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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8日訊】 訪美緣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應美國新聞總署邀請，作為一九九八年度美國《國際訪問者計划》的訪問學者，在美國各地訪問了一個月。
這項《國際訪問者計划》創辦于半個世紀以前，主辦這項計划的宗旨，是讓外國人到美國來認識美國，讓美國人通過与外國人的直接接触來認識世界。主辦者是美國政府，而資金經費來源則主要靠民間捐款与部分財政撥款。訪問者必須是從來沒有到過美國的人士。在出訪以前，受邀請人可以提出自己對美國社會的哪些方面有考察了解的愿望，美方則根据受邀請者的要求，結合美國方面的具體情況，為訪問者擬定一個在美國各地旅行的初步的訪問大綱，外國訪問者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一般可以訪問美國的六到八個城市或地區，由于中美文化差异較大，來自中國的個人訪問者，往往由一位政府聘請的向導兼譯員全程陪同。每到一個城市，當地的”國際訪問者協會”的分會的自愿人員，就會把一份相當詳細的訪問日程表預先送到你所居住的旅館。當然，有關你本人的情況与學術背景，接待你的人士事先也通過當地的”國際訪問者協會”得以了解。這樣的旅行計划中，每天安排大約四到五個訪問項目。每次訪談大約進行一個小時。
一個月的訪問內容安排得十分充實，時間又十分緊湊，有時緊湊得甚至連上街漫步的机會都不一定有。這种旅行實際上是相當辛累的奔波過程。美國人不象中國人對外國訪客那樣迎往送來。在市區參觀訪問，決不是我們想象的每天坐在轎車里開來開去。在市區內几乎都是不斷地步行，不斷地換車，在規定的時間內，從市區的一個角落，及時地赶赴另一個角落。一些來自中國的訪問者對這樣的接待方式頗不習慣，認為美國人對外國人不如中國人對外國人那樣熱情有加。（据說，有一位受邀參訪的中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回國以后就對這种苦累旅行頗有微詞。）然而，對于一個想親身體驗美國人日常生活的訪問者來說，正是通過這种高密度、大容量的考察訪問，他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對美國這樣一個當今西方文明中最發達的國家，獲得直接具體的親身的體驗与感受。在這樣的旅行中，你在地鐵上与鄰座的一位萍水相逢的保險公司的女職員二十分鐘的閑談，所獲得的對美國普通人印象，是你坐轎車所無法獲得的。我在美國一個月的時間內，估計正式見到的美國受訪者不下一百人，确實對所訪問的國家產生一种整體性的感受，獲得到書本中無法獲得的深入的認識。
我在出國以前，對美方邀請者提出，訪美的主要興趣是三個方面，一是希望了解美國政治制度如何運作的。其次是希望看一下美國的”草根社會”即基層社會的民主政治，第三方面，是希望在美國會見研究中國与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專家，共同討論中美關系問題，并就中國現代化發展問題交換意見。另外還希望會見一些原來在中國的朋友，了解他們對美國的感受。
根据我提出的這一要求，我在訪美期間先后被安排訪問了華盛頓、波士頓、威斯康星与加州的好几所大學，在華盛頓，我訪問了共和党全國委員會、著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民主党的戰略研究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國會、政府部門，此外，我還在各地訪問了一些民間壓力集團、民間的研究所与地方的市議會和州議會、縣級的兩党組織，還會見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美國知識分子，例如印弟安人國的知識分子与極右派的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ist）。此外，我還与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的學者就中美關系、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以及當代中國政治問題，進行了交流与討論。
每次晤談大約為一個小時左右，美國人几乎都不會寒喧，見面就開始進入話題，一般都是開門見山，相當直截了當，例如，我所拜會的一位美國教授，他對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有什么問題？讓我們討論起來吧。”而且，絕大多數美國主人對自己准備向客人介紹的話題，似乎都沒有系統講述的習慣，他們往往只談十來分鐘，就請訪問者提問，就這樣通過討論來切入問題。這种談話方式對于習慣于听系統介紹与講解的中國人來說，往往頗不适應。因此，對于訪問者來說，能不能恰當地、一個接一個的提出具有滲透力的問題，是否使對方對你提出的問題產生回答的興趣，能否把握住問題的要害，确實是使這种討論式的訪談取得效果的關鍵。尤其是個人訪問者，在兩個人對談過程中，談話机會特別充分，有時把美國的情況与中國的情況作一點比較，往往會使主人談話的興趣倍增。對于訪問者來說，通過密集的不斷提問以及在提問中思考，并以中國的情況与美國進行比較，往往成為一种對自己思維能力与知識的自我考驗。
中國人与美國人的政治心態的比較
自古以來，中國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承天景運”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中國人把地方官員歷來稱之為”父母官”，正如人們絕對不會對自己的父母的動机進行怀疑一樣，人們也不會去自覺地監督政府。中國人從心理上從來沒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怀疑”的。而政府官員也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理應受到公眾質疑的。只有在社會發生嚴重的問題，官員腐敗到了以致于不能為百姓謀取利益時，人們才想到要抨擊他們。新建立的王朝一開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認同，于是同樣”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預支的信任，這樣的官僚于是又同樣變得忘乎所以，惡性循環又周而复始。
