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擔任校長的期間，除了校務，他還參與了兩件事：教改與石雕藝術推廣。在花師擔任第一任校長的第三年（一九九五年），陳伯璋受邀參與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前半年以顧問的身分參與，之後因教改會被批評缺乏師範體系學者專家，因而將畢業自師範大學的他及黃炳煌、簡茂發等學者，改聘為委員。
「參加教改會才知道，在教育圈之外，原來還有這麼多人如此熱心地投入教育。」這些委員們不僅認真研讀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獻，還親自到荒山僻野，察訪原住民教育，如當時擔任行政院主計長的韋端（現改名為韋伯韜），以及台大化工系教授牟中原等人。「從他們身上我體會到，教育改革不只需要專業，更要有熱情。」
「參加教改的兩年，讓我歷經了教育界的波濤洶湧！」過去一直屬於學院派的他，經由教改，實地接觸到第一線。「可以說，教改是我從理念到實踐的一個分水嶺。」
接觸石雕藝術活動，則是忙碌的工作外一個美的饗宴。花蓮盛產大理石，地方人士於是就地取材，舉辦國際石雕大賽。
身為花蓮師範學院校長的他，也是當仁不讓的推動者之一。這項活動至今仍進行得如火如荼，每年的得獎作品都收藏在花蓮文化中心或工業園區。
「因為石雕藝術活動，我認識了許多民間藝術（如奇木、雅石）的收藏家，以及音樂愛好者。」與這些收藏家、鑑賞者互動，除了能拓展視野、親炙學術外的智慧，更讓他緊繃的壓力找到釋放的出口。
像經營「福園」民宿的蔡子盛（扁政府時的「國師」）收藏了許多玫瑰石，「我們常稱玫瑰石為『內在美』，因為它的外表不起眼，黑黑醜醜，但是切開來或磨去表面，就會出現山水畫般的紋路，或呈現玫瑰般的色澤，令人驚豔。」
每當有國內外好友到花師造訪，他就會帶著賓客們到福園尋寶，聽聽他們對玫瑰石的讚嘆。
除了奇石，還有奇木。奇業檜木館的董事長林進裕收藏了許多奇木藝術品。有一次他向陳伯璋透露，這些奇木藝術品原本都是要拿去燒了的朽木，但在他的搶救及事後整理下，一個個變成藝術品。
看著那些像耳朵、像眼睛，或像觀音的奇木，很難想像它們原是遭人棄置的樹瘤。曾經有位日本大商社的社長，對林進裕的奇木收藏大為傾心，想要全部買下來。
他甚至在臨走前留下一張空白支票，表明只要林進裕肯割愛，無論多少錢都任由他填寫！
但是林進裕終究不願割捨他的奇木收藏，「他說，他不希望將來子孫們要花錢搭飛機，到日本去看爺爺的收藏品。」林進裕還對他的奇木下了一個註腳：「朽木雖不可雕，卻可以欣賞。」
陳伯璋深感此話發人深省，它蘊含了「天生我材必有用」、「一枝草一點露」的智慧，「而且這些民間智慧，和學術上所倡議的『多元智慧』相通。」
那段期間，陳伯璋也和多位愛樂人士有些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如週末與慈濟醫學院院長李明亮（後來擔任衛生署署長）在亞士都飯店雅美廳，共同舉辦的音樂欣賞；與花蓮的音樂愛好者葛守真教授、童添貴老師、江淼雄與趙勝豐醫師等人，不定期的雅音小談。
這些聚會或活動不僅達到自娛的目的，並對後山古典音樂的推展，發揮推波助瀾的功用。
陳伯璋在花蓮師範學院擔任校長時的阻力雖不小，但肯定的聲音也不容小覷。第二次連任時，贊成票甚至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年卸任時，學校的自籌經費也已超過百分之三十五。「比較遺憾的是，在我任內沒有合校成功。而且我離開後，學術研究的氣氛又變得較不積極了。」
時隔八年，東華大學與花蓮師範學院已整併，但花蓮師範學院的校名已不復見，這和陳伯璋當年所主張的「結合兩校校名」差距甚遠。花蓮師範學院現址改稱為「美崙校區」，「預計三年後，美崙校區也將裁撤，全部搬到東華大學的廣大校地。」
回顧這八年，陳伯璋戲稱是一部「東部開發史」，「至於是非功過，就留待後人去評價了。」他瀟灑地說。
教學生涯另一起點
離開花蓮師範學院後，重回師範大學任教，教大學部一班及研究所兩班。「這一年是我教學生涯中，唯一沒有接行政職的教學工作。」正想細細品味教學與做研究的自由自在時，行政職的機會又找上門了。
