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0月20日訊】民主是一座橋，中共通過這座橋贏得了農民的信任與支持。奪取政權後，中共拆了這座橋。
中共是提倡暴力的。但是,要用暴力還得有武裝，若有武裝起碼得有武器和人馬。至於武器，紅軍有一把刀或一支梭標就可當武器使，關健是如何得到人馬。
要有人馬就需要徵兵，可當時徵兵是比較困難的。以蔣介石徵兵為例，他的軍隊有飯吃、有軍裝、有軍餉、有輜重及後勤保障，並且是合法的政府軍。以這樣的條件，卻還要靠「抓壯丁」去抓人；假若徵兵順利，是沒必要去抓人的。
中共紅軍當時徵兵不叫徵兵，它叫「擴紅」，擴大紅軍隊伍。中共擴紅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可是紅軍的條件極差：饑一餐、飽一餐、沒軍服、沒軍餉、沒輜重後勤保障；更重要是，紅軍是為了造國民政府的反，是標準的反政府武裝。以這樣的條件，按理說應該征不到兵；意外的是，中共在江西高峰時期「曾有三十萬農民造反大軍」。中共是如何擴紅的呢？
一般情況下，中共擴紅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是寫標語、發傳單、貼佈告、以此來宣傳。第二是打土豪、分財產、以此收賣人心，擴大影響。實際上，打土豪遇到值錢的東西都被中共據為已有。（西路軍兵敗，最後在石窩分兵突圍時，徐向前、陳昌浩、特務團團長曹大個子他們分到的生活費用是此前打土豪得到的七隻金戒指）第三，上門對各種文化層次的農民做思想說服工作。第四，收編土匪。但是，收編土匪不能解決紅軍長期補充兵源的問題，於是擴紅的重點還是落在做思想工作上面了。
其實，中共對農民的思想工作是一種帶欺騙性的統戰，我把它叫做誘騙式統戰。其方法是先鼓動農民，然後提出一個政治目標，再誘導他們接受，最終使他們受騙。
中共做思想工作的套話是：「、、、、、、我們是窮人的隊伍，我們是為窮人打江山的」，「、、、、、、不能世世代代受剝削、受壓迫」，「我們要翻身、要革命、、、、、、」等等。中共這樣鼓動之後，接下來要求農民及子弟們「參加革命的隊伍，為解放千千萬萬勞苦大眾而奮鬥。」
那時農民大多數是文盲，應該說這些人有政治目標的不多，但在中共的鼓動下，農民階級最終接受了「為解放千千萬萬勞苦大眾而奮鬥」這個政治目標，這等於是接受了中共的統戰。為甚麼呢？
當中共向農民提出「為解放千千萬萬勞苦大眾而奮鬥」這個目標時，農民們以為中共也是為這個目標奮鬥的，而中共其實不是。從中共四九年一黨獨裁到今天來看，中共的政治目標就是—黨獨裁。所謂的為「勞苦大眾而奮鬥」只不過是中共騙取農民信任與支持的一個幌子。
那麼農民「為勞苦大眾而奮鬥」成功之後，窮人將會享受到何種權利呢？於是中共說了：「將來全國解放了，窮人就可翻身做國家的主人。」
其實這是向農民許諾民主。中共知道，如果它向農民說「將來窮人享有民主的權利」，農民們大都不懂；說「窮人可以翻身做國家的主人」他們容易懂。
中共在暴力奪權的戰爭中，農民出力最大，被騙的人最多。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及甚麼」人海戰術「，那主要是以農民生命為代價來實施的。無數農民在戰爭中死去，有的甚至連姓名都沒留下。
事隔幾十年，我們看到中共四九年以來，其軍隊並不是窮人的軍隊，江山也不是窮人的江山，農民也沒有當家做主人，而是做了公民中的「二等公民「。中共誣蔑誰有錯誤，有的就被下放農村，把農村當成了一個懲罰人的地方。就現在來看，農民的生活及勞動權力也得不到保障。有的房屋被強拆、土地被強佔，上訪被強抓，農民集體抗暴的事件履履發生、、、、、、農民連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哪裏還敢做國家的主人呢？
民主是一座橋，中共通過這座橋贏得了民主黨派的信任與支持。奪取政權後，中共拆了這座橋。
據《新週報》中《共和國首任部長中的民主人士們》一文記載：1945年7月1日，黃炎培應邀訪問延安，臨別前與毛澤東有這樣一次談話。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來。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另據《九評》記載，1945年9月27日中共《新華日報》發表了民主宣言：「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行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遇害後，毛澤東去了唁電：「先生為民主奮鬥，不屈不撓，可敬可佩。」
中共時而高喊民主、時而以民主的姿態出現。在民主黨派看來，中共也是追求民主的。有了相同的政治目標後，於是他們聯盟了。
