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政治犯劉京生的妻子金豔明

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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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2月2日訊】劉京生今年四十八歲,是前北京二十七路公共汽車司機,一九七九年因在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中參與民間刊物《探索》的出版,倡導民主自由,與魏京生等先後被捕,雖然當時他沒有被判刑,但被公共汽車公司調任售票員。劉京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以後,曾寫文章為六四死難者鳴冤,並參與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和中華進步同盟,於一九九二年再次被捕,並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目前仍在服刑。

記者採訪了劉京生在北京的妻子金豔明。金豔明是北京二十七路公共汽車售票員。她談了與劉京生的相識,以及她在這十年獨自一人撫養他們獨生兒子的艱辛歷程。

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是劉京生入獄十周年的日子,這一天也正好是家人的探監日。探監只允許家屬和服刑的犯人隔著玻璃通過電話交談,這一次因一個偶然的機會,金豔明十年來第一次跟丈夫劉京生坐在一起交談。

金豔明:我去看劉京生,恰好監獄的電話線有一部分壞了。他們對我說:“你們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談一會兒吧。”我們坐在一起說話,十年來這是第一次。

記 者:劉京生的情況怎麼樣?

金豔明:他穿著囚服。我對他說:“你是不是臉腫了?我覺得,你的臉怎麼緊繃繃的?”劉京生有高血壓,還吃著藥呢。他說,他也不清楚為什麼。我說,大家都在關心你。他說,謝謝他們。提到這十年,我們□都流淚了。十年了,我們兩個人從來沒有坐在一條凳子上,我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我們□都盡力調整,說一些歡快的話題,比如孩子呀,家裡呀。我不願意老是沉浸在悲哀中,我願意給他帶來歡樂。他在監獄裡學習法律,並參加了自學高考,他已經通過了三、四門課程了。探監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劉京生在獄中整整度過了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他的身體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先後患了高血壓、胃病、心臟病,牙齒也有損壞。但這十年來,使我這個既當媽、又當爸、上有老、下有小的女人堅強了,學會了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

記 者:當初您是怎麼認識劉京生的呢?

金豔明:我一九七九年被分配到汽車公司,那時劉京生是一個特殊的人,他從司機轉成售票員,是犯了錯誤受到處分的人,我不知道他犯了什麼錯誤。我們幾個插隊回來剛分配來的人總是圍著他轉,他常給我們講些幽默的話,也提到西單民主牆,這些我們過去都不知道。我朦朦朧朧不太懂,但我比較欣賞他,我覺得他不是壞人,雖然,我們的書記開大會時就說過:“你們不要理劉京生。”

記 者:哪你為什麼還接近他呢?

金豔明: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八、九歲,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母的一段談話。那時候,我母親到工人體育館參加了一個批鬥大會,回來後我父母就在夜裡談話,我媽媽說白天她看到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事。王光美脖子上戴著一串乒乓球,批判她是資產階級思想,他們的兒女就站在旁邊。我爸爸說,不應該把子女牽扯進去。這些話父母不想讓我們聽見,但我聽見了。這對我震動很大,我想,如果我遇上了王光美這樣的阿姨,我會關心她,幫助她,會接近她的兒女。那時候,如果有同學的父母是地主,老師就不讓我們理這樣的同學。但我不會不理他們。因為從我父母的談話,我感到,父母內心是很有母愛、很有父愛的。

我插隊回來被分配到汽車公司,認識了劉京生。當時他在單位受到孤立。他不是那種特別沉悶的人,他為人幽默、寬厚。他有時候把《探索》雜誌拿給我看,我雖然看不懂,但很願意看。

記 者:能不能講一講你們後來是怎麼談戀愛,又是怎麼決定結婚?

金豔明:我們是前後車,上同樣的班。這樣,我們接近就比較多。在沒發車之前,我們就聊一會兒。半年以後,我們就確立了關係,那時候我也不懂什麼愛情,我同情他,也喜歡他。我比劉京生小三、四歲,他關心我,愛我。我們也有爭執,但不會影響我們的關係。我不喜歡總是順著我的人,我也不喜歡成天跟我打架的人。劉京生是我理想中的人。

記 者:您小時候都有些什麼理想?

金豔明:我很想當一個老師,因為我喜歡孩子。但命運安排我到了汽車公司。當時,我面臨的選擇是,要麼到飯館炸油餅,到小酒店工作,我不願意去,就到了汽車公司,當了售票員,一直到現在。我想,我要找一個有頭腦的丈夫,就跟劉京生結婚了。

記 者:你們結婚後,劉京生參與民運活動多不多?

