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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0日訊】 2001年6月1日斯坦福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所在校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了四個專題討論會以慶祝該所成立20周年。當天參加慶典活動的共有80多人，其中包括當初的創始人，目前各系部從事女權主義研究的教授，以往畢業的校友代表和正在選修女權主義課程的學生。筆者也應邀參加了此次盛會，並作了“女權主義與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的主題發言。
本次慶祝活動吸引了多家電視臺和報紙的關注，因爲近期相繼發生在校園的與女權主義相關的三個事件爲這一盛會做了很好的廣告宣傳。其一，醫學院職員科妮莉亞博士控告其上司性別歧視案件歷時一年多終於在4月份獲得勝訴。其二，英語系詹妮弗·薩默博士于5月份成爲英語系自88年以來第一位獲得副教授和終身任職的女性。其三，斯坦福大學董事會在5月底宣佈將從下學期開始採取有效的措施以招聘更多的女性教師和職員。
當天慶賀大會所討論的四個題目分別是：女權主義研究與教育：學術、教學和課程建設；女權主義研究與同盟軍建構：種族、階級和性欲；女權主義與藝術：創造性、文化和交流；女權主義和政治：政策、實踐和社會變遷。整個研討會的內容可以歸納爲：追昔撫今，展望未來。來美國訪學以前，本人也曾寫過幾篇探討女權主義的文章。我一直認爲女權主義運動和研究在西方一定如火如荼，一帆風順。聆聽完“先輩們”訴說之後，一天下來我真是感慨萬千，覺得有必要將自己的感觸與反思記錄下來以糾正當年自己認知上的偏頗。
窮途末路：偏頗的早期女權主義批評
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權主義是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産物。女權主義批評在發展過程中廣泛改造和吸收了在當代西方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批評的思路與方法。它的思想基礎大致有三。首先，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和階級壓迫學說，弗洛伊德的“菲勒斯中心主義”（ph a llo cen tr ism）和解構主義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寫到，沒有經濟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經濟基礎決定人在社會生產關係中的地位。自母系社會解體後，在社會大生産中女性便處於劣勢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淪爲被壓迫者；而男性則成了家庭和社會中的主宰者，長期扮演著壓迫者的角色。其次，從心理和意識方面來講，弗洛伊德認爲女性在幼年時期便開始意識到自己缺少男性陽物缺憾。這種缺憾一方面往往使女性感到自卑，另一方面對“陽物崇拜”助張了男權和父權社會文化體系産生。再者，主張“消解中心”的解構主義爲顛覆男性霸權、尋求女性的獨立和自主提供了方法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的女權主義批評有著較鮮明的政治傾向。它是以婦女研究爲中心的批評，其研究物件包括婦女形象、女性創作和女性閱讀等。它要求以一種女性的視角對文學作品進行全新的解讀，對男性文學歪曲婦女形象進行猛烈的批判。它聲討男性中心主義傳統文化對女性創作的壓抑，提倡一種女權主義寫作方式。
英美女權主義批評的主要代表人物爲凱特·米勒特和伊萊恩·肖瓦爾特。前者的《性政治》“從男女生理差異出發，重點揭露男性中心文學對女性形象的歪曲，抨擊傳統的‘陽物批評’，進而批判男性的父權制社會。”後者的《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女性小說家》旨在“描述從勃朗特時代到當今的英國小說中的女性傳統”，以填平奧斯汀、勃朗特、喬治·艾略特、沃爾夫等大作家之間的斷裂與鴻溝，從而去展示女性文學持續不斷的傳統。
回顧和審視20世紀60、70年代的女權主義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而誕生和發展的西方女權主義批評有其積極的一面。它順應了西方社會婦女解放運動逐漸深化的趨勢，對夫權制社會給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女性爭取獨立和解放的實踐活動；它的批評、研究成果也有許多創新和拓展之處，爲西方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維模式。之後，許多曾被歷史湮沒的作家諸如艾米莉·狄更生和賽珍珠被文學批評家重新挖掘。但是，女權主義同時也呈現出很大的局限性和偏頗，政治色彩過於濃厚和實踐行爲太激進。例如，婦女解放運動的許多領袖把婚姻叫作“奴役”、“合法的強姦”和“無償的勞動”。在曼哈頓，五萬名婦女昂首闊步地走過第五大道，一律不戴乳罩，任其乳房在胸前顫顫巍巍。紐約大學三分之一的參加過和完全陌生人做“一夜夫妻”的活動。