「1948年初，沈儒鈞、章伯鈞等人在香港改組中國民主同盟，重建總部、並宣佈：中國民主同盟要『為徹底催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為徹底實現民主、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從此中國民主同盟同中國共產黨併肩戰鬥，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決裂。」（《中國近找現代史》全日制普高級中學教科書，下冊，2003年12月第1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第57頁）。
另據網上報導：「1948年5月，致公黨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號召，與各民主黨派聯名通電錶示擁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中共使用的統戰騙術。
一個騙術是以假亂真的民主統戰。大家知道 ，如果雙方聯盟，彼此要有某種相同的政治目標才行。前面講過，中共的政治目標是－黨獨裁。而民主黨派的政治目標是民主政治，彼此的目標不但不相同，並且還是對立的。按理說，他們聯盟是一點門都沒有。
但是，中共知道要想聯盟，自己—黨獨裁的政治目標是絕對不能暴露的；一但暴露了，誰還與它這個搞獨裁的為伍呢？於是中共就故意宣傳民主——以假政治目標示人。
為甚麼中共敢以假民主騙人呢？因為中共只講黨性、不講人性，沒有道德底線，所以它就敢當著全世界的面說假話。
另一個騙術是中共以紀念的形式進行統戰。毛澤東給聞一多發唁電就屬這一類。毛澤東是個獨裁者，他為甚麼要給追求民主的聞一多發唁電，並且還在有關文章中讚揚他呢？他是為了把民主的力量騙到中共陣營裡去，為中共吶喊助威，或裝點門面。
令民主黨派沒想到的是，南京獨裁政府被趕跑了，北京獨裁政府卻成立了；並且「北京獨裁」比「南京獨裁」還要獨裁許多倍。在反右和文革運動中，絕大多數民主黨派人士遭受了迫害。
曾在香港聲明與中共併肩戰鬥的「民盟」就有59人被打成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梁瀨溟、潘光旦、范樸齋、劉王立明、葉篤義、張伯駒、曾昭倫、黃萬里、浦熙修等等。有的人被迫接受批鬥，還有人被關進監獄。九三學社的儲安平、袁翰青、樓邦彥、薛愚等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其中儲安平於1966年投河自盡。另外，曾與黃炎培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的章乃器，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並慘遭毒打；曾與馬敘倫等人籌組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李平心，於1966年6月因不堪受辱而自殺，等等。
中共曾把「統一戰線」稱為「法寶」。事實證明，民主黨派遭遇中共這個法寶之後，其黨派都還存在，而民主卻不存在了。
民主是一座橋，中共通過這座橋贏得了一部份國軍的信任與支持。奪取政權後，中共拆了這座橋。
國軍中有一些早年受孫中山共和革命影響的軍人，他們大都追求和平與民主。中共為了瓦解國軍打贏內戰，於是打著「和平、民主、團結」的旗號去策反。中共策反時的大道理是：「你們國民黨軍打仗是為了甚麼呢？不就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嗎？蔣介石搞的是獨裁，你們為蔣介石賣命不就是為獨裁賣命嗎？我們共產黨人才是真正為民主共和奮鬥的，我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蔣介石必敗。民主是民心所向，希望你們以民族大義為重，棄暗投明、、、、、、」或許國軍將領們覺得，中國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對民族的未來有利，對子孫後代有利，所以他們大都接受了中共的策反。
據中共媒體宣傳，被策反的國軍有188萬，被策反的高級將領也不少。如高權勳、郝鵬舉、韓練成、吳化文、孫良誠、杜新民、趙雲祥、衛立煌、潘朔端、韓梅村、王家善、曾澤生、許庚揚、傅作義、陳明仁、程潛、郭汝槐、楊曬軒、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陳儀、盧漢、張治中、包爾漢（新疆）、邵力子、劉斐、黃紹竑、廖運周、張克俠、何基灃、孔從洲、林遵（海軍）、鄧北祥（海軍）以及胡宗南的第七兵團等等。
一開始被中共策反的軍隊，大都被冠以民主的稱號。如高樹勳被策反後，中共給他三個名稱（民主建國軍、民主同盟軍、民主聯盟軍）任他挑選其中一個，他挑的是「民主建國軍」。郝鵬舉被策反後，所挑選的名稱是「民主聯盟軍」。潘朔端在遼寧海城被策反後，中共給他的番號是「中國民主同盟第一軍」。韓梅村在凌源被策反後，其軍隊改名為「民主救國軍」，等等。
