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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日訊】苹果電腦喬布斯去年總收入高達3.81億美元，對于”沉默的大多數”美國人來說，2001年無疑是一個充滿不确定性未來的年份，而《財富》雜志最新解密的CEO薪酬數字更讓他們感到焦慮不安：在該雜志的CEO薪酬10年風云榜上，苹果電腦公司斯蒂夫.喬布斯去年的總收入達到了3.81億美元的惊人數字，成為去年全美國薪酬最高的CEO。在西方管理學的概念里，CEO通常被戲謔地貼上“文明世界的掠奪者”標簽，圍繞著CEO薪酬展開的制度安排也被稱為“高速公路上的搶劫”，《財富》雜志認為，這一切實際上是CEO、董事會、薪酬顧問以及政府多方合謀的結果。
文明世界的合法掠奪者
1950年的夏天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兩大陣營的殊死較量所吸引。沒有人注意到，就在整個世界陷入混亂的時刻，美國國會通過了一份法案，并把它鄭重其事地放到了杜魯門總統的案頭等待簽署。9月23日，《1950年收入法案》正式成為美國法律。《1950年收入法案》實際上是對美國稅法的修正，它規定任何企業今后將有權向雇員發放一种新穎的貨幣——期權。
期權制度的安排令1950年以后的美國企業精英們受益匪淺，他們從此合法地成為”文明世界的掠奪者”。辛迪.威爾，這位當年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年輕人就是該法案的受惠者之一。辛迪.威爾去年的總收入是1.51億美元，而這位花旗銀行領導者51年前最大的心愿不過是成為一名軍校生。甚至是被稱為“當代最偉大的CEO”的杰克.韋爾奇，他在1950年那個夏天的社會角色也只是一位高爾夫球童，盡管他去年總共從通用電气公司拿走了1.25億美元。至于去年收入高達9200万美元的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利森，當年才6歲，標准的黃口小儿。
所有的理性与瘋狂都從1950年的那個夏天發端，直到苹果公司CEO斯蒂夫.喬布斯最近獲得价值8.72億美元的股票期權——這是一個刷新了所有紀錄的惊人數字。如果以總收入而論，CA電腦公司的王嘉廉無疑是美國有史以來身价最高的CEO：1999年，王嘉廉的總收入達到了5.07億美元，至今還沒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
面對如此夸張的CEO身价，即便是最堅定地鼓吹自由經濟的美國學者也不得不怀疑：在經過了連續10年的經濟增長之后，美國CEO階層是否已變得過于貪婪了。美國特拉華州企業管理中心的主管查理斯.艾爾森表示：”目前各大企業為高層管理人員發放的股票期權簡直有泛濫之勢，很多時候股票期權的多少与CEO的實際管理能力并無多大關系。”就連負責為很多CEO洽談過薪酬的律師理查德.科普斯也認為：”我以前曾擔心自己的客戶無法得到應有的待遇，但現在我一點儿都不擔心了。”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麥克.詹森曾經寫過多本有關CEO薪酬問題的論著，他的說法是”現在即使是我也感到困惑”。
他們用兩只手管理公司，卻用一千只手攫取財富
嚴格來說，《1950年收入法案》雖然為美國CEO階層打開了另一扇通往黃金國度的大門，但是在整個的50年代和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部分時段里，CEO們攫取財富的途徑与速度依然有限，他們收入的增長速度甚至還赶不上普通的藍領工人。而且按照現代的標准，CEO們當年獲得的股票期權更多地具有”精神鼓勵”的意味：兩万份期權在當時已被視為莫大的獎賞。然而几十年過后，CEO們顯然已不再滿足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長進：從1996年到1998年，麥克.戴爾總共從他一手創辦的戴爾電腦公司那里拿到了3800万份期權，盡管他早就以創始人的身份擁有戴爾公司3.53億股股票。在這方面，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利森与麥克.戴爾几乎不謀而合：將近7億股公司股票并不能讓他滿足，直到去年又拿到了2000万份股票期權。
美式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常常指出這當中的一個悖論：為CEO設計期權的出發點顯然是為了使CEO的收入与業績挂鉤，但即使是在兩万份期權被視為上限的年代里，美國標准普爾氏500种先行指數依然保持著11.3%的年增長率，美國國內的物价增長速度也從未离過譜。換句話說，期權并不天然地与業績發生關系。而更嚴厲的批評矛頭則對准了拉里.埃利森和麥克.戴爾：既然他們早就以創業者的身份坐擁大量股票，為什么還需要期權的自我鼓勵？
但不論如何，美國股市的黃金時代終于在1964年走到了盡頭，美國企業的薪酬設計者們匆忙地得出結論：CEO們手中的股權形同廢紙一堆，必須找到切實有效的物質手段來刺激CEO們的想象力和表現力。他們發明了”業績表現股”這一新名詞，規定CEO獲得上述股票的前提是在特定時間里讓股价上升到特定水平。這當中的邏輯是：股价不漲，CEO就不應當受到獎勵。1984年，麥克.艾斯納在一紙具有開創性的合同上簽下他的名字，成為迪斯尼公司的CEO，其中關于薪酬部分的一個條款就是基于”業績股”的制度考慮，它規定如果迪斯尼公司的股价上漲到某一价位，麥克.艾斯納就將獲得事先确定的薪酬安排。麥克.艾斯納在隨后的几年里實現了自己的承諾，并在1989年拿走了5700万美元。
与此同時，美國社會的風尚也在變。50年代或60年代時，美國公司的CEO們普遍相信，CEO不應該成為一個泛社會化的角色，甚至連領取高薪也被認為是只能在暗夜里展開的劇情。然而從80年代起，企業家開始成為整個社會的偶像，CEO們欣然加入了這場狂歡式的現代造神運動，并渴望在全美國薪酬最高的CEO排行榜上出現自己的名字。進入80年代，美國股市一夜間牛气沖天，期權重新成了讓CEO們心跳加速的名詞，美國期權文化的濫殤由此發端。
“董事會資本主義”捍衛CEO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CEO們會主動放棄他們對于物質世界的不懈追求，即使經過51年的演變，美國CEO階層已經成為社會的真正統治者。
研究企業史的學者試圖把美式資本主義形容為”董事會資本主義”，并為此洋洋自得。在”董事會資本主義”的制度卵翼下，CEO被認為是實現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分离的最佳工具。美國人更愿意相信，盡管包括斯蒂夫.喬布斯、杰克.韋爾奇等在內的CEO們用兩只手管理公司，卻用一千只手攫取財富，但包括期權在內的制度安排過去是、將來還將是實現公司管理所必須付出的代价。事實上，CEO几乎就是美國人時刻頂禮膜拜的現代神祗。相比之下，即使是几乎同樣富庶的歐洲，一年攫取高達9位數的財富仍然是被公眾唾棄的惡行。從某种意義上來說，”董事會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更像是為美國企業的全球出擊准備的。在這樣一個以全球為場景展開的狩獵中，美國人對CEO人選的關注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對CEO薪酬的重視，因為他們的船太大了，任何選擇上的小小失誤都意味著災難性的后果。
所以，即使斯蒂夫.喬布斯虛情假意地把自己的年薪定為一美元，卻從董事會那里搶走了創紀錄的8.72億份股權外加3.81億美元，即使魯伯托.戈伊蘇埃塔在擔任可口可樂CEO的16年間，攫取了超過10億美元的惊人財富，美國人也對此熟視無睹。（北京青年報）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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