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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5日訊】 衆所周知，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兩位著名的法國作家先後訪問過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兩人又都寫下了“訪蘇日記”，日記中都記載了蘇聯的黑暗面。但是，一位把日記隱瞞了六十年，直到前蘇聯解體時才見天日；一位從蘇聯歸來後就公開了日記。前者是羅曼·羅蘭，後者是紀德。
“說假話，及以保持沈默的方式說謊，似乎是合適宜的。”公開了真相的紀德對隱瞞了真相的羅曼·羅蘭如是說。到了二十世紀末，兩位著名作家的選擇的是非對錯已經一目了然：當年在西方知識份子心目中的神聖的紅色蘇聯，並沒有因爲羅曼·羅蘭對其罪惡真相的隱瞞而長存；而紀德對史達林極權制度的勇敢揭露，則在半個多世紀前就預言了蘇聯的失敗。然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紀德的誠實幾乎遭致了整個歐洲知識界的圍剿，而羅曼·羅蘭的欺瞞卻使他成爲“知識人良知的代表”。這種本末倒置的荒誕，再一次證明了歷史的確是卓越的反諷大師。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十年，緊接著就是一九二九年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經濟危機，普遍的蕭條使人們陷於當下的貧困和對未來的迷茫之中，加之三十年代初，德國的極右翼納粹在競選獲勝，希特勒爲了獨攬大權而製造了“國會縱火案”，大規模迫害共產黨人，使西方的許多知識份子，由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困惑走向徹底失望，紛紛轉向左傾的共産主義，到蘇聯的新社會試驗中尋找新的理想，遂形成了西方的“紅色的三十年代”，甚至連基督教組織都公開支援無神論的蘇聯，有教會曾出版一份刊物，封面居然是用一個大十字架擎起互相交叉的鐮刀和錘子，基督教象徵和蘇維埃旗幟的完美結合，真是絕妙的共産主義無神論和基督教唯靈論之聯盟的象徵。
當時，紀德和羅曼·羅蘭都變成了社會主義蘇聯的熱烈擁護者，他們參與了一九三五年六月成立的左傾色彩濃重的“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大會”的籌建，在有二十八個國家的二百三十位代表參加的第一次會議上，選舉了由１２位成員組成的主席團，其中有三個法國人，占了四分之一，紀德和羅曼·羅蘭雙雙當選，可見當時西方知識界具有多麽強烈的左傾情結，也可以看出政治上激進的法國作家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主席團的其他成員幾乎全部是世界最知名的作家，如德國的托馬斯·曼，英國的Ｅ·福斯特，愛爾蘭的蕭伯納，美國的Ｓ·劉易斯，以及蘇聯的高爾基等。憑著當時濃烈的左傾氛圍和自己崇高的知名度，紀德和羅曼·羅蘭到處演講、做報告、主持左派的大會；他倆都接到過從世界各地寄來的成堆的信件，全球的無産階級把他們作爲共産主義的代表作家和社會良知。
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處於國際孤立境地的獨裁者史達林，對西方知識界的思潮變化極爲敏感，他充分利用了資本主義的危機所導致的整個世界向左轉的國際形勢，全力爭取國際輿論、特別是左傾知識份子的同情和支援，以擺脫孤立的處境。所以，當時的蘇聯經常以特殊的厚待，邀請各國著名的左派知識份子訪問蘇聯，像接待國家元首一樣對待著名作家：每一位來自西方的著名作家的到訪，皆有盛大的歡迎儀式，之後就是全程陪同的參觀和遊覽，每一階段和每一地方的參觀、訪問、遊覽、接見、講話，都伴以簇擁的鮮花、熱烈的歡呼、經久不息的掌聲、豐盛的宴會、豪華的賓館，而且一切開銷全部由主人承擔，甚至客人要自己出錢買包煙抽都不可能。主人會大方而真誠地說：這是在社會主義的紅色蘇聯，我們怎麽能讓尊貴的客人們破費呢！
