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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8日讯】 访美缘由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作为一九九八年度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各地访问了一个月。
这项《国际访问者计划》创办于半个世纪以前，主办这项计划的宗旨，是让外国人到美国来认识美国，让美国人通过与外国人的直接接触来认识世界。主办者是美国政府，而资金经费来源则主要靠民间捐款与部分财政拨款。访问者必须是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人士。在出访以前，受邀请人可以提出自己对美国社会的哪些方面有考察了解的愿望，美方则根据受邀请者的要求，结合美国方面的具体情况，为访问者拟定一个在美国各地旅行的初步的访问大纲，外国访问者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一般可以访问美国的六到八个城市或地区，由于中美文化差异较大，来自中国的个人访问者，往往由一位政府聘请的向导兼译员全程陪同。每到一个城市，当地的”国际访问者协会”的分会的自愿人员，就会把一份相当详细的访问日程表预先送到你所居住的旅馆。当然，有关你本人的情况与学术背景，接待你的人士事先也通过当地的”国际访问者协会”得以了解。这样的旅行计划中，每天安排大约四到五个访问项目。每次访谈大约进行一个小时。
一个月的访问内容安排得十分充实，时间又十分紧凑，有时紧凑得甚至连上街漫步的机会都不一定有。这种旅行实际上是相当辛累的奔波过程。美国人不象中国人对外国访客那样迎往送来。在市区参观访问，决不是我们想象的每天坐在轿车里开来开去。在市区内几乎都是不断地步行，不断地换车，在规定的时间内，从市区的一个角落，及时地赶赴另一个角落。一些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对这样的接待方式颇不习惯，认为美国人对外国人不如中国人对外国人那样热情有加。（据说，有一位受邀参访的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回国以后就对这种苦累旅行颇有微词。）然而，对于一个想亲身体验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访问者来说，正是通过这种高密度、大容量的考察访问，他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美国这样一个当今西方文明中最发达的国家，获得直接具体的亲身的体验与感受。在这样的旅行中，你在地铁上与邻座的一位萍水相逢的保险公司的女职员二十分钟的闲谈，所获得的对美国普通人印象，是你坐轿车所无法获得的。我在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内，估计正式见到的美国受访者不下一百人，确实对所访问的国家产生一种整体性的感受，获得到书本中无法获得的深入的认识。
我在出国以前，对美方邀请者提出，访美的主要兴趣是三个方面，一是希望了解美国政治制度如何运作的。其次是希望看一下美国的”草根社会”即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第三方面，是希望在美国会见研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专家，共同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并就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另外还希望会见一些原来在中国的朋友，了解他们对美国的感受。
根据我提出的这一要求，我在访美期间先后被安排访问了华盛顿、波士顿、威斯康星与加州的好几所大学，在华盛顿，我访问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著名的布鲁金斯研究所，民主党的战略研究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国会、政府部门，此外，我还在各地访问了一些民间压力集团、民间的研究所与地方的市议会和州议会、县级的两党组织，还会见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美国知识分子，例如印弟安人国的知识分子与极右派的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ist）。此外，我还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学者就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以及当代中国政治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每次晤谈大约为一个小时左右，美国人几乎都不会寒喧，见面就开始进入话题，一般都是开门见山，相当直截了当，例如，我所拜会的一位美国教授，他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问题？让我们讨论起来吧。”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主人对自己准备向客人介绍的话题，似乎都没有系统讲述的习惯，他们往往只谈十来分钟，就请访问者提问，就这样通过讨论来切入问题。这种谈话方式对于习惯于听系统介绍与讲解的中国人来说，往往颇不适应。因此，对于访问者来说，能不能恰当地、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具有渗透力的问题，是否使对方对你提出的问题产生回答的兴趣，能否把握住问题的要害，确实是使这种讨论式的访谈取得效果的关键。尤其是个人访问者，在两个人对谈过程中，谈话机会特别充分，有时把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作一点比较，往往会使主人谈话的兴趣倍增。对于访问者来说，通过密集的不断提问以及在提问中思考，并以中国的情况与美国进行比较，往往成为一种对自己思维能力与知识的自我考验。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政治心态的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承天景运”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中国人把地方官员历来称之为”父母官”，正如人们绝对不会对自己的父母的动机进行怀疑一样，人们也不会去自觉地监督政府。中国人从心理上从来没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怀疑”的。而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理应受到公众质疑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官员腐败到了以致于不能为百姓谋取利益时，人们才想到要抨击他们。新建立的王朝一开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同样”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预支的信任，这样的官僚于是又同样变得忘乎所以，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
自古以来，中国的民间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可以说是一种对政府行为”永不设防”的政治文化。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专制体制内部仍然有着一系列相对行之有效的自我监控机制，如直属中央的御史台、监察史、门下省、职官不能在本地任职的回避制度，等等。这种监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腐败化的速度与程度。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与过去相比，在制度建设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具有传统官僚社会都具有的体制内部的自我监控制度。其原因倒并不是鼓动或方便官僚们去进行贪污，而是因为受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性善论”的误导。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执政党去进行监督了。这种”阶级性善论”，是中国自建国以来就没有建立党内与政府内的自我监督制度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对那些政治敌人，也即与”性善”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相反的、被视”阶级本质”上的性恶者那一方，其防范方式之严密，为防范体制内的异已者而动用的国家资源之丰厚，则是空前绝后的。
虽然，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官员的机制，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社会结构，然而，中国官员的腐败在当时远远没有达到严重的地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强大的意识形态召感力，对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官僚及其他人们，确实有一种内化的道德制约的力量，另一方面，改革以前的中国官员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接触经济方面的事务，再加上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理论可以说是对原来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修正，以极权主义政治动员的方式，不断地进行自下而上的群众揭发腐败的运动（例如四清与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性动员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固然众所周知，然而，这种”群众运动政治”对各级官员也多少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当今中国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缺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方面，传统中国人对政府”不设访”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传统专制政体下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却被废置于一边；一方面，全能主义政体下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政治遗产，依然继承了下来，而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下的群众运动式的反腐败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理论，却早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予以抛弃。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信仰，对人们良知的内在约束力，由于意识形态信仰的瓦解与”风化”，而自然消失了，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所诱发的驱利动机与官员在经济改革中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却史无前例地剧增，这种种因素互为因果，种种内因外缘因素迭加在一起，怎么说也会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得腐败严重起来。由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种种原因，当今这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可以说是处于最缺乏社会有效监督机制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一下美国公众对政府的天生的不信任态度，以及如此做对于防范腐败的效果，实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比较，一方面，美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他人，对陌生的凡夫俗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近乎本能的信任，例如我前面提到的亲自经历的一些事例，就能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对于政府与官员，却有一种天生具来的本能的不信任。正是这种天生的”多疑”，却造就了美国社会中一种人人自主的、各自为战的、普及于多数民众的对政府的压力，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压力，使任何官员不得不有所的检点，有所警惧。久而久之，反而使一个政府及其官员变得实际上更值得人们信任。众所周知的克林顿性丑闻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中国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中国人从来就是相信政府，除非政府做了坏事，而对一般人却是天生的不信任，除非这个人做了好事。中国人人皆知的处世格言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政府所享受到的超前的信任，反而使之失去接受监督的机会。历史的逻辑就是，一个被受治者认为天然值得信任的政府，最终就会变得实际上不值得信任。
原载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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