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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領袖主持 香港反送中運動模式引關注

2019年7月21日,香港,民陣發起的反送中遊行,由高空所見人潮擠滿街道。(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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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8月29日訊】過去近三個月的反送中運動,無論參與人數、維持時間都創了紀錄,而最令人好奇的,是這場運動,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主腦組織,即香港人俗稱的 「大台」。這種模式,揭開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新一頁,當中沒有領袖主持大局,民間自發,百花齊放。

到底一場沒有領袖的運動,如何能號召數以十萬計港人持續抗爭?這場反送中運動,有什麼與衆不同之處?

香港長久以來的社會運動,一直都是由工會、政黨、以至民間組織領導。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年復一年的「六四燭光集會」、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七一大遊行」,他們由上而下號召市民參與,亦主導了運動的方式、走向等,恍如香港社運的一道公式。

前支聯會常委、華人民主書院校長陶君行這樣回憶:「以往我們十分依賴領袖,何時集合、叫什麼口號、唱什麼歌、誰人發言、甚至是何時離開,我們全部都有安排。」

然而,年輕一代對傳統社運模式的不滿日增。他們批評「大台」扼殺了其他聲音,「六四燭光集會」的程序三十年如是,毫無寸進,是行禮如儀;遊行集會必不可少的歌曲《海闊天空》,開首歌詞一句「今天我」,成為了諷刺香港社運一成不變的代名詞。

這種不滿,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達到了高峰。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指出,這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最終並沒有依照「占中三子」的劇本進行,反而由前線示威者主導走向。社運參與者與組織者之間的關係,從雨傘運動開始漸趨平等。民眾對傳統政治領袖的不信任、年輕人對社運有新的想法,掀起了「反大台」的風氣。而香港多年以來的社運,除了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和2012年的反國教以外,鮮見成功例子,更加強了年輕一代另起抗爭爐灶的決心。

馬岳說:「他們不認為需要聆聽你們傳統社運組織的一套,你們的一套亦不見得特別成功。」

而反送中運動作為自雨傘運動後首場大規模社會運動,公民社會初嘗在沒有「大台」下抗爭。由以往傳統社運領袖在「大台」上發施號令,到這場「找不到領袖」的運動,不少人驚訝,到底運動是如何組織與動員?

「連登」網上動員的作用

反送中運動主要依賴網上動員,當中「連登討論區」(也叫LIHKG討論區,是香港的網上討論區)發揮了關鍵作用。由「6‧12野餐」、「6‧21升級行動」、「不合作運動」等,都是在討論區蘊釀的。討論區裡還有人製作各種各樣的宣傳作品,然後走入人群當中派發單張。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甚至公開感謝「連登仔」幫助他們宣傳眾籌。民主派議員也紛紛開設「連登」帳戶,足證「連登」在這次運動的地位舉足輕重,取代了以往傳統民主派架設的「大台」。

抗爭者以 「直接民主」 方式決定行動方案

連登討論區上「百家爭鳴」,每天有上萬則留言和建議,那如何能作出決定呢?在過去近三個月的示威裡,討論區會在同一時間討論多個行動方案,雙方各有理據,爭持不下。這樣的辯論,每天都在討論區的不同角落裡上演,但每每都能迎刃而解,尋找最終共識。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浚鋒一直積極投入反送中運動,他觀察到,運動參與者在商討行動過程時,會以「直接民主」方式來化解矛盾。在連登討論區,大家通過討論尋求共識,得到大多數人認同的帖子,大家會給予「正評」推上「熱門」,反之則會給予「負評」讓它「沉底」。有時也會透過給予「正評」和「負評」來投票,決定何時、在何地行動。

在整場運動中,有人負責文宣、有人幫忙運送物資、有人在周邊觀察警方舉動,也有人站在最前線。大家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司其職,並沒有領袖發施號令,而是默契使然。

蘇浚鋒說:「每個人有不同職位、不同崗位,但大家一起做決策,商議式民主、直接民主對整場運動而言,是最好的。」

這一種分工合作的精神,引伸出反送中運動最大的特點,也是運動當中的一句關鍵口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整場運動一改以往單一的抗爭模式。雖然遊行集會仍然是主軸,但不合作運動、政治性罷工、眾籌在海外登報等抗爭手法,在香港都是前所未見。

