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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6日訊】 一本無意中擺放在鋼琴上的文學雜志;一位好管閑事的看門老大爺;一個端著飯盒要出門的文學編輯,共同影響了一位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門口的清洁工的命運……
采訪者：南戈
受訪者：徐星
采訪日期：2001年7月26日
采訪地點：徐星住處，一座居民樓的地下室
不論如何定義“現代”、“先鋒”，我們提到當代中國文學史時，不能不說到1985年在《人民文學》上橫空出世的兩部作品：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
王朔在回顧自己的文學生涯時說：和他（自指）同時代作家比起來，起點不算高。在劉索拉寫出《你別無選擇》，徐星寫出《無主題變奏》，莫言寫出《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馬原寫出《岡底斯的誘惑》、《虛构》的時候，他在寫什么呢？在寫《空中小姐》。這是什么東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
新銳作家回憶丁天：我吧，反正這個，就十几歲的時候，十二三，十三四吧，都是讀著這個徐星啊，馬原的小說，可以說長大的吧，然后才開始寫小說。反正那時候吧，也是特別想，就是像他們一樣，做一個自由的，愉快的人，過一种無用的生活。
這多少可見到一點儿徐星當年的影響。
徐星瘦高，不像想像的那么強壯。因為是在地下室，屋里有點儿暗。光線從窗外透過草叢照進來，倒也生意盎然。房間內的東西不太整齊，一排書柜占了北牆。
徐星病著，感冒引起了炎症，腰部得了俗稱“纏腰龍”的病，疼得很，他說，夜間會疼得叫出來。徐星撩起衣服讓我看，肚子上果然有疹狀的小包，“如果從前到后，纏成完整的一條，這人就完了。”徐星說著，倒還樂觀。
徐星上午剛去了派出所，主要是催問一下住所遭竊的案子破了沒有。談話就從他今年春天的遭竊說起。那是二月間，為方便樓房改建，他所在小區的一處鐵柵欄打開了。“以前我出門甚至出國，這屋子就是隨便一鎖，從沒出過事。這次一定是人家反复偵察清楚了，偷得很干淨，連西服、皮鞋都沒放過，電視、電腦及所有電器，一掃而光，只有書柜里的書沒動。最讓我心疼的還不是那些大件，而是我集的那些郵票——我集郵有三十年歷史了。”
徐星現在桌上的這台電腦，是朋友們听說他遭劫后為他攢的，顯示器、主机、打印机都是不同人湊的。
采訪是針對他16年前那部轟動一時的小說《無主題變奏》而去的，對話像屋里的自然光一樣隨意。“這樣挺好的，聊聊當時的事儿，不是談文學。文學實在沒什么好說的。”徐星吐著煙圈，回憶到往事深處時，不時站起來踱著步。
限于篇幅，記者將提問省去，全篇成了徐星的自白。
我是全聚德門口掃地的
1956年我出生在北京，是咱地道的北京人。1975年去志丹縣插隊，干了几年。在那儿是真苦，沒完沒了地吃土豆，沒別的可吃。在那儿，我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沒法再吃了——這讓我在國外時可受罪了，舉目又是土豆。1977年當了兵，1981年复員。回家過了一陣，到北京全聚德烤鴨店上班，就在和平門那家。我開始在那儿當服務員，干了不到一年，就把我“發”去大門口掃地了。那時候我們全聚德烤鴨店可是很重要的地方，常有領導人露面。那時老百姓要想吃上一頓可不容易，發號，門口每天都是排大隊的。
那時我也不好好干，上班想去就去，不想去不去了。
當兵時開始寫東西，詩，劇本，小說……整個一文學青年。不過從沒發表過東西，自己也從來不讀文學雜志。從內心講，我看不起那些刊物上的作品，也不相信那上邊有好東西。八十年代的文學總的來說讓人汗顏，那些東西政治味很重，很概念化，文學性還不強。當然這在那個時代是必然的。
我在烤鴨店挺自在的。那時干部群眾的分別也不明顯，待遇嘛也都差不多，喝酒免費。我是天天喝，上班前就喝，不醉不上班。領導看誰不順眼，也不能把誰給“開”了。那時候，要是一個工人被開了，是破天荒的大事了，几乎就可以說，他出了單位就進局子了。
可是漸漸地，我受到了刺激。刺激來自我的一些朋友，“發小”。
那個時代，社會上最興的是什么？是學習。全民都在學習啊。那時一見面，不是問你干什么呢、吃什么了，而是問你在學什么呢。我的那些一起長大的朋友們，不是上了大學，就是在上夜校或什么學習的班，沒人閑著，好像不上學就對不起誰。
朋友一見面就說：你怎么還干這個？一點儿不求上進？就當一輩子跑堂？
