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8月02日訊】暴烈、橫行了十年的「文革」全民狂熱，從劉少奇、鄧小平的角度去看，是一個大災難；但是從毛澤東的角度看，發了瘋的億萬民眾，居然是非常聽話的，運動收放自如，從「天下大亂」輕易就達到「天下大治」。這是我想說的重點。
暴民政治的最大典範，是法國大革命，所謂「雅各賓黨人」、羅伯斯皮爾，再加上「斷頭台」，血跡斑斑，世界震驚。法國大革命弄到大家輪流上「斷頭台」的地步，革命者們身不由己，徹底的失控，最後只得由拿破崙出來收拾殘局，復辟皇權。所以法國大革命砍皇帝的頭，備受爭議，這都是大家熟知的歷史常識。更重要的是，由於法國先賢們的努力，比如雨果的傳世之作《九三年》等，使法國大革命成為「普世記憶」，又驚醒歷史。然而，從1793年到1966年，一百七十年後在中國發生了一場殘暴得多的「革命」，卻是由一個東方的「皇帝」親自運籌帷幄的，這大概會讓路易十六死不瞑目。所以醉心「群眾革命」的西方新左派崇拜毛澤東，不是沒有道理的。
民粹主義是暴民政治的溫床，它的完成式是最終釀成「現代極權」，即列寧式政黨對普羅大眾的全能式統治——大眾從反抗主體最後淪為奴隸。舊俄知識分子正是從法國雅各賓黨人那裡接受了民粹主義思潮，主張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擇手段；主張以暴力奪取政權，而列寧則將民粹主義者個人式恐怖活動，改造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化集體化的恐怖活動。
法國大革命使得「暴民政治」成為可能的研究對象，系統研究成果也出自一個法國人，即大家都熟知的古斯塔夫•勒龐的（GustaveLeBon）《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在這篇文字裡，我基本上是希望藉用這本書的觀點來分析文革這場「民粹運動」。
一、文革群體
勒龐認為，人們為偶然事件或一個目標而聚集在一起，自覺的個性就會消失，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就獲得了一種心理群體的特徵，受著無意識因素的支配、大腦活動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徹底變化。他具體歸納了五點：
（1）衝動、易變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對群體有支配作用，群體不會深思熟慮。
（2）群體易受暗示和輕信，把頭腦中產生的幻覺當做現實，中有教養的人和無知的人沒有區別。
（3）群體情緒的誇張與單純。群體不允許懷疑和不確定，總是走極端。
（4）群體的偏執、專橫和保守。
（5）群體的道德，有一種淨化的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慮所左右。
把以上五點再濃縮一下，其實就是兩點：低智商和受操控。
根據上面這些分析，我認為對文革中的群眾行為做過高的評估和讚揚，很難不是偏頗的。我們中國人，特別是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對文革的記憶、研究等，都顯示出一種所謂「燈下黑」的侷限，或者還有某種身陷其中、不容易撤離出來作工具分析的特徵；我們很容易批判「毛澤東的文革」，卻無力解構「群眾的文革」。其實，我們把「群體心理」這個課題放到中國的具體歷史情境中來，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會思想狀況下，不難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動的具體事例，去佐證勒龐從法國大革命中歸納出來的那些特徵；或者說，文革結束四十年了，中國還沒有出現一個自己的勒龐醫生。
假如勒龐有幸遭遇文革，我猜他高度興趣者，會是「文革群體」特徵的成因，這也是我們研究文革時還必須添加的一個因素：前文革的馴化，對於文革群體的基本素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或者說，也正是因為毛澤東已經花了十七年時間來操控、玩弄、虐待中國群眾，他才有那麼大的自信，敢於發動幾億暴民去摧毀他親手締造的這個黨和國家機器。
前文革馴化，是個大題目，這裡僅列其要點：
鎮壓與屠殺，造成恐怖氛圍，嚇阻一切反抗於萌芽狀態——五零年代的一系列肅殺行為，如土改、三反五反、按指標殺人、前政權基層骨幹一律「殺關管」等，一舉震懾民間，從此鴉雀無聲，所以才有鄧小平「六四」鎮壓前所謂「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的經驗之談，中共將此再施用一次，果然鋪墊了二十年經濟起飛和權貴階級的鑄成。在這個概念上，中國人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嚇破了膽的「群體」，這一點對於「文革群體」和後來的「八九群體」的性格特徵，都很重要，恐懼永遠伴隨著中國的抗命運動，使之易於激進、失控。
