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文】祭畢節陶氏兒——我的自我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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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11月23日訊】

13歲的陶中林和陶沖,12歲的陶中井,11歲的陶中紅,9歲的陶波,你們的孤魂在四野飄蕩了整整7天了。按照中國舊俗,四處飄蕩的魂靈,你們今天該回家探望一下,在此後,你們就一路昇天,再也不用回望一眼這讓你們感到徹骨寒冷的人世了。

我很難想像,當你們回家探望,還有甚麼可值得最後留戀之處。這個世界留給你們最後的記憶是冰冷的。在垃圾箱裡,火光點燃的最後溫暖伴隨著嗆人的濃煙,一種叫做一氧化碳的物質,就此將你們弱小的身軀送到了天國。你們最後一點對於塵世溫暖的渴望,終於讓你們送了命。你們那瘦弱的身軀,終於擋不住夜晚的陣陣寒意了麼;你們終於像一個個羸弱的小人而非強悍的小獸,不敵自然的層層剝蝕了麼。

我想,你們在人世之中的這十年左右的光景,或許不全是壞的。比如街邊流蕩的日子雖然零落,但同伴之間好歹也會有戲謔打鬧,偶有討來的食物幾個人分享,也算孤寒生活中的美味。走出山坳中的土坯房來到城鎮,街頭飄過的麵包香味,玩具店裡叮叮噹噹的風鈴,以及小店裡傳出來的俗套情歌,也許會帶給你們與寂寞山居不同的新鮮感。陽光晴好的日子裡,沒準當哥哥的陶中林會哼哼一兩句,為尚未開始的年少人生伴奏。然而,你們的人生,卻如此寒光閃閃、遺恨重重。上天雖有好生之德,但尚不及你們弱小的身軀。你們驚悚離開的方式,就像留給這個有罪世界的耳光,敲打著每一個人。

你們的父母,是不配做你們的父母的。我知道你們不會怪他們,但他們把無辜的你們不假思索地帶到這個世界中來,卻不盡父母的義務,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打工,一年難得見上一兩次;對你們的學習,必定是不聞不問。我猜,父母有可能常常吵架,甚至連架也可能吵不起來——或許根本就不在一處打工。他們活著,僅僅是活著而已,吃飽就是最大的夢想了,孩子根本無暇顧及。豬一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國度中過去曾經處處可見,如今人數雖然少了些,可還是——如你們所親歷,倒霉的孩子——你們的父母就是了。他們上不敬事他們的父母,下不撫育他們的兒女,在他們倉皇的一生中,他們只用他們的身軀做了城市增長的添加劑,而後待血汗不出之際,就該是他們去見你們的時刻了。那一刻,他們會哀歎他們作為工具而非人的、不自主的一生嗎?

很多人說,這些父母是沒有選擇的。我知道。我來自農村,若不是當年高考僥倖,我何德何能能夠在電腦前輕飄飄地指責陶氏父母?我有何資格非人性地要求他們呢?當他們在深圳的垃圾堆中逡巡,在富士康的機器前辛勞,或者在餐館中端盤子十多個小時之後,人都癱瘓了,哪還有力氣去撫育子女,甚至有心思給他們打個電話?溫柔,憐愛,慈柔,陶氏父母在年少時也沒有享受過。他們的父母待他們也不過是養豬一般養大——面對這些不過與我同齡、甚至有的可能還小幾歲的同齡人,我何能譴責他們呢?我又豈能不知,在這個叫做中國的轉型國度裡,作為一具具農民工,他們只有勞作的價值,而從來沒有享受過上來自父母、下來自同胞、中來自口稱為他們服務的政府的點滴溫暖?

然而,為人父母,盡力總是應該的。然而,陶氏父母啊,我的兄弟姐妹,你們,就眼睜睜地望著自己的孩子,走上了絕路。

孩子,這個叫做中國的、正在崛起的、有14億人的國度和政府,欠你們的。你們的父母,父母的父母和你們,在這個國度中,未曾得嚐作為一個人應得的公平。你們的父母和你們,僅僅作為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中的一個不起眼的數據的小數點而存在,從未得享過一個公民、一個人應有的待遇。你們的父母在城市中擠公交車會遭受白眼,他們沒有戶籍,無能將你們帶入城市之中生活;他們的工資水平,也遠遠支付不起你們在城市中受教育的價格。當這個泱泱國度崛起的時候,你們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經濟增長的貢獻者而存在,一如秦始皇的臣民除了作為戰爭的機器,就是作為生產工具而存在一樣。當城市和政府賣光了城市周邊的土地,開始覬覦農村廣袤的田野之時,你們的身軀搭進了增長的敘事還不夠,還要拆光你們的房子;拆了你們的房子,將赤貧的你們驅趕到城市之中,美其名曰給你們均等化的市民待遇——事實上,他們不過瞅上了你們的土地,一如光鮮的重慶敘事中所呈現的。城市之中哪裏一下子會湧出那麼多的就業崗位來呢,當這些失去了土地和房屋的農民被野蠻、被動地驅趕到城市之中,等待著我們的,會是比陶氏兒們更慘烈還是更綿長的敘事?

