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利益不能壓制公民權利

【大紀元10月14日訊】janson供稿﹕我們經常可以听到很多人以經濟利益為理由，來否定民眾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合法合理的正當性。這個問題用抽象一點的文字來表達，大概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否和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相對立”，或者說“權利和利益誰更重要”。

利己主義并非完全不對，在現代民主社會，公民維護自身利益恰恰是受法律嚴格保障的權利之一。從本質上來說，現代公民的各种權利，其實就是各种實際利益的綜合的抽象的表達，而行使權利的過程，往往就是涉及到爭取自己的切身利益。例如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就明白無誤地表達了公民的財產利益。然而，利益和權利的關系并不是划上絕對等號的，特別在行使具有群體性的權利而涉及利益糾紛時，必須遵守公共法律和維護集體權利。例如，不能因為自己的商業利益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危害其他人的權利。公民權利所代表的具體利益，就必須在社會的法律規章和道德共識的約束定義之下來實現，絕不能在“利益至上主義”的口號鼓動下任意橫行。以經濟發展為理由來否定反對公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的論點，就是沒有認識到權利和利益之間的正确關系，試圖用個體的利益來否定群體的權利。

中國有句流傳很廣的話很令現代人詫异,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意思似乎是在提倡為了利益就可以不擇手段為非作歹。從表面上看這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心態似乎和古代儒家講究仁義的清高姿態格格不入，但具體分析下來，卻可以發現他們恰恰是本質相關的。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極度歧視經商的人，傳統保守的中國人對待商業經濟的畸形心態，就是來自于儒家文化自大獨尊和專制排异本性的毒害。古代的儒家文化極度地排斥商業活動，跟儒家文人依附寄生于權貴勢力的關系息息相關。由于束縛于固定土地的農耕經濟使得財富能在比較穩定的渠道下流向貴族階層，靜態的人口狀況更易于統治者有效地控制社會穩定，因此封建皇朝的士大夫階層絕大多數都重視農業耕种，歧視商業活動，而且常常從政策上抑制甚至暴力鎮壓人們正常的必要的商業交流。在傾向明顯的政治風向之下，附庸于權貴勢力的儒家文人必然要營造出种种“合理”的理論來支持論證重農輕商政策。

正常的必要的商業活動被壓制，至少造成兩個嚴重的后果。一個后果就是迫使人們的商業活動轉入“地下”，就象現代人常說的“黑市”。不規范的市場必然導致欺詐行為的泛濫，缺乏完善的市場制度指引的人們甚至只好自行約束，這也就是為什么古代中國在極度的皇權專制下卻依然存在眾多行業幫會的原因之一。無秩的市場使人們深受其害，以至于很多中國人直到現在還堅持相信“無商不奸”的偏激結論。另一個后果就是誘使人們普遍專注于“升官發財”的“致富”渠道。追求富裕當然是人類的天性，然而下層平民在橫征暴斂的政策下，希望依靠耕种的方式達到幸福生活的目標，基本上是個机會渺茫的夢想。因此，下層平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爬上做官的高位，因為官員擁有的權力給他們提供了貪污國家賦稅和搜刮民間財物的“發達致富”途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道出了官場貪污腐敗的流行化和制度化。貪婪行為的無羞無恥和邪門歪道的肆無忌憚，造成的明顯結果，就是全社會整體的道德价值觀念的顛倒破坏，所謂的“仁義之邦”早就成了假大空的千古笑話。“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層士大夫們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典范作用，就是熏陶教育出眾多漠視法規，無視正義的“刁民”，這也是中國社會上普遍人情冷淡，不重信義，互相猜忌的原因。