后來我就更“慘”了，連跑堂領導都不讓當了，讓我去大門外掃地，當清洁工。就這樣我仍沒覺得有什么不好。人各有各的生存价值，何必要和大家一個樣？為什么要用別人的价值來判斷我的？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看書、寫作……這就是墮落嗎？這就低人一等？非要把三教九流分成三六九等？
這种“不明白”的情緒，占据了我回京后的一段生活中。
那時我寫的一些東西，也在朋友間傳看，還曾傳到中央音樂學院、戲劇學院的學生們那儿。我只是為了好玩，和整個文學界一點關系沒有。《無主題變奏》是我1981年就寫的，寫完了也是在朋友間傳看，后來放在一個寫作的朋友那儿。
平生第一次騎著車去投稿，還喝多了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個朋友那玩儿，在她的鋼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學》雜志。無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我真的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中國文學居然也能發這种東西？它在我看來是真正具有文學价值的作品。喜的是，這种東西我也能寫嘛。
我想了想，把《無主題變奏》從朋友那要回來，抄抄改改了一下，沒怎么大動，就想去投稿。
長那么大，我從來沒投過稿，也不知怎么投。听說虎坊橋那儿有個編輯部，也不知是什么刊物的，騎車就奔那儿去了。找到了門口，看門的老大爺把我堵住了，問我干什么。我說是投稿的。他一本正經地問我寫的是什么稿，是詩還是小說。我回答是小說。他說，那你來錯地方了，你去東四十條的《人民文學》吧。
我道了謝，騎車又奔東四，才知道我剛才去的是當年的《詩刊》編輯部。
那天還是有點醉了，騎得不快，到了《人民文學》已近中午了，編輯部里只剩一個人了，他也正收拾飯盒要走呢。我說我寫了個小說，來投稿。人家也就是持著一個編輯該有的態度吧，不冷不熱地，說放那儿吧，我們有空會看的。
我掃了一眼，各編輯桌上全是滿滿的來稿啊。最終我還是放下稿子，人走到樓下了，想想覺得有點儿懸，也覺得沒說清楚，就又走上來。那人還在，我又解釋了几句，說我沒用稿紙，就用的那年代印著某單位名稱的普通信紙。人家大概也是客气著又交代了几句，說沒關系，只要稿子好就行。出了門，我有點后悔了。這么多稿，人家看嗎？我這是干嗎來了？
沒想到，第三天，編輯部的信就到我手里了，對我的小說評价很高，讓我再去一趟。我自己也很意外，說實話也挺激動，畢竟自己這樣生活，終于得到了承認。
再去的時候，感覺就不一樣了。編輯很多，都看著我，眼光也很好奇，那意思是從哪儿蹦出這么一個人？從來沒听說過。
也是，我就是一飯館門口掃地的，和文學界一點沒有往來，有誰會知道我？
編輯提出几點意見，不多，主要不是文學方面的。我照著做了一點改動。后來，小說發在了當年的第七期《人民文學》上。那位拿著飯盒的人是責任編輯朱偉，當時的主編是王蒙。
我得到的稿費有几百元吧，每千字25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了。我當時的月工資是38元。況且在這筆錢外，這篇小說的轉載率極高，當時的雜志也很守規矩，哪家轉發了都會給我寄一筆稿費。
拿著掃帚、簸箕接受采訪
當時的文學界、評論界還有讀者方面反響都很大。我每天平均要收到二三十封信，全國各地的都有，有軍人、警察、農民、打工仔，還有精神病人。有讀者到北京來找我，和我探討人生；還有人找到中國作協想要我的地址，作協根本不知道，因為我不是作協的。
還有不少記者來采訪，中外都有。我還是那一身不太干淨的白大褂，有時牽著我的狗，一兜里揣瓶啤酒，一兜里放一包醬好的豬耳朵。有記者來了，我就往門口台階上一坐，掃地的簸箕往腳邊一放，咱就開說。
當時文學和作家就是這种社會地位，不正常。現在文學這樣，就正常了。如今社會發達了，信息渠道、手段很丰富，不必只依靠文學來傳播。
從客觀上說，當時我寫的确是一個小人物，他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所欣賞，又找不到方向。這代表了不少當時青年人的普遍心理，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据和信心。
后來有人說，我的這部小說受了《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影響。可是說實話，那之前我從未看過它。過后，我從朋友那儿借到一本看了，很吃惊，太像了，不是語句、結构上的像，而是情緒上。寫作的人有時會有這种現象，這太難解釋了。