其實中共沒打算搞民主，這在剛策時就有端倪。郝鵬舉被策反後發現中共想方設法要瓦解他的軍隊，他最終把隊伍帶到了國軍陣營。中共見煮熟的鴨子飛了，心裏老大不高興。那時正當策反高樹勳不久，中共擔心高把部隊帶走，便派特務日夜監視。在看到一位連長對一位商舉出三個指頭時，中共特務就認定高樹勳半夜三更要把部隊帶走。於是中共採取先下手為強的辦法，消滅了高樹勳的警衛團，攻佔了高樹勳的司令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高樹勳夫婦及手下1400多名軍官，取消了「民主建國軍」的稱號，改編了他的部隊。
對於「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中共來說，它怎麼會允許一支不放心的「槍桿子」在它的陣營裡呢？它處處以虛假待人，它以為別人和它一樣，也是來虛假的、、、、、、這樣一來，高樹勳事件暴露了中共多疑、狠毒的一面，給它以後策反帶來了不好的影響。於是中共總結了「經驗教訓」。在後面的策反過程中，有的國軍被調遣到共軍的腹地或大後方，（使國軍跑不出去）；有的被分散使用，逐步消化；有的被中共安插領導幹部到主力師、團，以便控制其核心力量；有的被安排到內戰前線各戰場當炮灰，等等。
另外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中共策反之前，對國軍還實行過統戰，這種統戰是利用別人的聲望名譽及個人能力去進行的。例如西安事變不久，原張學良的部隊面臨解散。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思被中共重視起來，他逐步被升任為「冀中軍區司令部參謀處長。」中共以這塊「招牌」對東北軍進行統戰，以便把原張學良的人馬拉入中共陣營。
同樣在西安事變後，中共想到了楊虎城15歲的兒子楊拯民。當時楊拯民在「北平中華中學」讀書，期間中共勸其加入了中共少年組織。「在黨組織的幫助下，（17歲的）楊拯民於1938年3月到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學習。後來，楊拯民被中共升任為米脂縣委統戰部部長、關中軍分區、延屬軍分區副司令員、大荔軍區司令員、、、、、、」中共利用楊拯民這塊「招牌」，對楊虎城原有的部隊實行統戰，盡量把他們拉入中共陣營。
再如國內解秘報紙報導：周佛海之子周幼海於1945年5月剛被國民黨釋放，1945年7月中共特務楊帆、何犖就勸周幼海加入了中共黨組織。「由於周幼海結識大批國民黨上層人物」，中共就利用他傳遞情報，並且還利用他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領導和浙東稅警大隊長、、、、、、
中共是講黨性不講人性的，「黨」覺得不需要他們時，過河拆橋、翻臉不認人則是符合黨性的事情。在文革運動中，張學思被迫害致死；楊拯民被關進「牛棚」；周幼海從1955年起在北京秦城監獄服牢獄十年後，於1967年再度入獄十六年，直到1983年8月22日才被釋放。1985年7月24日周幼海病逝。
至於那些被中共策反的國軍將領們，當他們看到中共復辟獨裁制度之後，大都沉默無語了。（一是中共獨裁社會裏，言論本來就不自由；二是對於那些來自於「國民黨反動派」陣營的人來說，言論就更不自由了。）當初對中共寄予無限民主之希望的高樹勳、吳化文、張治中等人們，竟然憂鬱而死。「中國民主同盟第一軍」軍長潘朔端在文革中遭到迫害。「黃紹竑後來被中共打成右派，文革中不堪批鬥侮辱，多次服毒自殺，最後竟以剃鬚刀割喉慘死。」
中共不是甚麼「得人心者得天下」，而是騙人心者騙天下。如果沒有這188萬國軍被策反倒戈，中共根本就打不贏內戰；打不贏內戰，也就竊不了國。
民主是一座橋，中共通過這座橋「贏得」了一些文藝人士的信任與支持。奪取政權後，中共拆了這座橋。
早在1915年，白話文的先驅者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就打出了「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這個「民主」，主要指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為甚麼呢？因為這個「民主」是受孫中山影響而來的。1915年的中國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共自己說1921年7月誕生了中共）。當然就不受中共影響。但是陳獨秀是同盟會成員。孫中山於1905年與黃興、宋教仁等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時，制定的政治綱領是：「驅除達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裡的「民國」，與孫中山領導創立「中華民國」中的「民國」都是一個意思；「民國」即「民主國家」的簡稱。因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它的影響是全社會的，這裡面當然包括文學與藝術門類的工作者。
