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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璞華編譯/金融時報10月28日起分五部分連載了“中國的未來”一文﹐對中國的前景及面對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以下是第三部分。
郭輝在中部省份河南的貧困家鄉名叫永豐﹐意思是“永遠丰饒” 。但這位63 歲的農民實在是太厭倦了﹐都不想提到這名字所包含的諷刺意味。
他貧瘠的一公頃土地收成微薄。夏天有伏旱; 每隔幾年蝗群總會到來, 他的儿子又去了工厂。
但這些困難和他從那些本來應該是幫助他的地方管理官員處受到的對待比起來簡直算不了什麼: 他和妻子每年要從賣庄稼掙得的2千人民幣(相當于242美元)裡面向地方官員支付令人瞠目的各種稅費。
稅分三种: 村庄維護稅, 公共開支稅, 和支付地方共產干部的管理稅。然后有五種費: 一是村裡孩子的教育費, 一是地方慈善事業費, 一是地方民兵訓練費, 一是道路整修費﹐再加上計划生育費。
據郭先生說﹐除了這些之外﹐還有”農業稅”﹑”水稅” 和”教育籌款稅”﹐最後還有徵集所有這些稅費的服務費。
郭先生說﹕”在支付所有這些費后, 我什么也沒有了﹐一點收入都沒有了。” 他听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由于國際競爭可能會使他遭受損失﹐但他並不關心這些。他反問道﹕” 還能坏到哪裡去呢?”
中國農業部門象這個國家本身一樣巨大和多樣。許多地區的情況比永豐要好一些﹐但郭先生的情況絕不是异乎尋常的。困擾著涉及9億多農民的農村經濟問題被北京政府認作是這個國家最為緊迫和棘手的問題。
大部份農村經濟都受到了二十年的經濟改革的衝擊。當沿海城市制造業景气時﹐寶貴的人力和財力資源從內地的村鎮流走以獲得較好的回報。內地和中國西部的人們經常說: “所有的孔雀都往沿海飛走了﹐留下的只是些麻雀了。”
雖然北京極力聲稱農民的收入近年來在增加﹐實際情況看起來恰好相反。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西文等資深專家證實從實地收集的證据表明: 農民從1998 年到2001 年平均收入在下降。
同時﹐在40 年的下降之後嬰儿死亡率重新攀升。大約3千萬孩子從未上過學并且每年有4百萬學生退學。大約1億2千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并且此數字還在增加。結核病和愛滋病等傳染病正在擴散。
中國農村的衰落有几個原因﹐但象許多其它現代問題一樣﹐統治的危机是這個徵候的病根。
象郭先生一樣的農民不得不支付無盡的苛捐雜稅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各地的村鎮管理機構由于過去几年間地方企業的失敗而陷入深深的債務中。
鄉鎮企業從80 年代中期到90 年代初期發展迅速﹐隨著90 年代初期沿海城市充滿活力的新公司壯大起來並開始部署全國性的銷售网絡﹐鄉鎮企業在競爭中逐漸地敗下陣來。
郭鳳蓮是 60 和70 年代的一位革命英雄﹐她現在在陝西省的窮鄉僻壤經營三家鄉鎮企業。她說她的羊毛服裝品牌不可能和上海生產的時興產品競爭。
她說﹕”他們有資金﹑設計﹑營銷方法和管理技巧。我們應該專攻農業處理。”
但問題是當地方政府擁有的企業-大多數鄉鎮企業屬于這一類- 失敗了之後﹐通常是當地人口不得不為其還債。
根据最近一份政府內部文件, 農村機構的債務可能達到6千億人民幣 – 超過中國中央政府年度稅收的三分之一。
但農民的負擔還不僅于此。根据這份內部文件﹐農夫還得支付2千5百萬縣鎮干部每年估計達2千5百億人民幣的薪水和行政開支, 以及約3千萬村干部1千億人民幣左右的支出。
除此之外﹐5萬個小鎮經營著几百万家企業﹐其中許多需要周期性的投入現金。因為鎮政府控制著稅收﹑預算﹑警察部隊和法律機構﹐他們在壓榨人民籌集資金時幾乎不會遇到任何抵抗。
使情況更複雜的是﹐地方干部被提拔的標準是工農業生產增長了多少。這也刺激著他們去弄虛做假。
在中部的湖北省丹江口﹐官員夸大了幾倍地方的生產數字﹐但這樣他們就得提高稅收以和這個假數字吻合。
鄉鎮企業的衰落﹑農夫收入的減少和地方官僚主義者貪婪的習性給作為村鎮主要資本來源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帶來相當大的壓力。
但農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國的搖搖欲墮的財政系統中最薄弱的一環; 估計其一半的貸款屬于壞帳﹐導致很多合作社破產﹐而其它剩下的也愈來愈不願放貸。
這帶來的廣大沖擊几乎是難以描述的: 據北京福特基金會主任﹑農村信用合作社專家安德魯 華森說﹐中國的4萬農村信用合作社提供著百分之80 的農民信貸和約百分之70的鄉鎮企業貸款。
中國加入WTO 預計不會改進農村的生活水平。佔世界人口百分之22的人們只有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7﹐因此毫不奇怪大多數中國農民所擁有的土地並不比郭先生的一公頃大多少。
當然這些土地同時也是產量很少的。包括小麥﹑大麥﹑玉米﹑大豆和稻米在內的中國農產品在國內的价格都在國際市場价格之上。當進口關稅根据WTO 協議調低之後﹐象大豆之類的一些產品進口預計將大量增加。
中國正在加劇的農村問題有很大的長期影響。潛伏的嚴重不安情緒是一個真正的威脅﹐不滿農民的暴亂越來越頻﹑越來越嚴重。目前貧富的差距比1949 年共產黨奪取政權時還要懸殊﹐預示未來几年裡中國農村消費市場將持續衰弱。
如果當前的這些趨勢由于加入WTO 而加速的話, 目前從事土地工作的4億人中有2億可能會開始尋找城市就業機會, 給中國作為全球性制造業中心的發展提供幾乎是無窮的廉价勞力﹐但同時也使失業加劇。
鄉村的醫療保健﹑教育和福利救濟費用目前都直接來自地方政府﹐而鄉村社會結構的進一步解體會給北京更大的壓力從其財政資源中負擔更多的農村包袱。但北京不可能承擔得了這樣的負擔–其國內債務加上諸如未支付的城市退休金和國家銀行中的呆帳之類的意外責任風險已經大約相當于整個的國民生產總值。
但當去年為一個月12美元而裝配煙花的40 名小孩在一所農村學校的爆炸中喪生時﹐ 它給了起初是通過農民暴亂而獲得政權的這個政府一個強有力的警訊。同樣, 北京必須關注在數百河南村庄裡由于重複使用被感染的捐血而導致的愛滋病和HIV的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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