衆所周只知，女權主義反對的就是男權壓迫，它的終極目標就是尋求獨立平等和個性的解放。然而女性的解放是一個比較複雜和漫長的工程體系。良好和公平的社會制度固然對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爭取與男性相平等的社會權益起著很大的決定性作用，可它不是惟一的因素。《白毛女》的喜兒絕不會因爲八路軍的到來和新的社會制度的建立而一夜之間成爲一個政治獨立和身心健全的女性。黃世仁給她所造成的心靈創傷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癒合。而衛慧筆下甘願墮落的“上海寶貝”和南方較爲盛行的“二奶”現象也當並非今中國社會制度的産物。由此看來，女性的真正解放還取決於其他因素諸如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女性自我意識的強弱。
女權主義在策略和實踐上的種種偏頗導致了它一度“聲名險惡”，成了“極端主義”和“暴力”的同義詞。女權主義有太擴張太衝突的感覺，不太被社會所接受。20世紀70年代之後，它已經成了強弩之末。其實踐的結果也僅僅是雷聲大雨點小。前面提到的近期發生在斯坦福校園的三大女性事件就是很好的佐證。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場新興的女權主義——婦女學和社會性別學便在美國各主要大學的校園裏悄悄産生了。
艱難的起步：從女權主義走向後女權主義
西方婦女學（w om en stu d ie s）和社會性別學（g en d e r stu d ie s）現在有20多年的歷史。它主要在美國，歐洲要弱的多。80年代中期從國外傳來的w om en stu d ie s被譯爲“婦女研究”，準確的譯法是應是“婦女學”。有人認爲“婦女”這個詞政治色彩太強，建議不用“婦女學”而用“女性學”。但同時有學者提出反駁意見，說“女性”易將婦女生物學化，掉進本質主義陷阱。有學者還根據當前發展趨勢，還是稱作“婦女與社會社會性別學”（W om en＆G en d e rs Stu d ie s）較好，其理由是現在“社會性別”逐漸成爲一個分析範疇，適用於所有學科範疇。當今的婦女學既是多學科—跨學科的以社會性別爲核心概念的新知識體系，又是需要張揚婦女主體（研究主體和研究物件主體），“婦女與社會社會性別學”這一稱謂可以避免淹沒婦女主體。在國外，一些大學紛紛以“婦女與社會性別中心”命名，就反映了這種趨勢。
在西方，婦女學和社會性別學很清楚地在高等學校裏邊進行，是學術界的。它跟婦女運動的關係是什麽呢？它是在婦女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它受了婦女運動的啓發，要來改變男權的文化、制度，也要改變男權的知識結構——清理以前對女性的認知。用流行的話語來講就是“解構”，就是要把以往的知識清理一番，看看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及産生這些知識的基礎、背景是什麽。婦女學從研究來說，是解構知識體系；從教學過程看，它與婦女運動的實踐有密切的關係。
這一點在美國尤爲明顯。美國不是一開始就有婦女學，它是早期女權主義和實踐的産物。它從婦女運動也就是西方女權運動中産生。當時好多社會各界的婦女在社會上搞了運動之後，就將運動中的議題，很具體的，如爭取墮胎權，同工同酬……好多議題帶回學校。高等學校女教師在50年代末、60年代中是很少的，那時女學生不少。女學生回來之後，就要看看課堂學的東西裏面怎麽回事，也想瞭解自己。婦女在社會上受了這麽多的思想啓示，回到課堂，怎麽樣？於是在女學生的推動下，有些女教師就開始做了婦女史的研究和教學。然後就推向其他學科。最早是從史學開始，然後從其他學科一們課程一門課程的開始來清理。
不過，婦女學在大學的興起在並非一帆風順，它經歷了一段坎坷之路。這是因爲人們對它還不太瞭解，存有許多偏見。斯坦福大學的婦女學始於1981年。但作爲一門獨立的可授予學位的學科則是七、八年之後。研究中心副主任、婦女學的創始人埃斯特爾·弗裏曼向與會者講述了它們當年所碰到的種種挫折。在當時，許多教授認爲婦女學不是一門科學。學校的董事會也是經過無數次的辯論和聽證之後才同意開設這一專業。婦女學88級學生戈爾芬尼在回憶當年學校生活情景時講到，“當我向我的導師提到我準備放棄政治學去攻讀婦女學碩士學位時，我的導師滿臉茫然地問到：“你母親知道什麽是女性學嗎？”
婦女學的廣泛而深遠的目標在全美婦女聯合會1977年成立的的導言中是這樣表述的：“爲推動和維持‘意識和和知識中重大的成就的教育策略’，這將‘改變’個人、制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最終將‘改變’整個社會”。它旨在創造建立一個既沒有性別歧視，也沒有種族主義、階級主義、年齡主義和異性戀主義。美國學者瑪麗蓮·鮑克塞在其新著《當婦女提出問題的時候》（1998）和她的論文“重新規劃大學藍圖：培養婦女研究博士的前景”（1998）“不守規矩的知識：婦女學與學科問題”（1999）對婦女學的兩個根本目標做了詳細的論述。她認爲婦女學既盡可能深入而廣泛地紮根於系科之中，又伸展出去參與適合婦女學知識興趣和具體體制結構的跨學科單位，也就是說同時參與學科和跨越界限深表認同。
後女權主義——婦女學和性別學同20世紀60、70年代的根本差異在它的跨學科性和政治傾向的溫和性。什麽是跨學科？朱麗·湯普森·克萊恩在《跨學科：歷史、理論和方法》中指出：“在本世紀，跨學科被定義成一種方法論，是一個概念，是一個過程，是一種思考方式，是一種哲學，以及是一種反思的意識形態……在通常情況下，我用跨學科一體化互換等形容詞來表達融合不同觀點的設想或渴望。”J·皮亞傑認爲跨學科是學科之間“相互吸收”的結果，其中所涉及的雙方或全部學科通過相互作用而改變。