對此，紀德非常反感，他多次提出由自己付費，但是都被慷人民的血汗之慨的主人委婉阻止了。他不得不接受蘇聯人的慷慨，但是良心的自我折磨也一直伴隨著他訪蘇的全過程。他知道，這個制度的統治階層，享有全面的特權，包括爲了特權的鞏固而任意揮霍全民血汗錢的特權。這個特權階層給予可以利用的客人的一切免費的特殊優惠，決不是無條件的付出，而是要得到客人的知恩圖報，其目的無非是讓這些外來者以其巨大影響而爲蘇聯大唱讚歌。紀德訪問蘇聯時享受的特權，不僅是物質上的，而且是社會地位和個人榮譽上的。他在蘇聯時正趕上高爾基逝世，主人讓他榮幸地登上紅場舉行的隆重追悼會的主席臺，與史達林、莫洛托夫、米高楊等蘇聯領袖們站在一起，蘇聯政府還邀請他爲高爾基致了悼詞。這對於一個向往蘇聯的西方左派作家來說，是何等的禮遇和榮譽呀！
然而，蘇聯當局在紀德身上所做的慷慨投資，非但沒有得到客人的感激和回報，反而挨了一記“背信棄義”的耳光。
對於紀德這樣視個人的誠實和良知爲生命的一個知識份子來說，親眼看到蘇聯體制的反人性現實，對這種特權和過分優待感到不安，不斷地思考主人如此慷慨大方的原因，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充滿任意揮霍特權的“一個人的專政”。於是，他拒絕利益收買、不屈從強權恐怖和朋友圈內的指責，公開真相。正是這樣的誠實和良知，使紀德不惜冒犯史達林和西方的左派，不顧羅曼·羅蘭和阿拉貢及知識界的老朋友的勸阻，發表了《從蘇聯歸來》。他爲自己的“訪蘇日記”訂下的寫作原則是：“我爲自己立下了一個規矩：凡是我自己沒有親自耳聞目睹之事，一律不予採用。”他對史達林體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見證作用。從此，他由“蘇聯的好朋友”變成了蘇聯的敵人，不僅受到史達林和蘇聯人的忌恨，而且遭遇西方左派的瘋狂攻擊。而史達林是狡猾的，在紀德的訪蘇日記剛剛出版時，他立即指示法國共產黨對紀德的書保持沈默，害怕越爭論效果越不利於蘇聯，何況，史達林進行的黨內大清洗正在瘋狂進行。當然，作爲報復，史達林絕不會再邀請紀德訪問蘇聯了。
紀德的《從蘇聯歸來》第一版，已經寫得很克制了，衆多的關鍵地方還是筆下留情的。面對整個歐洲掀起的反紀德狂潮，面對諸如羅曼·羅蘭、阿拉貢、尼贊、杜伽爾、愛倫堡等著名人物的圍剿，面對爲紀德說情者也被開除法共黨籍的株連，面對諸如“蓋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黨的盟友”、“可惡的老頭子”和“莫斯科的哭喪者”等惡毒而瘋狂的指責及辱駡，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堅定地主動出擊，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做了修訂，更充分地揭露蘇聯的黑暗，使之變得更全面、更觸及蘇聯幻象的本質。修訂後的版本，從經濟、科學、工業、司法、文化、婦女狀況、公共道德、普遍貧困等方面，揭穿了蘇聯宣傳的謊言。紀德說：“蘇俄的共産主義，是普及謊言的，在那裏，甚至連眼睛都可能受騙。……俄羅斯不是一個提出訴訟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亞，的確是個流放的地方。”紀德又說：“謊言是根本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如實地看待事物：在今天的蘇聯，人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幸，比如何國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在對紀德的指責中，有許多近於人身攻擊的謾駡，其中就有羅曼·羅蘭，他說紀德的錯誤是“罕見的”——還沒有表現蘇聯人的崇高生命就用筆結束了這生命，他對紀德的指責決不僅僅是出於信念的相左或事實的真僞，因爲羅曼·羅蘭非常清楚自己所親眼看到的，並把它們記在了日記中。他所看到並記載的某些事實，正是紀德所看到和所公開的。羅曼·羅蘭已經意識到了自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蘇共，正面臨著“變成享有特權的階級”的危險，史達林式的專政有許多反人性的殘酷。從理智上講，兩位作家對史達林體制下的一些事實的認識，沒有根本的分歧；兩人在蘇聯所經歷的和所瞭解的真相，也不會有實質的不同。