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16日訊】《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10月初的這一期，封面故事是「我們為和平而來」，是關於為什麼國際社會應該「歡迎」中國崛起的報導。系列文章觸及了許多話題，如轉型中的中國是什麼樣，中國會是什麼樣的超級大國，真正統治中國的是什麼人，上海摩天大樓下的陰影，誰在掌握中國的實權，中國的特大型都市群，閃亮建築上的可怕裂縫等。報導抓住了許多中國的現實，也提供了有趣的對比，但其不乏致命的迷誤。
冥冥之中有所覺察？
特別報導中雖然副標有「歡迎」二字，但對應的封面設計，似乎沒有體現編者的意圖，而頗有深意。也許，長於形象和藝術的人，冥冥中察覺到了紅朝的覆亡，把一個被謹慎的捧為正面的圭臬，描繪成具有黑暗前景的怪胎。
封面分成上下兩截，上半截紅兮兮亂糟糟，下半截齊整整黑乎乎；上面是文革紅海洋或平壤式的歌頌人群，下面是納粹式的軍人和怪異的鐵甲；天空是暴風雨來臨之前，黑雲壓頂、死氣沉沉；遠處是「中國共產黨」五個立起的大字，鬼影幢幢、殘缺不全，正從視線中逝去。整個畫面的色彩和基調，與其說是熱烈的歡迎，倒不如說是為集權在天安門廣場唱了天鵝之歌（Swan song）—— 最後的輓歌。
中國是什麼樣的強權
報導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會成為什麼樣的超級大國。美國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擔心中國是「早產兒式的超級大國」（premature superpower）：貧窮落後，政權也不穩，更不能在國際事務中負起責任。也因此，中國可能會越來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會因為利益支持流氓國家，會以戰爭作為威脅手段，或實施經濟上「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政策，並忽視全球性的環保和公共健康問題。
文章指出，世界仍記得中國的人權狀況，21年前六四開槍屠殺了大批學生；當年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國人；直到今天，異議人士仍然被紛紛逮捕或悄悄失蹤。即使這樣，《商周》的分析家不認為中國會是製造混亂的因素，還把如今的中國跟一個世紀前、正在崛起之中的美國做了對比。這個對比，當然會讓中共的某些人高興，慶幸其「大外宣」取得成果。但這種比較的荒謬，也給世人帶來誤導。
中國與美國的對比
《商周》認為，1918年美國就無可爭議的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20世紀的前20年，美國佔領了古巴、菲律賓、海地、尼加拉瓜、多明尼加、巴拿馬運河和波多黎各，還派兵去墨西哥、西歐，和俄國打過仗。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人均收入就已經是世界最高。到1929年，美國的軍事支出是全球的兩成。跟今天的中國比，1918年的美國比今天的中國還要民主。中國最近的戰爭是1979年，與美國1918年以前大量對外作戰相比，也顯得很平和。從經濟和社會角度看，分析家說，今天的中國與1918年的美國及其他世界強國比，都與國際社會更緊密的結合了起來。
分析從軍事開支判斷中共的軍事意圖和能力。引述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中國只佔世界軍事開支的8％，只有美國1929年水平的一半，只有美國現在份額的五分之一。西方顯然不瞭解中國的物價結構，和中國人精打細算的本事。中共沒有稱霸世界、在世界各地動武的能力，但在世界各地挑起無產階級革命、動員流氓無產者起義，或給美歐四處點火、讓美歐自顧不暇，這樣的意願是有的。
有趣的是，分析認為，中國大概在2006年時，人均GDP超過了美國1918年的水平；現在的中國，則與美國1949年時一樣富裕。從教育看，1920年美國25歲以上的人有8年的教育；而中國目前，15歲以上的人也有大概8年的教育。
另一個現象是，中國人的「國際意識」比美國人強。84％的中國受訪民眾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而只有69％的美國民眾這樣認為。這真是很有趣，如果想想美國護照持有者能免簽證去那麼多國家，而中國護照持有者能免簽證去那麼少的國家，這個對比就更有意思了。它也許說明，雖然因中共的原因國家與自由社會對立，但中國民眾的內心，還是與自由世界的人息息相通的。
比較2012的中國與1918的美國，畢竟有點勉強。《商周》於是把今天的中國與二戰後的蘇聯加以對比。他們認為，「把中國當成前蘇聯的繼承人，是代價高昂的錯誤」。應該說，這話至少說錯了一半。中共不是前蘇聯的繼承人，蘇共不論在統治的嚴密、細緻和殘暴、貪婪，以及對控制慾的放縱和嗜血等方面，都遠不及中共。說蘇共是中共的前奏和鋪墊，還差不離。《商周》的分析承認，中國崛起會有許多磕磕碰碰。他們認為，中國缺乏民主本身不會對西方構成威脅，但因專製造成國內動亂和極端民族主義，是值得西方小心的。
文章的結論，是美國應敦促中國進行政治改革。但無論中國是否在未來幾年變成民主國家，跟前世界強權崛起時對世界的影響相比，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仍微不足道。如果大家都不盲目俯首而失去方向，「中國世紀對所有人來說會是福音」。
錯誤認識和分析的誤區
「早產兒式超級大國」因為貧窮落後、政權不穩，不能在國際事務中負責，會支持流氓國家，會在經濟上「以鄰為壑」。中共也正是這樣做的，它支持朝鮮、伊朗和敘利亞，盲目發展經濟罔顧環境，操控貨幣取得貿易優勢，並嫁禍於中國的貿易夥伴。環保和公共健康被忽略，在中國更是俯拾皆是。
貝克勒（Joel Backaler）的〈美國為什麼需要中國投資〉一文，反映出資本主義陷入經濟困境時，在利益誘惑前，有人會忘記美國的立國之本。他們會用歐洲國家歡迎中國投資為由，希望美國政府放鬆，讓中資進入敏感領域。這些分析忽視的，是中國投資背後百姓的代價。由人均財富排在百位外的窮國投資給過度消費和借貸、過度政府開支而進入衰退的富國，在道德上是可恥的。
《商周》的分析和結論，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層面。但中共國「崛起」對世界最大的威脅，還有更基礎性的原因。中共政治上的獨裁和壓制，是基於自利的不道德原因，中共經濟上對國際貿易的衝擊，是基於特權掠奪國人財富的不道德原因，軍事上中共把國家機器變成黨衛軍的行為，還是保護既得利益的不道德原因。此外，從封閉言論到迫害正信，再到活摘器官，中共對世界的真正威脅，超乎軍事、經濟和政治的範疇，而在於人類的道德、普世的價值，這些意識型態領域的東西。這就是《商周》迷誤的地方。
《商周》要「歡迎」中國崛起。如果崛起給世界帶來的，是道德和人心上災難性的後果，《商周》諸公的「歡迎、歡迎、熱烈歡迎」，還說得出口嗎？◇
本文轉自第296期【新紀元週刊】「商管智慧」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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