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想在該校的教育學院內，成立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這個理念和陳伯璋不謀而合，「自從教改以來，高等教育可以說是教育界的九二一大地震。」參與過教改的他，很希望有機會再為高等教育效力。
因此接受淡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職務。兩年後，在卸任教育學院院長黃炳煌教授的推薦下，兼任教育學院院長。又過一年，他辭去研究中心主任一職，專注於教育學院院長的工作。
當時，正時興修教育學程以取得教師資格，因此教育學院的學生源源不絕。再加上經營有道的淡江大學，請來教育界「熊貓級」的教授（除了他和黃炳煌以外，還有之後聘請的楊朝祥、黃榮村等教育部長），擔任教育學院院長，更增添號召力和說服力，使得教育學院甫成立就成果非凡。
「淡江大學是一所企圖心很強的學校，不僅重金禮聘學者專家，也砸下大筆資金在硬體設備上。」在他服務於淡江大學的五年內，學校興建了體育館及外語學院兩棟新建築。
不過，該省的地方，他們卻也一點都不浪費。「像是嚴格控制職員及研究助理的人數，以免浪費人力。如果事情真的做不完，就另採外包制。」
淡江大學的廣宣手冊也讓他印象深刻。「他們把學校的經營績效、歷年表現和未來的願景，一一羅列在手冊上，再廣發各界人士，頗能達到宣傳的效果。」
張建邦創辦人最讓陳伯璋欽佩的地方是，他每年去美國度假時，總不忘到史丹佛大學圖書館翻翻新書，吸收新觀點。
「他一方面督促自己與時俱進，追求新知；一方面亦藉此修正與調整原來的想法。」由於他本身是個求新求變的人，因此對於某些教授數十年如一日的作風，特別不以為然。
「他曾經告訴我，當了那麼多年的大學校長，他覺得還是大學教授最難纏。因為，『想改變他們授課的科目，比移墳墓還難！』」
「由於張建邦深具未來觀。只要他一有什麼新的想法，就會在開會時拋出來，凝聚大家的共識後，再塑造成一個大家努力追求的願景。」這種「開放的專制」，反而有助於提升效率。
此外，他們對於元老級教授也非常照顧，凡是有升遷的機會，都會先想到舊人。這種做法，促使許多口碑甚佳的教授，願意安下心在淡江大學貢獻所長，而不會汲汲於跳槽國立大學。
不過，那是指成立數十年的既有系所。在新成立的系所中，陳伯璋卻發現，師資方面往往出現斷層。「除了熊貓級的教授與年輕的助理教授外，中生代的副教授及教授頗為缺乏。」
因為助理教授熬成婆（升等為教授、副教授）後，通常想跳槽到國立大學；而自國立大學退休下來的教授、副教授，就成為私立大學重金禮聘的「熊貓級」的教授。「這就像是學術圈裡面的一個循環。」
淡江大學是陳伯璋首度接觸的私立大學，而且是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淡江大學的經營講究效率及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品質管理）。」
雖然被批評為家族企業，但因他們懂得尊重專業與充分授權，「也就是，行政管理歸家族體系掌控，專業工作則交由專業人才發揮。」因此，即使有家族企業的專制之嫌，也是一個「開放的專制」。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緣」與「圓」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於二○○○年五月四日正式成立。剛成立時，僅有十四名工作人員；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行政院將「教育部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納入，員額達七十六人（行政人員四十人、研究人員三十六人）；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教育部令，再整併「教育部台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員額仍維持七十六人。