跨學科産生是因爲女權主義所涉獵的問題都很寬廣，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學科可以給出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於是，婦女學和社會性別學就是將女性置於多種社會範疇——包括國家、地區、種族、階級、宗教、性傾向來研究婦女問題。這些衆多的範疇自然而然涉及到許多學科。就拿斯坦福大學2000－2001年婦女學的課程表例，它爲可謂五花八門，包羅萬象。亞洲語言、經典閱讀、比較文學、舞蹈、戲劇、英語語言與文學、法國與義大利研究、德國研究、哲學、宗教研究、文化與社會人類學、種族與文化、健康研究與政策、歷史、人類生物學、法律、語言學、醫學、商務、政治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婦女學的跨學科性使教師、學生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分析問題，去尋求一個比較公正全面的判斷和認識。
自80年代以來，從事婦女學和社會性別學的教師、學者提出了女權主義階段理論。她們根據評價女權主義關於改革課程和學科的觀點的發展過程，把學術發展分爲五個階段：（1）男性學術階段：這個階段對於知識的片面性和排他性沒有意識；（2）補償性學術階段：在這個階段婦女的缺失被提出來了，但婦女在學術中的加入只是象徵性的，並沒有觸及和改變傳統結構；（3）雙焦點學術階段：在這個階段人類的經驗被認爲具有二元性，但仍然通過與男性的關係來看女性，並且學術中女性形象也依舊比男性少；（4）女權主義學術階段：這個階段把女性放於中心位置，提出新的問題以闡釋不同女性多元化的經歷；（5）多元焦點相關學術階段：這個階段全面看待人類的經歷，確定把人性中的不同面結合在一起的因素和使它們分離的因素。（杜芳琴，2000）
至於說社會性別理論，大量建構是在70年代以後。自“g en d e r”這個詞誕生以後，人類才意識到有時史以來任何人類社會都有社會性別。在此以前，人類對性別的認識是無意識的。這個詞代表了女權主義在歷史發展上的一個過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通過一系列社會行動，人的身體變成了一種社會性別。這些行動在歷史時間中不斷更新、更改和鞏固。歷史學家斯科特在《社會性別：歷史分析的一個有效範疇》中對性別作了一個概括。他認爲社會性別是組成以性別差異爲基礎的社會關係的一個成分，是區分權利關係的基本方式。在這裏，他強調了兩點：第一，社會性別是社會關係的表現，不是由生理性別決定的；第二，社會性別是權力關係的一種存在方式。
婦女學和性別學的溫和性在於它放棄了早期女權主義偏頗、激進的一味地去顛覆男權的政治主張和實踐。它主張通過教育來普及和提高女性的社會性別意識，增強女性的社會性別覺悟，來循序漸進地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婦女學的學者認爲社會性別意識不等於社會性別覺悟。它們二者之間有一個過程。女性具有社會性別意識只是有了一種社會性別的敏感性。如果女性再能具備社會性別覺悟，她們便可以在自己的計劃中有一種挑戰傳統的兩性結構的戰略影響，對社區不平等的社會性別機制才能進行有效地幹預。
興起於美國校園的女性學和社會社會性別學對培養和提高女性學生的性別意識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有關研究結果表明，婦女學課程重視培養學生對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意識，這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許多學生分析大型社會機制的能力。這個社會機制是差異得以根植、強化和確定的原因，也是權力的不平等分配及其持久化的原因。婦女學和社會性別學能幫助學生把知識與個人經驗相結合，創造個人化的學習方式。同時，它還有助於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批判意識。相對於其他課，學生在婦女課堂上經常爭論課堂內外的話題，婦女學的教授也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觀點。這種教育方式帶給學生是一生的受益。她們畢業後無論從事什麽工作，居於何處，她們都會帶著一種全新的視角去評判和改造自身以及自己所生存的社會。
比較早期的女權主義和後女權主義，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的目標是一致的：爭取婦女的解放，追求女性的自我疆界，但它們所採取的策略是不同的。前者代表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變革，主張激烈的變革，通過顛覆和消解男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後者代表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改革，通過提高全體女性的社會性別意識和覺悟來實現自己的目標。認識上的不同、理念的偏差是産生二者之間分歧的根本原因。女權主義從偏激走向溫和給我們的啓示或許就是我們一定要盡可能全面公正地去審視自己所要採取的行動，對萬物都要有一個正確的理念。
——轉自《天府評論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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