當時我算是一下子就很紅了，可工作還是“吊儿郎當”，領導又不能開除我，就盼著我走。可我就是堅決不走，就在這掃地了，這工作太适合我了。
到了1985年，社會形勢開始變了，不再那么好混了，領導也忍無可忍了，于是找到我說，你再不走就把你轉街道了。我沒辦法，只好离開了烤鴨店。這件事真的讓我很痛苦，我一輩子就找了這么一個好工作，結果丟了。
從那時至今，我就再沒找工作，就這么一直“扛著”，有時出門兜里真的沒錢。要說，我是中國文學界第一個自由職業者吧。
回國至今，也就教外國人漢語掙點錢，夠吃就行。
人活著各有其社會位置，很難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別人怎么說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當時赶著上學的那些朋友，今天又全在忙著掙錢。錢，我不是不想，我也想穿好的、住洋房、開大奔，可我在這方面比較弱智，拼命干即使得到了這些，可是為此付出、犧牲的恰恰是我認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那就是那點儿自由、閑散。
有朋友說，你會英語、德語，干點什么不好呀？我沒興趣，“我夠了”，你們都這樣，我偏不。我這人是有點反潮流的脾气的。我覺得現在這樣很好，我是個能吃飽就能活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不想干的不干，我很知足。
反潮流反到了國外
這潮流不但過去反，現在也反；在國內反，在國外那几年也反。在德國讀書時，那里的等級很森嚴，學生是不能隨便反駁教授的，而我在國內是自在慣了，對他們那一套教育體制很看不慣。我本來是想研究《點石齋畫報》，拿博士學位的，后來想想實在沒什么意思，算了吧。我在德國常和洋人們開玩笑，說真應該讓毛澤東來，給你們來一場教育革命。
這點野气，由來已久。我從小不是好學生、乖孩子，16歲時成了不良少年。可我從小喜歡看書。小時候不听話，老爹對我最嚴厲的懲罰是不讓我看書，這比打我還難受。后來父母被發到大西北，兄弟中也只我一人留京。沒人管我，衣食住行，全憑自己混。
《無主題變奏》也只是個歷史的產物，從文學上看缺點很多，現在我自己看它也不太滿意，我認為我后來寫的一些東西要更好，不過它已無可改變。現在我的一部十八万字的長篇《剩下的都屬于你》已完稿，正和出版社在談，這是我這十几年的一部用心之作吧。
說到我和所謂現代派作家們的關系，有個例子可以說說。導演米家山根据王朔的一篇小說執導了《頑主》，影片結束時，有段對話的意思是：我就想做這樣的人，你為什么非要逼著我成為別人那樣？（大意）有朋友來跟我說，王朔當時的小說里還沒出現這個意思，是不是編導人員從我的《無主題變奏》里扒來的？更有人說，在顛覆虛假的作家隊伍里，我開了個頭，是我影響了王朔云云。我根本不這么認為。文學是不看座次的，不要在乎別人的影響，你把你自己最想表達的東西表達清楚了，就行了。所有評价都是別人的事了，与你無關。至于王朔，我認為他是在當代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這么說不是因為我是他的朋友，而是因為他最大程度上化解了我們這個社會的虛偽，而且他的作品量大、影響廣泛，這是他人很難相比的。
徐星小傳
1956年，生于北京。
1967年，父母兄長都被“發”到了外地，開始了獨立生活。起初，由于年紀太小，不會自己做飯，母親每月將錢和飯票寄到一家小飯館，他一日三餐在那儿吃。
1975年，加入插隊的洪流。
1977年，當兵，開始寫作。
1981年，复員，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鴨店工作。就是在這半年中，他創作了小說 《無主題變奏》 。
1985年，處女作小說 《無主題變奏》由當時最權威的《人民文學》雜志刊發，引起強烈反響，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由傳統轉入現代的標志性作品之一。
1986年，從全聚德烤鴨店离職。
1989年，赴德國西柏林藝術大學講學。
1990年，受伯爾夫人之邀，入住“伯爾小屋”，專心于休整与創作。他之前的受邀入住者為索爾仁尼琴。
1992年，赴德國海德堡大學讀博士學位，原定論文題目是關于 《點石齋畫報》，后覺得沒勁，放棄。
1994年，回國至今。
1995年，徐星被法國《觀察家》評選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說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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