自古以來，中國的民間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可以說是一种對政府行為”永不設防”的政治文化。盡管如此，在中國傳統官僚集權社會，專制體制內部仍然有著一系列相對行之有效的自我監控机制，如直屬中央的御史台、監察史、門下省、職官不能在本地任職的回避制度，等等。這种監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緩減了腐敗化的速度与程度。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与過去相比，在制度建設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具有傳統官僚社會都具有的體制內部的自我監控制度。其原因倒并不是鼓動或方便官僚們去進行貪污，而是因為受到一种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性善論”的誤導。按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釋，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對”天然性善”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即執政党去進行監督了。這种”階級性善論”，是中國自建國以來就沒有建立党內与政府內的自我監督制度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對那些政治敵人，也即与”性善”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相反的、被視”階級本質”上的性惡者那一方，其防范方式之嚴密，為防范體制內的异已者而動用的國家資源之丰厚，則是空前絕后的。
雖然，改革以前的中國社會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官員的机制，是一個有嚴重缺陷的社會結构，然而，中國官員的腐敗在當時遠遠沒有達到嚴重的地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強大的意識形態召感力，對信仰這种意識形態的官僚及其他人們，确實有一种內化的道德制約的力量，另一方面，改革以前的中國官員實在沒有多少机會去接触經濟方面的事務，再加上毛澤東的”党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理論可以說是對原來斯大林模式的”無產階級性善論”的修正，以極權主義政治動員的方式，不斷地進行自下而上的群眾揭發腐敗的運動（例如四清与文化大革命），這种群眾性動員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弊病固然眾所周知，然而，這种”群眾運動政治”對各級官員也多少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
當今中國的社會監督机制的缺位，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一方面，傳統中國人對政府”不設訪”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傳統專制政體下行之有效的監察机制卻被廢置于一邊；一方面，全能主義政體下的”無產階級性善論“的政治遺產，依然繼承了下來，而另一方面，這一體制下的群眾運動式的反腐敗机制以及与之相應的”党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理論，卻早已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就予以拋棄。一方面，國家社會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信仰，對人們良知的內在約束力，由于意識形態信仰的瓦解与”風化”，而自然消失了，另一方面，与此同時，經濟發展所誘發的驅利動机与官員在經濟改革中接触經濟事務的机會，卻史無前例地劇增，這种种因素互為因果，种种內因外緣因素迭加在一起，怎么說也會使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得腐敗嚴重起來。由于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种种原因，當今這個改革開放的中國，可以說是處于最缺乏社會有效監督机制的時期，在這种情況下，認識一下美國公眾對政府的天生的不信任態度，以及如此做對于防范腐敗的效果，實在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比較，一方面，美國人日常生活中對他人，對陌生的凡夫俗子，有一种与生俱來的近乎本能的信任，例如我前面提到的親自經歷的一些事例，就能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面，對于政府与官員，卻有一种天生具來的本能的不信任。正是這种天生的”多疑”，卻造就了美國社會中一种人人自主的、各自為戰的、普及于多數民眾的對政府的壓力，正是這种無所不在的壓力，使任何官員不得不有所的檢點，有所警懼。久而久之，反而使一個政府及其官員變得實際上更值得人們信任。眾所周知的克林頓性丑聞也足以說明這一點。
而中國的情況似乎恰恰相反，中國人從來就是相信政府，除非政府做了坏事，而對一般人卻是天生的不信任，除非這個人做了好事。中國人人皆知的處世格言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政府所享受到的超前的信任，反而使之失去接受監督的机會。歷史的邏輯就是，一個被受治者認為天然值得信任的政府，最終就會變得實際上不值得信任。
原載 《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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