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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胡蘭,離我孩子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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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2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古春秋報導)2月17日,一則「劉胡蘭,離我孩子遠點!」的帖子引起大陸民眾熱烈討論,帖子對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進行了深刻的揭露。中共自建黨以來,一路殺人,不僅戰爭時期殺人,和平時期殺人更甚,所犯罪惡,超過歷史上最殘暴的政權。

學生家長:請劉胡蘭離我孩子遠一些

2月17日,有民眾在大陸社交網站《凱迪社區》轉發了一個學生家長,就學校要求學習劉胡蘭一事給學校老師寫信,希望自己的孩子遠離這種灌輸殘酷鬥爭的仇恨教育。

信中寫道,無論是誰倡導學習劉胡蘭,以常識和正常的是非觀來看那件發生在60年前的事情,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一個年齡只有十三、十四歲的小女孩,參加了一種你死我活的殘酷的政治鬥爭,被敵人殘忍地殺死。而她這樣大的孩子,本應該在草地上天真爛漫地嬉戲和奔跑:這裡找不到任何值得稱讚的品質和值得堅守的理想;相反,此後那些自命不凡、謀略超人的大人物對這個小女孩的嘉獎和稱讚,都是中國的恥辱記憶。

這位家長強調,他同樣在這樣的仇恨教育中長大,幸運的是最終擺脫了這種仇恨。

作為孩子的家長,希望孩子在原諒、包容和關愛的環境中成長,一旦孩子幼小的心靈被種植下血腥、殘忍和仇恨,其所結出的精神扭曲的果子,將影響一生。

這位家長寫道,任何有理智的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這麼小就像劉胡蘭一樣,參加到如此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更不想自己的孩子這麼小就被大人們教育著去殺人,然後再被人殘忍地殺害,所以一想起自己的孩子要學習劉胡蘭,就心如刀絞。他說,作為父親的責任,本能地抵擋著對孩子的心靈可能造成的傷害,所以請求能夠不參與這樣的教育活動,離劉胡蘭遠一些。

中共歷史充滿血腥 泯滅人性

《九評共產黨》指出:「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殺人是中共維系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其「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理念,就是以殺人為基礎的。中共的「南昌起義」、「秋收暴動」、「打土豪,分田地」、「江西蘇維埃政權」等,就是它早期的殺人過程。

中共在江西自己地盤,以「反AB團」為名大開殺戒,當年的20軍,從軍長到連排長4000多人幾乎全被殺光。

中共建政之後,多次發動政治運動,僅鎮反運動,中共1952年底公佈,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

而1958年到1962年,中國的大饑所餓死的人數,據《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揭露,是3,600萬人。

中共是「文革」血腥殺人的真正操縱者

不久前,陳小魯和宋彬彬為「文革」道歉的新聞,引起人們重新對中共文革殺人歷史的反思。

中國旅美學者宋永毅曾經撰文,糾正「文革」中對暴力和屠殺的流行的錯覺,即以為血腥的暴力是在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發生的,殺人者大都是所謂的「造反派」。

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學者沃爾德(Andrew 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蘇揚博士,根據80年代以來出版的數千種縣誌提供的資料統計,「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既不是 「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各級政權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最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當時各級政權機構的名稱)已經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器之嚴密控制的1968年。

以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案件為例,此案發生在1966年8月。當時,原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下台了,新的北京市委剛成立不久,並非權力的「真空期」。

據現在可查到的檔案材料顯示:這一屠殺行動源於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議,傳達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幹部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要求公安機關不要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聲稱不贊成將人打死,但是,如果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勸不住,不要勉強;而且說,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抄家「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

大興縣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的計劃。據調查,大興縣的屠殺行動直接的指令來自縣公安局,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則大都是民兵。

需要指出的是,許多參與屠殺的都是中共黨員,很多人因在屠殺中積極、「表現好」而得以入黨。例如,1968年廣西自治區當局以執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佈告為名,對反對派「四.二二」群眾團體實行武裝大剿殺,當時除了有數萬軍人奉命參與行動外,最積極殺人的多是共產黨員。

「文革」後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後來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000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9,000多人」。單是從這個「不完全統計」就可以看出,廣西有將近48,000名中共黨員是殺人凶手。

中共「六四」屠殺學生 死亡人數至今成謎

1989年4月15日開始,學生與民眾人士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引發了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活動;最終,北京的學生運動遭到中共的武力鎮壓。

據眾多當年的目擊者口述和無數錄像資料記載,1989年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數以千計全副武裝的的中共士兵在坦克和裝甲車的掩護下以執行戒嚴令為名從多方衝向天安門,並沿途開槍打死數以千計的民眾。

中共「六四」大屠殺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迷。當時西方媒體幾乎都說「六四」期間有幾千人遇難。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張健表示,根據徐姓紅十字會會長在香港出書,上面寫紅十字會接受屍體900多人、傷8千多人。但據粗略估算,傷者能活下來一半就不錯了,因為當時血液已經沒有了,很多老百姓在排隊輸血,保守估計也死了4千多人。

中共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血債纍纍

而中共最大的血債,是前黨魁江澤民1999年7月20日發動的迫害法輪功運動欠下的。

據《正見網》2013年12月23日報導,根據初步估算,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全面迫害法輪功以來,中國大陸約有336萬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中失去生命。其中57萬被「拘留」致死,50萬被「勞教」致死,47萬被「非法抓捕/審訊」致死,34萬被「判刑」致死,34萬被「洗腦班/精神病院/黑監獄」致死。

其中,最令人髮指的罪行就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除薄熙來案暴露的活摘內幕之外,據追查國際調查,在中國150多家軍隊醫院中,絕大部份都開展了器官移植,瀏覽這些軍隊醫院的網頁不難發現,軍隊實施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相當驚人。

據大陸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公開表示,2005年中國進行了近萬例腎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到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峰:2萬例,而1999年中國僅有4,000多例腎移植,肝移植數幾乎為零。

同時,中共江澤民集團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在國際上大幅度曝光。

2010年以《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加拿大著名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2012年7月再次推出新書《國家器官》。此書揭露了中共動用國際機器,實施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彙集了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國的著名腎臟專家、生物倫理教授、醫生、國會議員等提供的案例、統計數據、證人證詞等,揭示了在中國發生的強行器官摘取和移植,尤其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行為。

2012年9月18日,《大紀元》總編輯郭君女士在21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言,提出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並要求聯合國作緊急調查和阻止。

2013年9月19日和9月26日,法輪功學員兩次應邀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會就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作專題發言。多國外交官、多位聯合國官員紛紛表態,支持發言人將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和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群體滅絕的罪惡在國際社會上曝光、西班牙著名人權律師卡洛斯•伊格雷西亞斯(Carlos Iglésias)應邀在大會上做控訴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危害人類罪惡的專題發言。

(責任編輯: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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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8 5: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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