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丹】:閒說「北京城的變遷」

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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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8月22日訊】前幾日碰到了一位剛從北京旅遊回來的外國朋友,從他那兒聽到的一則見聞讓我感慨良多。他說在北京旅遊的時候,一日去雍和宮附近的方家胡同吃飯。晚上6點左右,他坐地鐵從北新橋站出來,只見十字路口川流不息的車輛和行人,到處霓虹閃爍,竟一時迷失了方向,不知該往哪兒走。他看到附近的大樹下站著一位中年男人,於是走上前去問路。中年男人一口京腔,卻頗有些無奈的說:「說真的,我打小兒在這兒生活,幾十年了,真不知道這兒哪還有胡同!」面對這樣的回答,這位外國朋友有些愕然,不知怎麼辦才好。當得知外國朋友要去方家胡同時,那位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慘然一笑,回答說:「有些胡同的名字還有,胡同早沒了!」

後來,儘管朋友找到了方家胡同,也拍了數張胡同的照片帶回國,然而那些照片上早已沒有老北京胡同的味道。除了幾處院子門口不同的古老院門和一間改成小學的王府大院,胡同裡再也沒有歷史的遺蹟和老北京人曾經如此眷戀的生活氣息。胡同裡,四合院的院牆早已被重新修築,貼上了貌似復古卻煥然一新的灰磚,房頂上也換上了水泥澆築的青瓦。在京城的這個繁華鬧市中,如此矯揉造作,不倫不類的獨特裝飾竟顯得這般突兀,不合時宜。

回想那個中年男人的回答,不免有些傷感。承載著古老文明的北京城也許在多年前的強拆聲中早已銷聲匿跡,如今留下的不過是變了味的建築模型而已。

根據史料記載,「胡同」一詞最早出現在元朝。那時的蒙古族稱其為「水井」,在他們心中,胡同好比賴以生存的水源,連結著家家戶戶的和諧和關照,表達著鄰里鄉親的情誼和熱忱。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生活在水井邊,流連於胡同的每一處或精緻或質樸的院落前。這樣的生活讓人們不再憧憬山林隱居的靜謐,不再嚮往世外桃源的唯美,因為胡同的院落裡本就是一片寧靜祥和。

如此回味無窮且令人神往的生活如一束幽靜的丁香花,在京城這片厚重的土地上綻放了上千年。無論是來自蒙古高原的草原英雄,還是引領著不同文化的少數民族領袖,亦或是華夏漢民族的後裔,都在精心的呵護和裝點著與城市相互依存的古老街巷與錯落有序的民居住宅。

直到1949年,伴隨著中國走進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那份充滿著美好記憶,割捨不斷的情懷就這樣被無情的掩埋了。為了讓政府的辦公區域躋身於北京城的中心地帶,為了滿足自己喜新厭舊的畸形心態和獨裁專斷的政治權欲,當時的中共首腦不顧建築家梁思成和陳占祥的中肯之見,居然效仿蘇聯的莫斯科城,拆除所有古老城牆和歷史建築,使整個北京城傷痕纍纍,面目全非。如今崇文門附近的明代城牆,其斷壁殘垣讓我們痛心疾首,50年代初的2000多條胡同,其今日零落凋敝、屈指可數的現狀讓我們抱憾不已。因為當時的《梁陳方案》最終還是無力挽救被私慾和偏執摧毀的歷盡風雨滄桑的古城。

然而,更充滿諷刺和悲情色彩的是,儘管在民國二十六年,北平古城淪陷於日本軍方的控制中,好戰貪婪、侵略成性的日本軍方卻沒有以摧枯拉朽之勢剷平北平古城,而是把它作為文化觀光區呵護有加的保存了下來。同時在西郊,也就是今天的五棵松一帶建立新的生活區,與古老的北京內城遙遙相望。且不論日本人的侵華行為是怎樣的有悖天道,只是此舉無論出於甚麼心態,都讓我們看到了珍惜古老文明如同無價至寶的惜城之心。至少在這一點上,日本人有力的駁斥了被人說成是「野蠻民族」的論斷。

也許從外國人審視北京的眼光中,中共政府開始發現古老文明的潛在價值;也許從今時今日擁擠不堪的城市街道和日漸癱瘓的公共交通中,中共政府開始反思昔日的強拆破舊是否能為我們打造永恆不變的幸福和民族自豪感。於是,故宮、頤和園被貼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標籤,終日疲憊的迎接著八方來客,昔日的王者風範和天子威德變成了為了斂財不惜笑臉相迎的俗物;於是,胡同和四合院的外牆被粉刷一新,終於完成了中共統治者「改造、換新」的夙願,只是除了「新」,再也沒有歷史的足跡、難捨的牽掛和靜謐安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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