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中共的新領導人似乎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在城市化上。他們只看到了隨著農村人口越來越多被拉入城市，經濟上將帶來住房、教育和衛生保健等一系列需求的增加。但是，高度城市化是要付出代價的。
《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民間智庫北京安邦諮詢公司（Beijing Anbound Information）最近在一份報告中警告，高度城市化的代價很多，其中主要是將社會問題的摩擦激化，這一點是主政者必須考慮的。
安邦聲稱，一旦城市化水平達到50％，潛在的社會動盪就會大幅上漲。中國已經越過該界限，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到2011年年底，城市化水平已達到51.27％。「城鎮化水平達到50％與城市社會風險上升是相關聯的，這是一個臨界點。」
這項研究報告也提到了一些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有力例證，說明伴隨著其他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城市化如何導致更嚴重的社會動盪，在某些情況下加劇不穩定。
以墨西哥為例，20世紀60年代人口遷移，城市化在10年中跨越50％。在墨西哥城1968年的夏季奧運會開幕的前幾天，集聚的社會和政治壓力釋放，數十名學生和其他對政府的政策不滿的示威者被殺。
2010年，中國發生了18萬起抗議、騷亂和其他「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是中共當局獨創的名詞，指抗議和示威活動。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說，這些群體性事件是10年前的4倍多。
土地問題始終是一個主要的衝突之源，城市化進程加劇既存土地開發相關的緊張局勢。有政府背景的《法制日報》稱，2012年超過五分之一的群體性事件和土地糾紛有關，衝突已經向城市轉移。雖然它沒有給出可比較的數字，該報稱，2012年群體性事件涉及城鎮居民的達51.1％。
安邦諮詢說，隨著農村居民湧向城市尋找高薪工作，城市居民和外來者必將共享相同的資源，包括社會福利，這就可能造成衝突。
安邦諮詢提到廣東省增城2011年發生的事件，地方當局和來自四川的街頭攤販發生糾紛後，市民與警方發生衝突。增城政府在其網站上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四川村民王連梅在與當地政府官員的爭執中受傷，因那個官員指責她和她的丈夫阻塞交通，隨後數以百計的人與當地官員和警察發生了衝突。當地政府在另一份聲明中說，共有19個犯罪嫌疑人被抓，他們大部分是外地人，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尋釁滋事和破壞財產」。
安邦諮詢補充說，人口稠密的城市也可能導致交通擁堵和更大的污染，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隱患。
今年1月，北京被有毒霧霾籠罩成了世界各地新聞的頭條。網民厭倦了污染，強烈要求解決問題，甚至官方媒體也呼籲政府採取行動。安邦諮詢說：「這些潛在的風險最終可能會變成政治問題。」
中共當局已經表示要解決部份這些問題。國務院發布了縮小貧富差距的綜合方案，承諾應對緊急之需，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讓國有企業上繳更多的利潤以支持政府這些雄心勃勃的福利計劃。安邦諮詢認為：「貧富差距是一個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
（責任編輯：張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