可是在「民主與科學」運動開展五、六年後才誕生的中共，總想把這些文藝人士「拉」入自己的隊伍時裡去，於是在1922年開始宣傳民主了。「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制定了黨的革命綱領、、、、、、在現階段民主革命時期，黨的任務是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中國歷史》初級中學教科書第三冊，人民教育出版歷史室編著，1994年10月第2版第151頁）
其次，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共不僅接受「三民主義」，而且是高喊「自由」與「民權」的。民權，《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指人民在政治上的民主權利。」中共不斷地宣傳民主，這很容易使文藝人士把中共誤會成好人或者同路人。事實證明也是如此，有不少人對中共有好感，這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中共除了宣揚民主之外，還使用「革命文學」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其方法與中共策反國軍相似。即：先打後拉、先拉後打、邊打邊拉、再打再拉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策反國軍是用槍炮去打，然後再研究決定派適合的人到敵營中去拉（遊說），而對於文學及藝術人士的統戰，中共是用文藝作品去批評、指責等方法去「打」，然後再用讚揚、贊同等方法去「拉」。
茅盾在魯迅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大會上作了《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演講，裡面說到了革命文學的統戰方法：「當時中國革命學運動的戰略——又批評又團結的統一戰線工作。」同時指出，批評別人作品題材、或思想性、藝術性等問題時，要注意不能用「教條的框子來硬套，這樣的辦法，顯然是不能說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評的態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名人演講錄》）知識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117頁）
中共除了用「革命文學」去「打」與「拉」之外，有時還派適合的人親自去「拉」。據國內解密報紙報導，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說過：「在對魯迅先生的問題上，是馮雪峰負責聯繫魯迅先生以後，魯迅和黨的關係才越來越好，融洽一致的。」魯迅當時是「左聯」成員，「馮雪峰是左聯的黨團書記」。大家知道，中共黨員的政治思想與行動是受中共所控制的，馮雪峰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看到，魯迅作品早先是表現民主的，（如夏瑜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後來的立場就偏向中共了。
魯迅是旗手之一，旗手的立場偏向中共，那麼魯迅的追隨者及「粉絲」也會偏向中共的。我們從魯迅去逝後的喪事來看，他的影響面就不小。魯迅去逝後，這給中共以紀念進行統戰創造了條件。
中共之所以把「統一戰線」稱為法寶，其中一個「優點」就是活人死人它都可以統戰。活人它可以用「打與拉」等方法去統戰，死人可以用紀念的方法去統戰。1937年，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1940年1月毛澤東封了魯迅「偉大的三個家」，並且延安還成立了魯迅文學藝術院。這樣一來，魯迅的同路人及崇拜者們會感到滿意或欣慰，同時他們對延安會越來越有好感。
不難看到，有不少人被中共「統」到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或者魯迅文學藝術院，從此開始了為中共效力而並非為「民主與科學」效力的新篇章。雖然還有一些人沒有去延安，但從他們在四九年也沒選擇去台灣或國外來看，他們對中共實現民主政治還是充滿希望和幻想的。但是，和其他被騙的人一樣，他們也成了被騙的一部份。在中共政治運動中，無論是為中共幫腔還是保持沉默的，他們大都受到了迫害。有的人被 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變相勞動改造。如：張天翼、藏克家、馮牧、李季、蕭乾、文潔若、嚴文井、張光年、候金鏡、郭小川、葛洛、陳白塵、林紹綱、周明等等。意外的是，「曾經在中共與魯迅之間起橋樑作用」的，已經67歲的馮雪峰老人，被中利用完了，也被「扔」在一片荒野的「五七」幹校。
