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針對孩童的兇案頻發凸顯的是怎樣的社會危機

肖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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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日訊】一

3·23南平慘案以來,一個多月間,連發六起校園血案。就在各地開始對校園嚴防死守,甚至警察持槍護校的態勢下,5月12日,陝西省南鄭一家幼兒園再起血案,9死11傷,死者中7個兒童,是數起血案中死傷最慘重的。

幾乎跟數起校園血案同時段,富士康自今年以來員工已經「八連跳」,後兩起跳樓自殺,分別是5月6日和11日,僅間隔5日——這篇文章正要結稿,14日又發生一起,跟第八起僅隔兩天。近日港報一則關於四川地震災民精神狀況的消息也令人震驚:震後到四川作心理輔導的香港慈善組織「災後心理輔導協會」,得悉官方數據錄得有嚴重自殺傾向的災民比率,由去年3月的12%,急升至去年底的34%。這些之外,還有近年不斷發生卻一直在刻意迴避的大中小學學生自殺現象。

一邊是高頻度的自殺和高比例自殺意向,一邊是幼童成為兇徒襲擊、殘殺對象。如果說自殺現象,當局還可以通過對媒體的控制作淡化處理,很多人也可以當於己無關而繼續抱漠視態度,可接連發生針對幼童的兇案,足以令最麻木者也驚覺到這個社會危機四伏,每一個有孩子的家庭更會感到危險逼近身旁。過去輕車熟路的淡化處理也好,把事件忽悠成個案也罷,都不再行得通。泰興幼兒園的血腥一幕之後,從高層到地方當局都在採取應對措施,所以有了警察護校、鋼叉校衛隊等等。然而,並沒能阻止新的悲劇發生。於是,南鄭慘案一發生,警界高層隨即強硬表態「嚴打」,要「打得不敢對孩子下手」。可是,這些針對兒童的屠戮,行兇者就沒打算還想活下去,對這樣的人來說,問題根本不是敢不敢下手,而是怎麼尋找機會下手。何況,七起血案的兇手在行兇前都不屬於警方視野內有危險傾向的人物。人們心裡明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殺童血案背後是深層次的、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溫家寶總理日前的講話正視了這一點。不從根本點著力,再多、再嚴格的防範措施都防不勝防。而且,某些措施只可短時間使用,長期使用,勢必產生新的嚴重問題。

震驚之餘反思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時,人們不約而同聚焦到社會不公、貧富兩極分化上。這其實是一個早就不容迴避的要害問題,尤其我國的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始終有制度安排,這個體制因素步步將我國推向高風險社會。幾年前,曾論及這一特殊情況:

「我國的兩極分化不像其他同樣受這個問題困擾的國家那樣,一般經歷了相對長期也相對自然的分化過程。我國私人財富積累的自然過程,經由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對私有財產的全面否定和大規模沒收,早就徹底中斷。後來發生在轉軌時期的兩極分化非常特殊:沒有經曆數代人的長期積累過程,而是很短時間內通過社會財富迅速向極少數人手裡集中發生的。這是一個很不自然的財富分化過程,始終有制度上的安排在起作用,有公權力的滲透和參與。這中間,最容易觸動社會神經的公正問題格外引人矚目。」

對相對自然形成的財富分化,人們可以有較高容忍度,但形成過程充斥著對公正的漠視和踐踏的兩極分化,人們的容忍度非常有限,即使一向「大肚能容難容之事」的中國人!——不過,中國很多人的「能容」,是在大問題上,甚至基本權利上。雞毛蒜皮事,一觸即發卻是很具代表性的反應。

真要致力於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解決這個問題宜早不宜遲,越拖,矛盾積累越深,也越難解。可實際走向相反。強勢集團、包括掌握公權力的部門利益肆無忌憚綁架公共政策,不僅稅收、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大的公共政策方面反向傾斜,加劇不公,就連城市道路資源分配也越來越擠壓弱者空間。近年還發展出兩種使人產生強烈被剝奪感、極易引發事端、激起民變的做法。一是憑藉公權力進行的掠奪,比如,賣地財政下對農民土地的掠奪;政府與開放商聯手拆遷狼煙四起,許多市民也成掠奪對象。二是病態的城市理念支配下對底層謀生者、特別是針對小販的打擊、堵截和搶掠。

對一個正常社會來說,公正是凝聚社會倫理、政治、法律共識的一個基點。立法和施政是否灌注著公正的精神,對社會能否良性發展至關重要,對人的心理、精神狀態也有著無形而有力的影響,這也是公正為什麼成為政治學、法學、倫理學交匯點的原因。但在我國,公正遭到了粗暴的踐踏。

社會不公以及大量人為製造的對立、衝突甚至仇恨背後,是權力亂象。無制約權力可能有的最誇張、膨脹、野蠻、瘋狂的特徵,既通過「算個屁」、「板針刀上肉,想怎麼剁就怎麼剁」……之類官員言辭表達出來,更由行動直接演繹給全社會看。已然形成的社會不公醞釀了嚴重社會矛盾,權力的囂張則既把矛盾催化成衝突,又不斷釀出新事端。製造了事端和衝突,不反省衝突緣由,卻強力維穩,這種維穩路徑代價極為高昂,稱「天價維穩」絕不為過。它一方面成吞噬國民財富的無底洞,另一方面,習慣性的濫用警力、截訪、非法拘禁之類方式堵死一切說理和宣洩渠道,不啻在一個密閉而脆弱的巨大容器裡蓄洪,也不啻為了營造穩定假象把矛盾衝突封閉到去掉氣閥裝置的高壓鍋內。「中國人沒有發洩途徑」這一事實,連一位來華沒幾年的尼日利爾留學生也注意到了(5月13日南方週末)。