金豔明:開始的一、兩年他只寫文章,但是沒有接觸更多的民運方面的人。這對我的威脅不是太大。但是,後來我們有了孩子,生活需要一個穩定的家庭,孩子需要父母雙方的教育。所以後來我對他的作法不太滿意。在一九八九年,他曾到天安門廣場演講。他的父母知道利害,我那時候對這方面的危險不太知道。

記 者:請問劉京生生長在什麼樣的家庭環境中?

金豔明:他的父母都是科學院的幹部,都是共產黨員。他媽媽是研究所的黨支部書記,他的姐姐和姐夫也都是共產黨員,經常跟他辯論。劉京生十四、五歲就去當兵,是當海軍。復員以後到了汽車公司。

記 者:您剛才說,劉京生從事民運活動對您和家庭有影響,請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金豔明:在一九九零、九一年他又開始接觸民運方面的人,他對事業和追求比較認真,對孩子和家庭就顧及得少了。在他被抓進去之前那段時間,我心裡老是□□地跳。劉京生也跟我說過:“有可能我要被抓走。”我說:“不可能吧?你也沒幹什麼,怎麼能蹲監獄呀?”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成立了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

記 者:您認識劉京生接觸的那些人嗎?

金豔明:認識。胡石根比較有思想,是比較正直的那種人,他是語言學院的老師,自由民主黨創辦人,他有時到我們家就說:“你看看,你有一個好妻子。”胡石根的太太不支持他搞民運。(記者注:據國內人士說,胡石根的太太已經帶著孩子離開了他)。

記 者:您能不能講講十年前劉京生被捕時的情況?

金豔明:他被捕前已經調出汽車公司一年多了,在通化試劑廠,跑業務。有一天,他突然間不回來了,後來他們來抄家時,我才知道他被捕了。同時還有幾個人被抓,有一個被判了五年,現在回來了,有一個免予起訴。胡石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中華進步同盟創辦人康玉春被判了十七年,他是安定醫院的大夫。還有一個王國齊,被判了十一年。

他們被關在半步橋七處,不讓見人。只有要錢要物的時候,才知道劉京生這人還活著。我去找了七處的預審員,問他們為什麼不讓我們見面。劉京生在那裡整整押了一年多,快兩年,才開庭審判。

記 者:經過這麼長時間才審判?審判是怎麼進行的?

金豔明:開庭審判前通知我們,有個律師找到我。律師辯護的時候倒是對劉京生進行了無罪辯護。劉京生幹的事他本人在哪兒都承認,比如寫傳單、印傳單,寫《六四英魂永不散》等等。庭審後,隔了五天宣判,宣判的時候不許我們旁聽,讓我們在旁邊的屋子裡。宣判後,他們被手銬一銬就帶走了。我聽被放出來的許東嶺說,他們當時喊口號:“自由萬歲!民主萬歲!”警察就打他們,然後把他們踹上了車。

記 者:宣判時不讓你們家屬旁聽,他們是怎麼解釋的呢?

金豔明:他們找了一個借口,說房間小,我們一聽就知道是借口,我說:“小不要緊,只要有一個縫讓我看看就行。”他們說:“不行。”他的判決書說,他的罪名一個是“組織領導反革命組織”,一個是“反革命宣傳”,兩個罪在一起,共判了十五年徒刑。

記 者:您有沒有想到劉京生會被判這麼重的刑?

金豔明:沒有。我覺得,他不就是印發傳單嗎?有什麼啊?最多判三、四年,哪就判那麼長時間!

記 者:得知劉京生被判了重刑,您當時怎麼想?

金豔明:數日子吧。十五年後,他成了老頭子,我也快是老太太了,孩子得長大。孩子,我絕對不能讓他受傷害。從那以後,我對待孩子是,只要他健康、快樂就行,沒有過多的要求了。那時候,兒子不滿九歲。

劉京生也給我寫過一封信,說:“你如果等不了的話,可以找自己的幸福。”我對他說:“在你最危的時候,我絕對不會把你撇下來。如果那樣,我的生活不會幸福。”我跟他說:“你放心,盡管我犧牲的可能太多,但是,我認了。你在監獄裡注意健康,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面對現實。”

剛開始他跟強姦犯關在一起,我知道他跟他們不會有什麼話說,我就勸他多看書。那時候,他要什麼書,我就給他買什麼書。

記 者:孩子的情況怎麼樣?