用階級劃分，製造大眾對「一小撮」的隔離——毛澤東是一個搞「多數人暴政」的大師，這套技術他是從江西蘇區清「AB團」、延安整風反王明就千錘百煉出來的，「文革」給他在八億人的更大範圍中又試了一次；階級劃分的作用，在於從社會中隔離出一個「少數」的另類來，作為整肅和折磨的對象，從而又示範給那個施暴的「大多數」，令施暴他人以釋放自身恐懼成為家常便飯，也是文革的一種常態。
反覆搞運動，依次在不同階層之間互換「加害者」與「受害者」——人人成為一個無所顧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個尚有起碼常識和秩序的社會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訣竅，其實很簡單：他是在不同時間裡，給不同的「多數」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標，「文革」中入獄近十年的作家張郎郎對此歸納了一個絕妙的觀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獲得某種心理安全。
用意識形態不斷洗腦，以「集體」、「國家」代換「個人」，不止閹割靈魂，連話語也在潛意識中被改造——叫你只能說讓你說的話。
……
所以「文革群體」是在這樣的政治前提、思想素質、精神思維語言狀態下，走進文革的暴風驟雨中。勒龐用的「烏合之眾」一詞，帶有強烈的心理學意味，用這個詞來描述文革中的大眾，我不知道合不合適。但是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在傳統意義上已不復存在，因為上層儒家官僚機構、中層鄉紳自治、下層宗法家族組織全部瓦解了，而取代它們的中共各級黨委、各級政府也全部被摧毀了，這種狀況下的民眾，跟傳統社會瓦解之後的流民、嘯聚山林的造反好漢有多大區別呢？如果再加上前面所分析的「馴化」，這樣的大眾與1793年的法國大眾，也即勒龐這本書裡歸納的那些特症，又如何對比？也許將來會有人來做這件事。
二、「群眾斗群眾」是如何挑逗的？
群體問題，實際上包含了「大眾」和「領袖」兩個問題。勒龐這本書裡，關於「領袖」這部份的議論分析並不精彩，只是講了一些常識，比如他說：
只有最極端的人，才能成為領袖。
在那些神經有毛病的、好興奮的、半癲狂的即處在瘋子邊緣的人中間，尤其容易產生這種人物……任何理性思維對他們都不起作用。他們對別人的輕藐和保留態度無動於衷，或者這只會讓他們更加興奮。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犧牲自己的一切——勒龐這個分析，倒是很符合毛澤東，瘋癲、無情。
他大致上講了一個規律，領袖分兩類：一類是勇猛、實幹，另一類是意志力更持久，也更為罕見。
我們都熟知韋伯對政治領袖的一個著名分析，即所謂「奇理斯瑪型」領袖，也叫魅力型寡頭——他從社會學角度做的這個解剖，確實比勒龐從心理學角度的分析，來得深刻。勒龐也講群體的幻覺和煽動家對群眾的麻醉，但他只講到領袖人物的所謂「名望」的魔力，就比韋伯的「魅力」低了一個層次。韋伯最精彩的地方，是說魅力乃轉瞬即逝，不能反複使用；而且大眾有一種對魅力的渴望和上癮，這恰是領袖的致命之處——他最終會為了維持魅力而毀掉自己。這個論述具有極大的普適性，幾乎可以從中西方古代的那些「英雄豪傑」，一直涵蓋到近現代的梟雄，如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等，當然毛澤東也逃不過這個罩門。
毛澤東有「造神」的自覺，特別擅長勾引追隨者為他「造神」，前有劉少奇，後有林彪；有趣又在，「文革」簡而言之，就是毛澤東利用第二個「造神者」去摧毀第一個「造神者」；也因此，當第二個「造神者」墜毀溫都爾汗之際，那把大火也順便把毛澤東這座神像焚燬了。這些在今天都是老生常談了。
但是，因為毛澤東至今還是中共的神主牌，他並沒有遭到任何程度的解構，尤其他操弄大眾至瘋癲境地的這場文革，可謂他的登峰造極，對世界與中國至今仍是一頭霧水。文革既是毛澤東的一個神話，也是解構他的一把鑰匙，其中最有魅力的問題，是他操弄大眾的伎倆，是不是可以稱得上「空前絕後」，有待分析。勒龐也分析領袖的「統治手段」，比如他說「掌握了影響群眾想像力的藝術，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藝術」，這在毛澤東身上怎麼表現的，是個好題目，但不容易分析。我覺得可以很容易看到的，有兩點：
1、「兩報一刊」指揮
毛澤東不過是使用了自己的幾個秘書——連江青在此的身份角色不是毛妻而是一個秘書，再加上幾個文痞，就指揮了這場文革，其指揮、控制的手段，僅僅是通過黨煤（中國只有黨煤）發社論，或頒發文件（另一個輔助手段就是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召集各地各派別代表談判），幾乎談不上任何「想像力」，就是枯燥的文字命令而已，像軍事命令一樣暢通無阻到全國的所有角落，遇到抗命或陽奉陰違的情形也很罕見，八億人和偌大一個神州被毛澤東指揮得圈圈轉，這在人類歷史上至少是空前的。