還有的人在遭受迫害的過程中因不堪受辱，竟以死抗爭。據《文革名人自殺不完全檔案》記載：楊朔：著名作家，1968年7月底要求上書毛澤東和要求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拒絕，絕望中於8月3日服安眠藥自殺。羅廣斌，《紅巖》作者之一，1967年跳樓自殺。陳夢家：師從徐志摩、民主人士聞一多，1931年曾出版《夢家詩集》。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十天後，即1966年9月3日自縊身亡。劉盼遂：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曾問教於王國維、黃侃、梁啟超門下」，1949年起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古典文學教授。1966年自殺身亡。傅雷：著名翻譯家，1968年9月3日與妻朱梅馥雙雙自縊身亡。周瘦鵑：著名作家，有言情小說《新秋海棠》等，1968年跳井自殺。李廣田，著名作家、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雲南大學校長等職，1968年跳池自殺。翦伯讚：著名歷史學家。1968年12月18日與妻戴淑宛雙雙自殺。劉綬松：文學史家。曾任作協武漢分會副主席等職。著有《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等。1969年3月16日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吳晗：歷史學家，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范長江：新聞學家。曾擔任《人民日報》社長等職。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殺。聞捷：著名作家、詩人。曾任中國作協蘭州分會副主席。1971年元月13日寫好遺書後開媒氣自殺。陳笑雨。著名文藝評論家。曾任《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殺。顧而已：著名電影藝術家。曾執導《小二黑結婚》、《天仙配》等。1970年在五七年幹校一個工具棚門樑上自縊身亡。葉以群：著名文藝理論家。曾任上海作協副主席等職。1966年跳樓自殺。胡慧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飾演繁漪聞名。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殺。官慧珠：昆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曾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1966年9月11日晚，接連寫下三封絕命書後自殺身亡。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聞名。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死後曾被剖屍檢查，因為中共懷疑她腹中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
從表面上看，這些人是被誰誰迫害致死的，實際上導致他們致死的禍根是中共獨裁製度，獨裁制度才是吃人制度。如果在民主國家，政治上最起碼有其他政黨監督。並且「三權」分立之後，權大於法的現象會得到制止，冤假錯案更不會氾濫成災。
民主是一座橋，中共通過這座橋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奪取政權後，中共拆了這座橋。中共既然能以民主為幌子欺騙貧苦農民、民主黨派、國軍將領、文藝人士，當然也能把一些民主的追求者騙入自己的陣營。
有的人被騙後，醒悟得早，就提前退出了中共。如朱德的入黨介紹人龔楚；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周昆；「曾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的項乃光；曾向毛澤東連開幾槍的紅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紅軍大學政委何畏；還有西路軍失散後一些不願歸隊的將士們，等等。
值得說明的是項乃光，據《「小項事件」曾使中共情報工作慘遭劫難》記載：1939年項乃光向國軍第五戰區投誠時說：「共產黨絲豪不允許個性發展的作法實在令人忍受不了。我為了尋求自由和個性發展，所以奔向國民黨的自由世界來。」其實明白中共獨裁的人也不少，拿張國燾和王明來說，他們倆早就知道中共要搞獨裁。張國燾先投向國民黨，在半路上卻遇到中共特務頭子周恩來的攔劫，但張去意已定，無可挽回。王明也是明白人。他看到中共奪取政權後，估計離獨裁統治不遠了，所以在中共竊國之初將全家移居前蘇聯。如果張國燾、王明不跑出中國，文革期間恐怕就要多冤死兩條人命了。