以現代社會的文明標准來看，政府的制度性質的腐敗是社會災禍的根源，而制度腐敗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對百姓權利的漠視剝奪。從千年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儒家文化的“仁義”和“民本”的思想只是一种停留在書本的假說理論，從來就不曾被實施過，大行其道的反而是愚于“忠君”，順于“天命”的附庸專制獨裁漠視民生權利的思想。在“君尊臣卑”的循循善誘下和鋼刀揮舞的暴力鎮壓下，億万小民千年來戰戰兢兢，從來不敢胡思亂想自己應有的權利。被剝奪權利的最直接后果當然是現實利益的喪失，從草菅人命冷血屠殺，到橫征暴斂巧取豪奪，乃至鉗制言論封鎖信息，百姓享有政治經濟文化利益無一例外都遭到肆無忌憚的侵犯。中國人水深火熱的災難，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沒有停止，甚至被自栩為“偉大光榮正确”的共產党“發揚光大”。例如共產國有就是搜刮平民的財物，瓜分國企就是盜竊百姓的財富，文革批斗是精神肉體的摧殘，鎮壓六四是對學生的公然屠殺，迫害法輪功是對道德信仰的壓制，封鎖网絡是對文化言論的剝奪。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專制暴政所做出來的罄竹難書的禍害，即使用他們自己的党章法律來度量判斷，也都不折不扣臭名昭著的罪行，更被現代國際公認的民主人權視為野蠻恐怖。

翻翻中國的歷史書，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兩件事，一是喜怒無常的貴族君主將民眾當成動物般肆意捕殺，二是大飢荒餓殍遍野人相食。黑暗的歷史讓現在的我們几乎不敢相信，古代中國人竟然能在如此惡劣的人權環境下忍受生存下來。比照一下歷史，如今的統治者的貪婪暴瘧其實一點也不“遜色”于我們的祖先，也許將來的人也同樣對我們現在所經歷社會而感到羞恥。然而，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的血腥教訓，都沒有的惊醒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們的良知。本應該是人類社會本性追求的經濟發展，竟然被很多人當成是維護專制合理的辯護和暴政必要的論調。因為“權利不能當飯吃”，所以發展經濟是“至上理由”，這种毫無因果關系的邏輯竟然成了很多人拿來當成攻擊民主自由思想的”理論“，奉之為“經濟招牌”，又催生出“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棒，橫掃一切被他們視為危及專制獨裁體制“合法性穩定性”的“有害言論有毒思想”，從而下定了論斷：“民主自由人權不符合中國的特殊國情”。公平的政治制度，自由的文化思想，先進的科學技術，舉凡触及專制獨裁的基礎，有利于改善公民權利的先進事物，一概被視為洪水猛獸，于中國人絕緣。

荒謬絕倫的論調有其發展的時代軌跡，一如儒家文化假仁假義反生出的貪婪暴瘧，正是假大空的“共產主義理想”反生出种种虛偽齷鹺的丑態。毛時代的中國專制統治者利用精神上的高度壓力來抑制人們的物質需求，在超大規模的人為災難下用暴政勉強維持著社會的表面穩定，以供養少數權貴人物表面高尚純洁的精神面貌，暗地里極度荒淫放蕩的物欲生活。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似乎以追求個人利益為恥辱，其實是制度化的等級利益分配使他們安于現狀，而政治批斗運動的泛濫成災，更為未來全民族的道德淪喪奠定了基礎要素。鄧時代和江時代的“改革開放”從思想上解放了人們對物質享受嚴重歪曲的恐怖心態，追求富裕幸福的生活重新成了中國人的人生奮斗目標和生活動力。然而，專制體制和獨裁權力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党貴官僚貪污腐敗的盛行，政策法規的破坏造成政治混亂，管理效能的低劣導致經濟危机，貧富對立的不公醞釀社會動蕩，社會道德則伴隨著僵化的共產主義原教旨精神的破產而急速沒落。在“經濟挂帥”的“原則”式口號煽動下，借用類似于舊式“政治挂帥”的詭辯思維的“推理論證”，就演變出种种利益至上唯利是圖的做人信條。