雖然教育研究院是在一九九六年教改會後，正式被積極地催生，但是遠在一九八○年，國建會就已經建議籌設全國性教育研究機構。
「眾所周知，教育問題錯綜複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必須有一個長期性的研究機構，從長期性、系統性及整合性的角度，奠定教育研究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以作為教育政策及落實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據。」陳伯璋說。
在此共識下，無論是教育界、學界，甚至社會各界，對於成立教育研究院，早已醞釀許久，且有了初步的規劃與雛形。
籌備處自二○○○年成立以來，歷經了吳清基、吳鐵雄、何福田、陳清溪代理主任及李坤崇等五位主任。二○○八年八月一日，陳伯璋在政務委員曾志朗推薦下，由前教育部長鄭瑞城任命為第六任籌備處主任。
陳伯璋就任後，每每與立法委員溝通教育研究院成立的必要性時，最常被質疑的便是，它與教育部及各大學研究單位的功能有何不同？
「以教育部來說，它是一個行政單位，無力進行教育研究；而各大學所做的教育基礎性研究，多屬學者個人的學術研究，或與各校發展有關的研究。這些研究不見得能與國家整體教育的發展有關。」
而且，國科會所補助的研究計畫，多屬數個月到一兩年的短期性研究，無法長期地對關鍵性問題深入了解，及提出解決策略。「國家的教育政策和課程改革，必須有一個長期性的研究機構，擔任國家的教育智庫，永續提供可資參考的研究與決策建議。」
參與過教育改革與課程改革之後，陳伯璋深切體會到，目前的教育政策常因人（教育部長）而異。
部長更換之後，剛起步或走了一半路程的教育政策，可能就會腰斬或改頭換面；而教育改革、課程改革也都是任務編組，缺乏一個長久職司的機構，以至於國小、國中、高中各改各的，無法有一個連貫性、整體性的改革。
作為一個國家的教育智庫，地位當然是越超然越好，所以最初的機關屬性規劃是「公設財團法人」；後因考量到涉及諸多公權力，遂改為「行政法人」；之後經教育部各單位共同協商的結果，裁示：先採「公務機關」進行整併，之後再朝成立基金、法人方向發展。
雖然法人組織最不受行政院與立法院制約，主控性強、經濟獨立，但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可行性不高。
以公務機關的身分隸屬於教育部轄下，讓許多關心教育研究院未來發展的專家學者擔心，教研院未來會不會只是教育部的一枚橡皮圖章，而無法發揮應有的理想與功能？
對於這項質疑，陳伯璋的看法是，教育部裡的短期研究計畫當然要盡量配合，但須顯現出學術研究的客觀與超然；而中、長期研究計畫，則由該院主導，若能確實建立研究的品質與可信賴度，那教育部就會配合教研院的研究計畫，屆時豈會僅是一枚橡皮圖章？
與其拘泥於機關屬性，而無法成事，不如退一步想，先求成立，再談其他！「當務之急是，讓這個各界翹首盼望許久的機構正式成立。」
早年吳清基擔任第一任籌備處主任時，即基於可行性的考量，務實地將教研院定位在公務機關，並根據政府組織再造、人事精簡的政策，以及前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整合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國立教育資料館、三所教師研習中心及國立編譯館等六個單位，成立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研院籌備處最早設在板橋教師研習中心，但因規模太小，未來恐不敷使用，林清江部長於是和台北縣政府交換位於三峽的一塊土地。於是，籌備處從三、四公頃的板橋市，遷址到二十多公頃的三峽鎮。@(本文結束)
摘編自 《寧靜致遠：教育者之師陳伯璋》 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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