但有的人被騙後，醒悟較晚。彭德懷到晚年才知道毛澤東搞獨裁。據《彭德懷十大冤屈大揭秘》記載：彭德懷在1959年8月10日交待與張聞天的往來時說：「張聞天為甚麼到我那裏去？因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張聞天在廬山三次到我樓上來，他講過毛澤東同志厲害，講過斯大林的晚年，講過獨裁、、、、、、、」周小舟在廬山會議後期遭圍攻時說：「毛澤東同志多疑、獨斷專行、自我批評不夠。」「我說毛澤東同志是否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了。」賀龍到晚年也才明白毛澤東搞獨裁。據國內解密雜誌報導，賀龍被迫害致死之前，手指著林彪的相說：現在不是這個人的問題了，然後又指著毛澤東的相說：現在是這個人的問題，這個人說沒問題就沒問題了。
1971年春，林彪和他的兒子在《「571工程」紀要》中寫道：「B—52（毛澤東）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澤東傳》羅斯•特里爾著，中國人民大學2009年1月第一版，胡為雄、鄭玉臣譯)（我們看到周小舟於1959年8月對毛澤東的評價與林彪1971年春對毛澤東的評價非常相似。）閻紅彥是中共西北紅軍和陝甘寧根據地創建人之一，1955被授予上將軍銜。文革自殺前留下遺書：「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我是被江青、陳伯達逼死的。」
在中共內部，有人認為反毛中國必亂，所以就對歷史「梳辮子」，把這個迫害的罪責說成是林彪的，把那個迫害的罪責說成是江青的，把毛澤東這個「綠林大學」畢業的「山大王」說成是一個完人了。實際上，在中共獨裁統治的中國，只有黨中央主席那一個人才是大官；甚麼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家副主席（高崗），以及元帥、將軍們都是小官。當那個大官在位的時候，甲小官敢打倒乙小官嗎？這麼大的事情難道毛澤東假裝不知道？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毛澤東真不知道他就是昏君，如果假裝不知道他也是獨裁。從表面上看，江青把閻將軍逼死了，江青挺厲害，實際上江青如果沒有毛澤東撐腰一點也不厲害，不但不厲害，她在毛澤東死後反而被別人送進監獄就是事實。
當然，還有人在遭受迫害時才明白中共是獨裁，因不堪受辱，竟以死抗爭。樂少華，曾任紅軍第十軍團政委，1950年任東北工業部副部長兼軍工局局長。1952年1月15日自殺身亡。朱明，中共元老林伯渠之妻，1961年自殺身亡。鄧拓，曾在八路軍做宣傳工作，後來在《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等職。1966年5月18日自縊身亡。姚臻，四九年前曾兩次投奔新四軍，四九年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1966年自縊身亡。田家英，1948年起任毛澤東秘書達18年。在毛澤東要他「滾出中南海」之後，於1966年5月23日自縊身亡。柴沫，毛澤東秘書，在田家英自殺三個月後自殺身亡。李琪，「抗戰期間在晉綏邊區工作」。196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兼宣傳部長。1966年7月10日自殺身亡。陳昌浩，曾任紅四方面軍軍政委，1967年服毒身亡。王亢之，天津市副市長，1968年自殺身亡。王良恩，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73年元月26日自縊身亡。陳璉，國民黨陣營陳佈雷之女。1939年被騙入黨。1947年曾把自己家宅讓出來供中共間諜電台活動及安身之用。1949年後曾任全國婦聯執行委員。1967年11月19日48歲的陳璉從十一層樓上跳樓自殺。另外，高崗與周小舟同樣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等等。
在中共獨裁社會裏，人民是沒有民主和自由權利的。甚至像胡適所說的那樣，大陸人民連沉默的權力也沒有。在獨裁者認為的重大問題上面，它會強迫人民表態過關；誰沉默，誰就沒過關，誰就會受到中共的無情打擊。
中共獨裁六十多年來，被欺騙的老一輩人士大都不在世，而新一代又有不少人對中共先入為主的謊言無法忘懷。從現實生活中來看，有的人因為受到洗腦教育的毒害，到現在還不知道甚麼是民主，甚麼是獨裁，更不知道中國的未來是獨裁好，還是民主好。
中共為了維護獨裁統治，它除了謊言之外，仍然利用著暴力。所以國內還有不少劉傳新（文革後自殺的北京市公安局長）似的人物，也還有不少閉著眼睛跟中共學說話的「鸚鵡」似的隨從。他們暫時的、表面的處境還可以，一但被中共利用完了，接下來的命運就可參考那些被中共欺騙的農民、民主黨派、國軍將士、文學與藝術界的人士，以及中共內部鬥爭的「犧牲品」等等人了。
民主是一座橋，中共通過這座橋過了河——奪取了政權，然後拆了這座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