文革從「一張大字報」的發動，到「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收盤，全靠社論指揮，僅舉幾例即可：
文革的第一場較量，就是圍繞姚文元一篇文章展開的，即所謂「輿論指揮」權的爭奪，劉少奇一派便以損失「彭羅陸楊」四員大將而敗下陣來。上海《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刊登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向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澤東授意，江青私下組織。彭真、陸定一抵制轉載此文，毛在上海還曾下令印刷小冊子，由新華書店系統發行；而《人民日報》遲至11月30日才在《學術研究》版內轉載此文，兩端激烈爭奪，而就在此文發表的同一天，楊尚昆以「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的罪名，被撤銷中辦主任之職；林彪也開始動手整肅總長羅瑞卿。自1962「七千人大會」後到65年這段期間，毛有部署地展開對文藝、學術的批判，如對戲劇《李慧良》、《謝瑤環》、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學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學界批楊獻珍、經濟學界批孫冶方等，此乃所謂「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來，因為毛覺得「大權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幫秘書來發動反擊。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是文革動員手段，但此舉必須配合一個口號的傳播，方能湊效。文革研究者何蜀曾分析過「造反有理」這句口號的出籠，也是有趣的一例。1966年6月9日，《人民日報》的一篇國際短評《漢弗萊的哀嘆》中，公開引用毛澤東關於「造反有理」的語錄，即「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段話是毛澤東1939年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講話中說的，1949年12月20日新華社重新引用過，但後來並沒有被編入《毛澤東選集》。27年後《人民日報》或許是不經意援引它，卻令紅衛兵們如獲至寶，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連寫「三論」《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又經江青轉遞給毛澤東，再由《紅旗》雜誌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將的大字報」為題公開發表、配發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報》轉載這三張大字報，連續幾天反覆刊登這段「造反有理」語錄，中央樂團奉命將其譜成歌曲，從1966年國慶節前夕開始，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覆廣播，全國傳唱。
紅衛兵一大血案，是1966年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們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13天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當時在天安門城樓上，該女子中學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一隻紅衛兵袖章，而毛澤東聽說宋的名字是「彬彬」時說：「要武嘛。」這是整個文革中直接從毛澤東嘴裡說出來的一次最赤裸擴的暴力詮釋，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同時，這個瞬間也變成媒體傳播、宣示暴力指令的生動樣板。《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立即發表了毛澤東與宋彬彬的談話；宋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行，也在電影記錄片裡被作了突出報導。據王友琴調查，8月18日後北京校園暴力和殺戮全面展開，僅西城區8月下旬有333個人被紅衛兵打死，61所中學平均每所中學打死五個半人。暴力攻擊也急速延伸向校外，被稱為「紅衛兵殺向社會」，一是燒書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不僅北京，1966年的夏天全中國的學校變成了刑訊室、監獄、殺人場。
