓋地的報道中，几乎看不到大陸農民的表態。難道是大陸媒体忽視了對農民慶祝活動的報道？非也！中國大陸的農民對申辦奧運成功，确實不象城里人那么激動，這些經常被侮辱与被損害的二等國民，看不出這件事對他們有多大的意義。
在申辦奧運的競爭中，北京一再強調自己是十三億大陸中國人民的代表，這個理由也大大增加了對北京的支持和同情。而在這十三億大陸人口中，農民占了九億。可以想象，2008年的北京奧運，將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慶典。盡管九億農民是北京爭得主辦奧運的一大砝碼，但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慶典中，能有多少大陸農民能夠躬逢其盛呢？歷史的經驗告訴大陸農民，凡北京進行任何重大的慶典，大陸當局第一個安全措施就是把農民清除出北京城。兩年前，為了建國五十周年的大慶，大陸當局從北京清除的農民，不下二、三十万人。為了确保2008年北京奧運的成功，大陸當局一方面歡迎世界各國的客人到北京來作客，另一方面，可能不得不故計重施，再次把大量的所謂”盲流”，也就是農民赶出北京城。
絕大多數外國人對于中國大陸農民缺少基本權利的地位知之甚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陸的媒体都知道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因此盡量避免触及這個問題。
最近，在大陸七月號的”財經”雜志上，我們難得地看到了一篇文章，直截了當地把大陸農民無權的問題提了出來。文章的題目是”工農聯盟与國民待遇”，文章的作者是大陸農村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趙紫陽的主要經濟參謀，杜潤生老先生。
杜老先生的文章指出了中共政策中一個長期不敢正視的矛盾。中共一貫以工農聯盟的口號，強調農民和工人享有同等的地位。但事實又如何呢？杜老列舉了十條農民低人一等的事實。
其一，農民沒有自由遷徙的權利，改變身份非常困難。
其二，農民在接受教育上不享有平等的權利。農家子弟考大學，錄取分數要更高些，結果，雖然其人口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但在高等學府中的比例僅占百分之三十。
其三，几十年來，農民對大陸政府的財政一直是淨貢獻，累計高達六千至八千億人民幣。但是至今僅僅城市居民有社會保障。農村失業人口不能叫失業人口，也沒有失業救濟。
其四，農民稅負比城市居民重，而且，隨著大陸農村政府的日漸龐大，農民的負擔有加重的趨勢。
其五，農村醫療保健体系极不健全，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体系現在已經蕩然無存。
其六，農民在城市就業遭到系統歧視。因為城市戶口的限制，農民在城里只能打短工，有的工資仍然是十年前的水平。
其七，農民對土地的權利沒有保障。中共宣布的家庭承包制30年不變缺乏法律規范，也缺乏法律咨詢組織和爭議仲裁机构。
其八，農村貧困問題嚴重，目前大陸的3000万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
其九，農民生產資金短缺，但是大陸當局一方面不准農民用土地作抵押，另一方面，國家的銀行又規定貸款必須有抵押品，結果，農民告貸無門。
最后，第十條，也是最重要的，農民在政治上處于最無權的地位，無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杜潤生把這十大權利差別，概括為農民沒有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國民待遇一詞，對許多大陸中國人還是一個頗為陌生的字眼。這個概念，首先是外國投資者根据國際慣例，要求在各方面享受和本國企業同等待遇而提出來的。殊不知，在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國民待遇，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民的地位低下。
二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确實比過去富裕起來了。中國大陸的權勢階級有了錢，于是渴望得到更多的國際榮耀，這是推動大陸官方積极申奧的一個潛在的動因。問題是，一個對自己的國民實行种种不平等的國民待遇的國家，真的能夠得到世界的尊重嗎？2008年，當外國記者向大陸官方提出，為什么要把成千上万的農民赶出北京城的時候，他們將如何對答呢？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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