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1日訊 】忏悔，還是不忏悔？這是一個問題。生活中的每一個人，歷史上的每一個民族，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不光彩的記錄。因為，人類歷史是一部文明歷史的同時，也可以解讀成一部苦難史。但是問題在于：究竟有多少民族、多少人能夠有勇气去面對自己不光彩的過去。
毫無疑問的是，納粹德國曾經給世界人民帶來了無比深重的災難，這也是曾經為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民族發展史上最為恥辱的一筆。但是，當看到德國總理身戴花環、跪在猶太人墓前謝罪的時候，全世界看到的是一個勇于對自己過去負責的民族。因此，德國人民用自己的行動重新獲得了尊重。
与之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它給20世紀的亞洲人民帶來的苦難，用傷天害理、罄竹難書來描述，是一點也不為過的。但是，直到今天，他們始終沒有向亞洲人民表示過任何真正的歉意和悔過。我不知道每逢東京、廣島大爆炸紀念日、他們在回顧自己蒙受災難的同時，是否也曾將心比心，想到過他們給全亞洲帶來的苦難。
今天當我們在即將走進新世紀的時候，忏悔這個話題也顯得格外沉重。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在指責別人不能正确面對歷史的時候，卻發現我們自己又何嘗做到了這一點。
對于文革這場世界史都極為罕見的浩劫，我們的民族又從中得到了多少沉痛的教訓？的确，它是由領導人錯誤發動的。但是，如果沒有從上至下這么多人的積極參与，它又怎能演變成為一場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呢。
著名導演陳凱歌這樣說過，當一場浩劫來臨的時候，大多數人說“我屈服”，很少人說“我抗爭”；當一場浩劫過去的時候，很多人說“我控訴”，很少人說“我忏悔”。直到今天，我們又听到或看到多少真誠的忏悔呢？
在這里，筆者不得不提到的一個人乃是余秋雨。這位以《文化苦旅》一書紅遍中國的文人，在書中頻頻對歷史上的文人墨客加以評點的時候，是否也曾想起過自己在文革時期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以石一歌為筆名發表文章為四人幫搖旗吶喊的時候。我真不清楚這位在文章中表現出極強使命感的著名文人，
· 是否有勇气在袒露心靈的一瞬間去面對張志新—這位將帶血的頭顱放在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失去了重量的奇女子；
· 是否還有勇气說對于歷史事實我從不謙虛；
· 是否還能將揭露他的人誣陷成想出名；
· 是否還有勇气在蘇州大學的講座上把自己比作大樹，把指責他的人比作烏鴉和曼藤？！
也許，余秋雨可以說自己是被迫的。但是，文以載道一向是中國文人的傳統。我想，在沒有忏悔之前，余秋雨所表現出來的使命感，顯得是多么地蒼白和無力。他又有什么資格去大談什么文化良知；在沒有忏悔之前，他的一切說教和表演，包括在大專辯論會上所謂對美的評判，只能讓人聯想起跳梁小丑！
忏悔、還是不忏悔？這的确是一個問題。人生几十寒暑，与整個人類的歷史長河相比，實在是太短暫了。因此，我們更應當不斷地反省自身，反思過去。這樣，未來的人們就能夠將我們的教訓引以為戒。他們也就能夠少走一些彎路。真的，我們也許永遠期待不到世紀末大審判。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期待在走向新世紀的時候，所有被傷害的人都能夠被一顆真誠忏悔的心靈所撫慰；傷害人的和被傷害的都可以擁有蕩滌過的安祥和宁靜的靈魂。
轉自 新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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