這裡的含義是，不使用「槍桿子」——軍隊、警察等國家暴力手段，只靠它的威懾作用，毛澤東可以僅僅用秘書——在中共語彙裡即「筆桿子」，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暴民運動，摧毀整個政府、國家機器和整個列寧式政黨，這不僅在政治學上是一個大題目，恐怕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也是一個大題目。從常識看，在任何制度建制下，從皇帝到現代獨裁者，不依靠官僚階層（即所謂「科層制」），是不可能對社會作起碼的控制和運作，僅僅靠「意識形態命令」（兩報一刊社論）指揮文革十年，其機制至今是一個謎。
2、軍管
毛澤東並非不使用「槍桿子」，從使用「軍代表」開始，便意味著他是靠「槍桿子」收盤的，表面上的說法叫著「大聯合」、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實際上這些步驟都是在「軍代表」的看不見的槍口下完成的。
所謂「三支兩軍」，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個盲區，幾乎無人涉獵，恐怕連最簡單的大事記和基本數據都還沒有。然而，這個可以稱為「軍代表執政」的時期，雖然不過是「全國軍管」的別稱而已，卻是文革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整肅、虐待、槍殺、監禁最慘烈的時期。毛澤東除了五〇年代初期，曾濫施警察、軍隊等鎮壓工具之外，文革中「軍管」是最赤裸裸的一次施暴，比如安徽黃梅戲演員嚴鳳英被開膛破腹，就是一個軍代表實施的私刑，慘烈程度超過六六年的「紅八月」暴行。
然而，毛澤東的「軍管」又很特殊，跟世界上許多「軍政府」都不一樣，也不是中共原有的那一套話語（「黨指揮槍」）可以描述的。在文革這個題目下，至少可以有幾個研究點：
——毛澤東達到清洗劉少奇的目的，就想恢復政府功能、「抓革命促生產」，回到常規，但文革鬧到「全國內戰」的程度，已經失控，他的權威也受到挑戰，比如1967年的武漢「七二零」事件，他幾乎是倉皇逃離，所以他不得不打出他的最後一張牌「軍管」。文革收盤用軍隊，就是強制性恢復秩序、收繳權力、結束「民粹運動」，毛很清楚這是不可能靠「筆桿子」發社論就能辦到的。事實上「大聯合」、成立革命委員會，在各省市都經歷了一場劇烈派性紛爭、武鬥、人頭落地、充滿陰謀的過程——毛賴以發動文革的魅力也隨之消耗，這都極符合韋伯的說法。
——毛澤東其實並無失權之虞，他靠林彪「保駕護航」，是把林彪集團及其所控制的全軍，變成是一個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無限強化毛澤東的「奇裡斯瑪」色彩，使「一句頂一萬句」變成無可懷疑的信條，變成「精神原子彈」。因此「軍代表」的職能，很像歐洲中世紀的教士，處心積慮於識別、折磨並消滅異端者；嚴鳳英慘案又驚人地相似於那個時期的所謂「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紀西歐曾墜入一個瘋狂迫害異教徒、「魔術師」的時代，宗教裁判所的懲罰酷刑計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鎖綁、監禁、罰款、放逐、賣為奴隸等，死刑大部分是絞刑，還有斬首、溺死、裂刑等，然後焚燬屍骸，對「巫師」特別是「女巫」則直接燒死在火刑柱上，意謂「防範巨毒」。六十年代中國的一場現代迷信，達到全民共謀迫害「異教徒」的程度，內幕也極其血腥，至今只露出冰山一角。
——放縱群眾、煽動民粹，都是需要支付代價的，法國雅各賓黨人的命運終於也落到毛澤東頭上——他靠軍管收拾殘局，卻又不肯分權於林彪（設國家主席），終於引發「副統帥逃亡」的重大危機，也導致毛的「天縱英明」一夜盡失。文革災難，林彪是毛澤東的第一幫兇，他的作用遠甚於「四人幫」，當下民間盛行的「林彪冤案」是一個偽問題。
三、「民粹主義」流變
共產黨這個東西，要在理論上弄清楚它沒有多少辦法——為了公平、理想而濫施殘暴、反人道，很難說得通。民粹主義衍生成「不擇手段」，被解釋為蘇聯專制的根源，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說法，來自《斯大林秘聞》一書。
此書作者愛德華•拉津斯基是史學家，也是劇作家，曾花二十五年創作《末代沙皇》，暢銷世界。《秘聞》認為前蘇聯的悲劇並不能簡單歸之於斯大林的暴君和獨裁者性格。與其說是斯大林締造了蘇聯歷史，還不如說是蘇共在十月革命前夕爭奪、鞏固政權中需要這樣一位殘暴的領袖。