一個存在體制性不公、又人為製造對立、分裂,令許多人產生被歧視感、排斥感或被剝奪感①的社會,再四處堵塞表達訴求的渠道和發洩途徑,人的精神被負面情緒侵蝕,情緒無從釋放,心理無法調適,出事是早晚的事。而且,當下很多情勢足以把一個很熱愛生活、很平和的人也逼得精神失控,這種情況在各處拆遷中就不少見。

如此狀況下,自殺和兇案高發,幾乎是這個社會的宿命。然而,連發的兇案專選孩子為對象,卻極為罕見。

無論有怎樣的冤屈、怒火,濫殺無辜、而且殺的是孩子,令人驚悸莫名,不可理喻。然而,這裡確實存在誘發這種恐怖事件的因子。僅舉兩點:我國曾長期強力灌輸的意識形態中包含了鼓勵反人性、輕看個體生命價值的內容,現實中人們隨時可感的漠視生命現象,無疑也對人的心性產生不良影響。

可能現在很多人不知道,我國曾經對人性、良知、人道主義進行了長期批判和排斥,包含在人道主義之內的人類基本價值共識被貼上政治標籤。直至八十年代,思想界試圖在這個問題上突破禁區,也幾次招致整肅。人道價值夾縫求生、動輒得咎的思想理論環境,使得思想界在建立倫理共識上難有作為;而持續批判和排斥傳導給全社會,是要對整個民族精神和心智產生影響的。

尊重每個個體生命是人道主義的基本倫理精神。即使不說這種倫理精神具有的引導人突破狹隘認同的開放性,僅就消極意義方面,它具有的抑制暴戾之氣、克服麻木的力量,就是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不可或缺的。對人道主義長期的批判和刻意排斥,破壞了在全社會建立尊重生命倫理共識的條件。而且幾十年間,批判排斥所傳遞的價值信息跟漠視個體生命的現實互為對應、強化。近一二十年,人道主義不再是禁忌,「尊重人」、「尊重生命」也時時出現於媒體和官員之口,然而,現實的力量遠勝於言辭。別的不說,被人禍奪去大批生命的事件隔三岔五的出現,一批批死者連姓名也被隱匿掉就湮滅在冷冰冰的統計數據中。這中間,對生命沒有絲毫尊重。

發生在成人身上的災難是這樣,孩子呢?不管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有怎樣的差異,孩子受保護是通例。在這裡,孩子卻成了不斷遭受傷害甚至殺戮的高危群體。疫苗、奶粉、水污染、校舍……孩子頻頻受害,家長投訴受阻、維權被打壓。這一切,向社會傳遞出令人悲哀的信息:孩子的生命在這個國家被極度輕看,尤其當一次次孩子傷亡慘劇發生後,高官照舊出現在各種慶典場合,電視照舊一派歌舞昇平,這種感受更強烈。

文明社會的規範在這裡遭受挫敗,人類共享的道德在這裡常常失效。這種狀況,對任何社會都很危險,對一個被各種矛盾、衝突困擾的社會,就更加危險。

當已有的矛盾、衝突演化到強勢一方氣焰囂張、肆無忌憚,無所憑籍、在權力不軌面前深感無奈的弱勢一方同樣無所顧忌時,由以下元素共同鑄就的最劣質一面就活躍起來:不良政體在培植奴性的同時對部分人天性中窮凶極惡的一面的刺激,由此導致的人性淪落——冷漠無情、蔑視生命,服膺於強權卻睥睨弱者、施暴弱者,加上宣傳、反教育的教育以及現實中對生命的輕看等等。整個社會不得不面對很不堪的情景,而最不堪的是,後果落在幼兒頭上。

屠戮兒童事件和其他血案不斷發生,根源固然是深層次社會矛盾,但對社會公眾來說,最直觀、影響最直接的,是政府部門和官員無底線——對人的生命毫無敬畏,語言、行動充滿暴戾之氣。可以說,整個社會瀰漫的暴戾氣息,這是主要發散源。尤其已成常態的暴力拆遷和對底層民眾濫施暴力,這種由公權力演示的暴力,有任何個人暴力行為無法比擬的示範作用和擴散力。這類行為已經到處激起反彈。如果說深層次社會矛盾的解決需要過程,但遏制最刺眼、對社會有最直接暴力示範的行徑,不能等待。

但現實中,權力濫用沒有絲毫收斂,血拆在加快步伐,對底層謀生者照樣圍堵,廣州近日因收繳上路電動車發生暴力衝突,當局一味抓人、放狠話,「絕不姑息」云云,這種霸氣表明毫無反省,更無收手跡象。然而,一個不給底層留活路的社會,沒有誰是安全的。

至於保護兒童名義下採取的措施,有些可能遺禍無窮。其中,把一些人群貼上標籤,這無助於孩子和公眾安全,倒可能無端傷害很多人、製造出新的矛盾。

①如,清除所謂無業人員、堵死底層低成本就業和正當謀生路。

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轉自上海理財一週報5月28日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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