很多海外的人士人為中國下層的老百姓必定對官僚貪污腐敗的行為深惡痛絕，然而這是一個不全面不准确的統計描述。大部分的中國人對腐化墮落行為的憎恨，只是停留在感情評擊和理論譴責的水平上，很少人能用嚴于律己大義滅利的態度，來對待現實環境中涉及自身利益的腐敗現象。大到政府部門，小到企業單位，挪用公款盜竊公物，做假帳吃回扣，索要好處收取紅包，几乎成了不成文的社會規范行為。我們可以听到很多人振振有詞為自己的同流合污辯護，例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大家都這樣做，我也無能為力”，“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身在其位不謀其利，是檔人財路阻人發達”，“假清高實無能”。這些流傳在下層粗俗的說法在中上層有相對應的比較“高雅”而模棱的說辭，例如：“水至清則無魚”，“清官等于酷吏”，“賄賂是高級的政治投資”，“腐敗是經濟必要的潤滑劑”，“娼盛繁榮，繁榮娼盛”。正是下層民眾“從眾同流”為借口，“以人及己”作推理的歪口狡辯，和上層人物顛倒黑白為“能事”，混淆是非為“榮耀”的“理論學說”，互相輝映遙相呼應，共同构成二十一世紀神州大地聲勢浩大蔚為壯觀的腐敗墮落大潮。

專制獨裁營造歪風邪气，歪風邪气培養歪理邪說，歪理邪說反過來又維護鞏固專制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依然如古舊沒落的封建皇朝，自我屏棄在民主自由的現代文明標准之外，保守沉迷于自欺欺人的惡性專制循環之中。中共党貴以六四血腥鎮壓為中國的民主改良划上了句號，正式宣告了党內右派在政治體制上反民主的“堅定立場”；后鄧時代的江則民則以鎮壓法輪功為借口，重行毛時代的個人獨裁，用政治批斗的暴力手段掀起后文革時代的信仰屠殺。如果說存在什么因果循環的話，那我認為，中共施行的暴力統治是因，民眾遭受的利益掠奪是果，而全民淡漠的權利意識是促使強權專制穩定循環的充要條件。

顯而易見地，党貴官僚的特權專制對法規政策的肆意踐踏，使得“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承諾成為假話空話笑話，沒有民主制度規范和不受自由輿論監督的虛假“法治”，早就被遭受切身苦難的人們看穿識破而嗤之以鼻。中共的“共產主義理想”因死抱著專制理念不放而破滅，只好重新撿拾起曾經被他們批倒斗臭的經濟理論，轉而崇拜利益至上主義。然而，回觀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可以看出，中共對“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策略，從理論到實踐，都僅被當成是一种短期階段性質的利用手段，并不是他們根据人民百姓的利益為宗旨原則而發出的本性愿望，更不是被眾多“愛國主義口水家”們喧嚷的那樣以國家民族的富強為高尚的目標。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昭然自揭地公布了中共視發展經濟為“臨時抱佛腳”的策略，只是被迫用來在短期內轉移掩飾人民對專制暴政的不滿情緒，自私的嘴臉暴露無遺。而在党貴們圖謀划策的“中高級”未來中，原教旨主義本質的“共產主義理想”，依然被他們當成是夢寐以求的狗頭招牌，他們的美夢也就是回复類似于毛時代的無法無天肆意橫行的党貴獨裁。可怜的中國億万人民，依然是徘徊在千年的苦難輪回中，趁統治者恩賜給我們的喘息机會，短暫地得以休生養息；而中國百姓依然不敢奢望享有乃至談論最基本的公平權利，他們唯一敢于能于期望的，也不過是希望統治者的“手軟”時間長一點，“利用”的時期久一點而已，就如我們眾多可愛的學者們那樣，盡量地去論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會是“很長”的一段時期，借以延長喘息机會。

所謂的“經濟發展必然促進民主人權進步”的推論，被變本加厲的一党專政下的殘暴現實所嘲笑。號稱代表了“最廣大人民利益，最先進生產力和最先進文化”的“三個代表”，當碰到當代最先進信息网絡帶來的輿論沖擊的時候，立即撕下面具露出嚴防死守封鎖逮捕的青面獠牙。中國人民本來就少得可怜的基本人權，在對六四學生的血腥屠殺，對法輪功信徒的肆意摧殘和對言論信息的瘋狂壓制的事實中，更顯得奄奄一息，最后在利益至上主義的招降掃蕩之下，終于蕩然無存。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已經是只剩下赤裸裸的一具肉體，完全喪失了現代人的公平人格和獨立尊嚴，任憑獨裁統治者蹂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