英國工業化的斑斑血淚,美國黑人運動解放的漫長歷史,給了無數「國情」研究者一再的口實:工業化和城市化是需要代價的;轉型過程是漫長的;民主和公平也是需要時間和條件的;權利只是自然的財產權和人身權以及自由權,不包含福利制度——在一個存在等級制度的社會中大談限制條件下的自由、而不對自由的條件作出審查,是多麼多麼滑稽的一件事啊。

甚而,在那些城市化的開發者眼中,民眾是無法為他們自己的命運自我做主的——一個號稱敢言的開發商就曾大言炎炎,說農民一旦拆遷有了錢就胡花,對農民們不是好事呢;一位研究民主制度長達5年的高層幕僚,談最新一輪的城市化,就稱應當消滅農民讓農民進城,而將土地留給農場主呢。問題是,農民,為甚麼不可以做城市化中的公民,以及自己土地的主人?如果可以擁有均等化的公民居住自由和平等的受教育權,陶氏五兒的悲劇是不是就可以減少那麼一點點?為甚麼,農民不可以將本該屬於他們的土地,依照休謨的「添附」原則,將收益、抵押、處分的權利充分實現,從而讓城市化按照農民自己的意志展開?農民如果可以將孩子帶在身邊教育,或者手中有了土地這個可以變現的資本,陶氏兒,你們或許就不用流落街頭了呀。即便陶家父母短視,將土地賣了以換取孩子們受教育的資格,哪怕是一座取暖用的房子,即便一代受益,對陶氏父子們來說,又有甚麼壞處呢?至少留了幾條小命啊。

可是,以城市為核心的政府,現在還不會這麼做。最合他們心意的,我猜測就是將農民驅趕進城,卻緩慢地、有條件地將這個國度中的公民一員的農民,接納進城市的懷抱之中。同時,他們更不會允許、也很難想像,讓農民成為真正的土地的主人,從而讓農民像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一樣,拉動這個國度的經濟健康增長,並與人的尊嚴和自由一起,共同自然生長。

孩子,你們所離開的,是一個混亂的世界,這個世界已經瘋狂了。權力的每一部份都已經失序了。當你們死亡之際,在你們離開的6天後,權力的每一個細胞彷彿才緩慢地反應過來:地方政府開始遲鈍慌亂地反省,教育部門開始問責,民政官員忙著補差,警察開始推諉,果不其然,他們最後都稱,這是一個「意外」。恐怕那些因此而丟官的基層官員們還有幾分委屈呢——只不過是走路倒霉,碰上了死孩子罷了。

這個張皇權力的每一個神經末梢,都視他們本該服務的對象為對治的源泉,從來不曾,將你們當人一樣看待。最後,席捲這每一寸神經末梢的,會是人和人的戰爭嗎,還是將淪為獸與獸的慘烈對抗?

去尋訪的記者,將碰見讓人心驚膽戰的、大片大片的貧窮。在只有鍋碗瓢盆和一張床的孤寒中,GDP增長的意義彷彿又有了合法性。生存權高於一切的豬權,不僅給了官員卸責的理由,也給了無數關心這些留守兒童的人們一記耳光。我們無能將這樣一個龐大的人群拽出窮困之中,面對窮困,甚麼樣的說辭似乎都顯然飄飄然,就像我此刻寫作時的心情一樣。

只是,在這個冷漠的世界之中,我仍然,為你們,陶中林,陶沖,陶中井,陶中紅,陶波,感到一重又一重的痛惜。

這個世界,不全是你們所遭遇的那樣,如此寒冷、孤獨。你們不曾作為人像樣地活過,可是,這個世界仍然是有人的,即便在這骯髒混亂之中。此前,也有好心人將你們送回,然而山居生活實在太沒有誘惑力了,於是你們再次出走。你們十多年的遭遇中,除了物質匱乏,尚有驚人的精神匱乏,以及,愛的缺失。你們急忙忙地趕赴這個物質世界的盛宴,尚未品嚐一點點生命的甘露,就這麼匆匆地走了,好遺憾!

這個國度除了失序的權力和野蠻的生長,許多美好的事物也仍然在復甦之中。被人指摘的自私的中產、衝口一怒的公知,貪婪的工商階層,以及身處污濁之中的官員們,皆有處處傷痕,皆有自私自利短視的毛病,也皆有從任何一件事情中牟利的衝動。然而,這群人仍有人性。我不知道,同行鄧飛倡導的午餐,是否也撫慰了遙在畢節的你們,然而他們仍將一粥一飯的溫暖傳遞在路上;我不知道,記者劉剛所攝的你們淒寒到讓人落淚的房子,會不會引致慈愛的幫扶之手,但我想人與人的溫暖仍然可以在這個獸性的世界中存在;我不知道此前研究留守兒童和城市化問題的報告,有多少仍然在政府的櫥櫃裡束之高閣,但我想,但凡有一點人性的人們啊,你們會睜眼看看吧,這是一群又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啊,他們的數量有8000萬之巨,他們和城市中的孩子將一起進入未來,我們如何將這些沒有愛的孩子帶入到未來之中?

我誠然知道,這是一個愛無能、恨無力、人人自保跳船的時代。倉皇的城市白領自顧不暇,鼠竄的官員上下騰挪,商人們撈完了就走,被拆遷的人們則在寒風中捱過一個又一個寒冬。可是我的同代人啊,你,和我,我們,而不是上一代,那些失去了青春的老人們,和下一代,這些躲在垃圾箱中的陶氏兒,才能一起塑造、改變、呈現這個骯髒、繁榮、無序混亂國度的未來。如果我們不承擔,如果我們不正視,如果我們不去改變這顯見的不公,如果身強力壯的我們尚且不能尋求一點人的尊嚴和自由,一代又一代,如何是個了局呢?那繁榮的未來之上,又要搭上幾許陶氏兒的弱弱身軀?

2012年末世的這個冬夜,我寫下這樣的字,不單作陶氏五兒頭七的祭奠,亦權作一己的救贖罷。蒼天不言,以萬物為芻狗;惟人可憫,惟人性的鑿子可鑿卻厚厚的獸性盔甲,而將人,帶入人的文明之中。

劉彥

2012.11.22凌晨

—摘自劉彥博客

(責任編輯:劉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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