馬岳指出,是次反送中運動,吸取了五年前雨傘運動的教訓,當年的長期占領令參與者感到十分疲憊,是運動後期走下坡的主因之一。而在沒有「大台」的領導下,得以包容多元的抗爭方式。

馬岳說:「有些人可能覺得遊行示威很疲累,但你叫我捐錢,我便捐錢,於是眾籌亦有相當好的效應。很多人持續地參與運動,想出很多新的方法。」

群眾不斷構思新的抗爭手法,照顧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也避免長期依賴單一的行動模式,令運動得以持續。

老一輩社運思考方式受限制

上一代的社運人士,亦認同沒有「大台」的社運模式,能跳出固有框架,為運動帶來新的元素。

陶君行承認,既有的社運模式似乎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他們往往被既定的模式所限,不敢嘗試新的抗爭手法。反之,由民間主導的運動,沒有包袱,讓新思維湧現,大家都勇於嘗試前所未見的抗爭行動,令政府難以預計。

陶君行說:「假如我是運動領袖的話,(會認為)衝一次警察總部就好了,下次會十分危險的。衝擊稅局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大家都用電子交稅,而且現在並非交稅高峰期。我們會有這些思想框架,限制著我們去構想不同的抗爭手法。」

百花齊放的抗爭與以往最大的分別,在於一般市民對「勇武」抗爭的接納程度,明顯提高,參與者強調「不割席,不篤灰」,即「不切割,不舉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的調查便顯示,九成運動參與者理解衝擊行為,當中不乏所謂「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支持者。

沒有大台反令運動更團結

年輕一代嚮往「無大台」的社會運動,讓運動參與者得以自由發揮,不必擔心衝擊行為會讓自己被孤立,甚至同一時間可以有人留守、有人衝擊。蘇浚鋒認為,運動參與者的行動光譜十分廣闊,從「和理非」到「勇武派」,「大台」往往難以包容不同光譜的行動。以民間人權陣線為例,面對有示威者衝擊時,他們總是不得不與之切割,否則或將承擔法律責任。

蘇浚鋒說:「大台應該可以代表示威者,能夠宣布行動升級、結束等等,但我不認為民陣、任何政黨、以至學界,有這個能力。」因此他相信,由運動參與者自發號召各種行動,百花齊放,是最理想的局面。

經歷反送中運動,蘇浚鋒感歎,原來香港的示威者充滿默契和智慧,無人指揮,卻合作無間。

蘇浚鋒說:「以6月21日為例,當日其實無人曾宣布要包圍警察總部,但大家都知道當日需要去警察總部。」

香港示威者經過多年的抗爭,慢慢建立了默契。例如示威物資該在哪裡卸貨、物資該如何傳播,全部都井井有條,毋須任何人帶領。

打破「大台」迷思

而以往對「大台」的迷思,相信領袖是必須的;認為沒有「大台」組織,運動便會失去方向,土崩瓦解。但反送中運動,卻打破了這個迷思,運動至今持續近3個月,仍然能凝聚大量群眾。一些不是由傳統民主派或社運組織發起的地區示威,例如九龍、沙田、元朗的遊行,都有數以十萬計市民參與。馬岳分析,龐大的民意基礎,和政府漠視民意的態度,使民憤久未平息,也令整場運動沒有失焦。

反送中議題得到跨階層支持,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5月下旬的調查,顯示近七成市民反對修訂逃犯引渡條例。龐大的群眾基礎讓運動得以擴展,嘗試不同的抗爭手法。以二百萬人上街的基礎而言,即使群眾化整為零,不同的地區遊行,仍然能號召數以萬計參與者。以至社工界、銀髮族的遊行,都有數千人參加。

不能忽略的是,林鄭月娥政府是整場運動中最有力的「助燃劑」,群眾提出的五大訴求,政府至今拒絕正面回應。因此即使沒有「大台」領導,群眾仍然會自動聚焦在這五個訴求。馬岳批評,政府至今仍不斷犯錯,不但沒有回應民意,更因警察濫權濫暴、元朗白衣人襲擊等事件刺激市民,催生流血衝突,令風暴越演越烈。

反送中運動由民間主導,得以百花齊放,包容「勇武」和「和理非」。反送中運動帶出了種種嶄新的思維,撼動傳統的社運框框。反送中運動打破了沒有「大台」便難以持續的迷思。那麼未來香港的社會運動將何去何從?沒有「大台」的運動模式是否最理想?專題的第二部分,將會跟大家探討。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李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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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0 2: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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