兩人之間的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格：同樣是支援蘇聯的左派作家，紀德是誠實的無私的個人主義者，而羅曼·羅蘭則是僞善的自私的宗派主義者。所以，紀德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之後，能夠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儘早地承認錯誤，知識份子的道義良知使他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自尊心可言的”，因爲“人類，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文化”比一個著名作家的自尊心、比蘇聯更重要。另外，紀德是堅定的個人自由的捍衛者，他之所以能公開真相，還在於他不願意讓黨派權力淩駕于個人良知之上，他不做任何政治交易，不想用出賣個人誠實來換取黨派的接納、利益和榮譽。所以他能夠超越狹隘的黨派利益，保持住知識份子基於個人誠實的獨立、超然和公正。他說：“沒有一個政黨能拉住我，能讓我把黨置於真理之上。只要一聽到謊言，我就很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要揭露它。我執著於真理，如果黨離開了真理，我就立即離開黨。”
而羅曼·羅蘭，把一己名譽看的比道義、良知和人類正義更重要，僅僅爲了自己作爲一個著名作家的自尊心，而不惜隱瞞事實，在真相已經證明了他的以往信念的錯誤後，卻不敢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當時的法國及西方，正是右傾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左傾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大論戰的時候，羅曼·羅蘭的日記所記錄的事實，如果公開，肯定有助於澄清思想混亂，但是顯然不利於他所屬的左派陣營。爲了派別的利益，也爲了自己頭上的左派知識份子的革命光環，他居然隱瞞了那麽殘酷的東西，包括與史達林的談話。
閱讀紀德的傳記，會更深地理解他之所以不同于羅曼·羅蘭，決不僅僅是蘇聯之行造成的，而是因爲早在訪蘇之前，兩個人在人格與思想等方面已經有極大的差別。無論幹什麽，紀德在骨子裏都是一個誠實的個人主義，他的自我要求是，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要保持個人的“靈魂高貴”和知識人的“起碼良知”。早在二十年代，他的非洲遊記如實地揭露了殖民者的罪惡——壟斷、苦役、強制移民、焚毀村莊、嚴刑拷問、反復進行的屠殺等，而且這一切皆是他的祖國法蘭西犯下的。爲此，紀德背上了“叛國者”惡名，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反而進一步向法國政府和議會遞交了一份考察報告。正是在紀德的大聲疾呼和全力奔走之下，在法國的公共輿論和議會之中，展開了關於非洲殖民地的大辯論，形成了對法國政府的巨大壓力，最終使政府承諾釋放十二萬名黑人奴隸。
紀德有極爲天真的一面，他轉向左傾的時期，正是他認爲自己在文學上太老了，在政治上又太年輕，他爲過去的自己對革命的貢獻太少而痛苦。此刻，他看到了蘇聯發佈的五年計劃公報，便一下子被其新穎的建設藍圖所吸引。他把自己信仰共産主義，當作一項英雄主義事業和“精神上的新飛躍”。他認真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被其中的道義激情所打動。而另一方面，紀德的天真又有看穿“皇帝的新衣”的銳利和大聲說出真相的無邪品質。他參加了一些歐洲共產黨在蘇聯操縱下的活動後，立刻敏感地意識到，這種類似宗教的狂熱信仰的可怕。他不斷地被內心的掙扎所折磨，不斷地自我反省，他說自己處在身體的服從和精神的抗拒、集體平均主義和個人自主、按照組織要求發言和服從自己內心誠實之間的分裂中。他想彌合個人主義與共産主義之間的分裂，他和幾位西方作家一起致賀信給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希望蘇聯的文藝能夠“建設共産主義的個人主義。……共産主義者，只有在重視每個人的特點的時候，才使人們敬服。每個藝術家，必須成爲個人主義者……”“一旦作家被迫服從于某種口號，任何文學都將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他想保持個人的聲音，他害怕聽命於人，害怕自己的聲音在黨的要求下走樣，害怕在自己無法控制的情況下自己的聲音被別有用人所利用所歪曲。所以，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拒絕了蘇聯人通過阿拉貢給他的建議：把他的作品《梵蒂岡的地窖》改變爲電影，搬上蘇聯的銀幕。
