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3次「逃港大潮」 百萬人落戶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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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4年08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穆清綜合報導)最近,大陸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熱播,劇中再現當年內地出現的「逃港潮」,讓人們不僅回憶起,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兩百多萬內地居民為嚮往美好生活從廣東偷渡到香港,也引發外界對當今中國大陸外逃潮的關注,偷渡潮是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動盪的結果。

30年3次「逃港大潮」

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約250萬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達開始了嶄新的生活。研究者認為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規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別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機關幹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們來自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這些人因為偷渡而被中共當局視為「叛國投敵者」。

《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研究認為,導致內地居民大規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和政治方面的。

他表示:「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運動,對知識份子等民眾的迫害亦讓人們無法忍受。人們只好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逃亡「自由世界」。這樣的選擇正是對中共統治的否定。

三年「自然災害」引發大陸民眾大逃港

其中,1962年的逃港風潮如火山噴發,源於毛澤東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引發了三年「自然災害」,千萬民眾死於饑荒、疾病。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中共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藉口去割草,劃著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產隊幹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劃走的那條小船。

中共寶安外事辦公室《關於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寶安縣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份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 「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裏只剩老和小。(《文史參考》)

美國之音報導稱,1979年的逃港潮最為驚心動魄。當時有傳言說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會實行大赦,十多萬來自各地的民眾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邊境地帶,形成洶湧的人潮。他們不顧邊防軍的鳴槍示警,拖兒帶女,強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灣海面上漂浮起幾百具屍體,無聲地展現出中國人用腳投出的莊嚴一票。他們在香港的繁榮和自由以及中國的貧困和專制之間,做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勇敢選擇。

中共紅色公主偷越國境

在冒著生命危險,逃往自由世界的大潮中,不僅有拖兒帶女的農民,也有中共的紅色公主,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

據目擊者介紹,1976年,中緬邊境的瑞麗江畔,劉濤試圖越過波濤洶湧的瑞麗江,偷渡到界河對岸的緬甸,被當地武裝民兵發現,並押回北京。當時的目擊者回憶道:

那天,東方剛剛朦朧見紅,有幾個女民兵慌慌張張跑來,在民兵隊長家竹樓下大喊:「隊長,不好了,有幾個人在江中往對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民兵們在隊長的指揮下,駕著四條細長的竹木船向江心衝去。前面兩個黑影很快就被大浪沖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滾滾而去,手搖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們;幸好另外幾個隔得近一點,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偷越過境的女孩被審了半天,只說了一句話:「我叫劉濤,甚麼都不想給你們講,要講我要向公安部的華國鋒部長講!」這個偷渡團伙共有5個人,3男兩女。

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捲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紅衛兵領袖朱成昭和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南下廣州,被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定性為:「偷了地質部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

朱成昭曾經是全國最大的紅衛兵組織首都三司的總司令,當時首都紅衛兵三司「如日中天」,和中央文革有密切的關係,一度被認為是代表中央。首都三司領袖朱成昭叛逃在西方無疑是爆炸性新聞。此外,朱成昭南逃的時候還帶走了葉劍英的公主,當時也是紅衛兵領袖的葉向真。

根據有關文革的史料介紹,周恩來親自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到廣州把朱成昭和葉向真抓回北京。朱成昭、葉向真和許多紅衛兵三司領袖被隔離審查。有的三司頭頭被逼跳樓自殺。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港成功

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還有像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等文藝界名流。

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的馬思聰先生,在文革伊始就慘遭批鬥和凌辱。不堪受辱的馬思聰最終用腳做出了選擇。1967年1月,馬思聰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乘船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在其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台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的長達10年的逃港潮。

「大逃港」帶給中共的震撼是巨大的,鄧小平曾就此認為「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於是,文革結束後,為挽救喪失民心的中共,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即希冀通過讓人民獲得物質上的利益,而不再反對共產黨。

改革開放三十年後 國人繼續用腳投票

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鄧小平選擇的這條路讓人們放棄用腳投票了嗎?

時政評論員楊寧表示,且不說出國的留學生僅有20%選擇回國,通過旅遊滯留國外、偷渡申請難民、正常移民等方式選擇離開中國的國人有多少,僅看看那些藉由改革開放獲利的富翁和官員們的選擇。

2011年《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捲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透露,中國約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一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不是在考慮移民,就是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這項調查是由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諮詢公司聯合進行的。調查還顯示,那些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有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

楊寧認為,經濟上極為富有的他們為何也選擇用腳對中共投票?不就是因為生活在這個國度裡充滿了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嗎?!

再看有權有勢的官員。2011年6月,中共央行發佈了2008年完成的有關中國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研究報告。報告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員幹部、國企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款達8000億元人民幣。

此前,商務部發佈的調查報告稱,這些外逃官員絕大多數是有權有勢的「一把手」和在銀行工作的「近水樓台」官員。他們中有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有中共機關的副市長、廳長、甚至部長級官員,有銀行支行行長、分理處主任等。更令人驚嘆的是,這些官員絕大部份在外逃前都已經是在位的「裸官」,即配偶子女都早已移居海外,自己一人留在國內做官。

另據中共中組部調查,這些年來中共高幹家屬、高幹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一共有108萬人。這個名單上就包括08年移民澳大利亞的、原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的兒子曾偉,以及去了澳洲的前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兩個兒子。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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