俄國知識分子和青年貴族，受法國大革命雅各賓主義的影響，接受民粹主義思潮，成為「十月革命」和列寧式政黨的思想來源。民粹主義有三個要點：一是主張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擇手段；二是主張以暴力奪取政權；三是主張利用農奴服從成性的弱點，強迫他們走進新社會，甚至主張徹底消滅這個階層。
列寧式政黨將這三點完全繼承下來。尤其，列寧將民粹主義者個人式恐怖活動，改造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化集體化的恐怖活動；斯大林作為他的接班人，對「不擇手段」尤其心領神會，無所不用其極，不僅用於對付沙皇政府，也用在對付黨內同志，發生包括「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營」在內的七十年罕見暴政，有研究發現，其慘烈後果包括導致俄羅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長期低下。
無疑，「民粹主義」三要點也是被中共完全繼承下來的，但毛澤東放膽玩弄「大規模群眾」如文革這類把戲，則是蘇共不敢望其項背者。毛澤東是一個搞「多數人暴政」的老手，這套技術他是從江西蘇區清「AB團」、延安整風反王明就千錘百煉出來的，「文革」給他在八億人的更大範圍中又試了一次。如前所述，他的訣竅是在不同時間裡，給不同的「多數」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標。「多數」能夠為廣泛的過激行為提供「理由」，就是民粹主義，但破壞達到一定程度，社會就會以更大的權威來恢復秩序，這是法國大革命催生出拿破崙專制的道理。中國這場「多數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別，最高權威毛澤東不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權威始終沒有被懷疑過，以至社會的法紀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淪喪的境地。
「多數人的暴政」在中國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施暴者」行為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裡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又如在廣西發生大量吃人暴行，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禦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了？本世紀初魯迅說他從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只讀出「吃人」二字，他絕對想不到，掃除了這個「吃人」的傳統之後不過半個世紀，中國真的「人相食」了。這才是「文革」研究的最大挑戰。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初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裡被輕而易舉摧毀了。
還有一點。文革和八九學運，兩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兩者最後的制度化結果，並未對民間社會存留什麼積極的遺產，反而是刺激了中共體制處理「民粹運動」的馬基雅維利技術。八九學運有意無意間在模仿文革，或者說，文革中的許多行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遺傳到八九學運中來；而中共當局最初定性學運和最終選擇調野戰軍進京鎮壓的決策，其潛意識都是來自於他們的「文革經驗」。
我們現在面對和承受的現實是，「六四」鎮壓後，中共建構鋼性「維穩」系統，返回「全能主義」控制，不惜一切代價壓制民間的任何意願，並成功達至低人權、低福利、高污染、高腐敗的「經濟起飛」，得以配合跨國資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種與時代潮流相悖的「中國模式」，雖然這二十年間國際社會接連發生了「蘇東波」共產體制坍塌、中東「茉莉花」民間抗議風潮兩大成功的「公民抗命」運動；這意味著中國的經驗解構了西方關於「經濟發展必定促進政治進步」的預期，提供了關於「公民抗命」的相反實踐。中國在一個極短促歷史中的兩次「大規模群眾運動」，竟然走向徹底相反的結論，這是非常諷刺的。
－－原載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