在十九世紀末的德雷福斯案件中，著名作家左拉的義舉，在還是青年的紀德心中，植入了“高貴靈魂”和“誠實良知”的種子，他當時受到左拉的感召，也參加了許多後續的援救活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期，希特勒製造了“國會縱火案”之後，他便爲被納粹迫害的德國共產黨員季米特洛夫等人奔走呼號，還和馬爾羅去德國，想約見戈培爾或總統興登堡，阻止納粹繼續迫害共產黨員；在他訪問蘇聯之前，他曾爲營救支援托洛斯基的共產黨員作家Ｃ·謝爾蓋，而致信給蘇聯駐法國大使館，希望第一個給人以希望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要把“謝爾蓋問題”變成又一起“德雷福斯案”。蘇聯當局正在全力拉攏紀德，於是就賣了個人情，在紀德訪蘇前的一九三六年五月，釋放了謝爾蓋。正是這種一以貫之的品質，使紀德在加入法共之後，仍然堅守著一個頑固的想法，那就是在被黨拿走的肉體中，保持住“靈魂的高貴”。
按照紀德傳記作者對當時的敍述，決定接受蘇聯的邀請，對紀德來說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當蘇聯官方通過一系列朋友勸他接受邀請時，他一度處在極端混亂的內心惶惶之中，因爲他已經意識到，去蘇聯的結果很可能是“失望”而歸。因爲，內在預感告訴他：“我將被迫經常說話。但是我心裏明白，我將被迫超越我的思想。我的話將被翻譯成俄語，再被譯成法文。這肯定會使我說一些我不想說的話，而且我不能糾正。我想把個人的觀點保持在共産主義的範圍之內，但這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更重要的是，他紀德的內心深處懷有一種對蘇聯的恐懼，不是對革命的恐懼，而是對特權化接待的恐懼，他說：“那邊發生的事情，開始令我有些害怕，我非常害怕資產階級化。”爲此，他還故意想擺脫說客們的糾纏，於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間遠避非洲。
然而，人民陣線在法國選舉中的獲勝鼓舞了紀德，他的好朋友昂·勃魯姆開始領導法國，樂觀情緒洋溢在左派控制的國度上空。於是，在紀德提出的陪同人選的要求得到蘇聯當局的滿足後，他便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踏上了蘇聯，遊歷了兩個多月，於八月二十四日離開。
僅三個月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發表了《從蘇聯歸來》，第一版銷量十萬冊，這是一個紀德萬萬沒有想到的驚人數位。一九三七年初，他迎著東西方兩面夾擊的狂潮，又發表了《“從蘇聯歸來”之補充》，使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真相更深入地公之於衆。他在完成了對蘇聯幻想的顛覆之後，輕蔑地對待左派們對他的人身攻擊；在全世界共產黨人的詛咒聲中，他又投身於另一場與極權主義的鬥爭中：當共和主義在西班牙內戰中敗於獨裁主義之時，他繼續爲保衛西班牙共和國而戰。
紀德訪蘇的結果既不幸又幸運：不幸的是他個人，訪蘇的親歷完全印證了他行前的恐懼和預感，毀滅了他的理想；幸運的是人們，世人有機會看到不朽的見證：《從蘇聯歸來》。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７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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