金豔明:劉京生入獄對孩子傷害比較大。原來兒子劉曉光喜歡畫畫,劉京生入獄以後,兒子就放棄了畫畫。劉京生特別喜歡兒子,跟兒子一起蹦蹦跳跳,他喜歡歷史,也給兒子買這方面的書。

劉京生剛被抓起來以後,兒子很不適應,天天念叨,心裡急躁,唯恐爸爸死,還說,他們不應該抓他,他是好人。我一定要把孩子帶好,肩負起既當父親,又當母親的雙重責任。

我每天五點多鐘起床,六點多就得到單位,六點四十七發車。我星期三、星期四休息,每天下午三點半能下班到家。有時為增加一點收入,再去打幾小時工。我和孩子幾乎沒有休息在一起過。劉京生的父母比較堅強,尤其是他母親,幫著我把孩子養大。

記得九七年夏天,有十多天,兒子每天嚷嚷肚子疼,把我和他奶奶急壞了,真是怕他死。檢查了兩天都查不出毛病,最後住了醫院。那時候,我們特別感到無助。我和他爺爺奶奶輪流日夜去醫院看護。我那時月工資才七百多,兒子出院一結帳,要兩千多,奶奶的工資都拿出來了。

劉京生的母親很不容易,劉京生參與西單民主牆活動的時候,她和劉京生的姐姐就沒少為他擔驚受怕。這一次,他們也沒有想到劉京生會被判這麼重的刑。出了這事,在單位裡,別人也都不理睬她們。

記 者:您的兒子聽說爸爸被判刑的消息有什麼反應?

金豔明:他自己還算著呢,說,我爸哪年哪年能回來。我看著他那樣子心裡真是酸酸的。他有時也鬧,他曾跟我說過:“媽媽,我跟單親孩子有什麼兩樣?我是徒有其名。”一個缺少父愛或者母愛的家庭,對孩子多多少少都會有不利的影響。我深有體會。孩子上小學還比較順利,因為老師不知道劉京生的事情。到初中有了問題。有一天,老師找到我說:“聽說孩子的爸爸進監獄了?”我說:“沒錯。他爸爸是因為政治問題入獄的。”老師說:“你怎麼沒跟我說呀?”我說:“我是怕素質不高的老師歧視我們家孩子。我不願讓我們家孩子背上包袱。”老師說:“不會的。我也有同樣的經歷,文化大革命我們家受衝擊。”

可能是因為劉曉光淘氣,老師讓幹什麼,他偏不幹。老師就說:“你還不如你爸呢。”孩子聽了當然很不高興,他不願意別人提他爸。回來以後就跟我發脾氣。,跟老師也發脾氣,還跟同學打架。那一段時間是我最頭疼的時期。當然,也有一些老師鼓勵他,幫助他。後來,我把孩子送到位於農村的封閉式中學,那裡農家孩子不是比學習成績,而是比更珍貴的能力和意志,還有貧窮、挫折、磨難,以及人格的健全對他都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的兒子現在可以算是一個正常人了吧。

記 者:兒子有沒有去監獄看過爸爸?

金豔明:開始他不太樂意去,因為孩子覺得,監獄不是好地方。後來去了以後,見了他爸爸就痛哭,而且嘴裡還叨叨嘮嘮,那時他才十一、二歲。我們都怕他嘮叨出聲來。他對警察不滿,說:“你們憑什麼關我爸呀?我爸怎麼了?”父子倆在電話裡哭成了淚人。回來的路上,劉曉光一句話也不說,後來他說:“下次我不去了,心裡不舒服。”

去年高考結束以後,等分數的時候,兒子去監獄看了一趟父親,那時候他已經身高一米八了,劉京生都不認識他了。他比以前成熟一點了,見面的時候就好一點了。他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學。

記 者:兒子上大學開銷大不大?

金豔明:光學費一年就七千元,我就是不吃不喝一年也掙不出這麼多錢,全靠他奶奶和我們兩家的姐姐姐夫幫助。

記者:劉京生在監獄裡處境怎麼樣?

金豔明:劉京生先是被關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我和他媽媽去看過他,以後就沒有音訊了。我們就著急了,我就去監獄管理局找,他們告訴我:“他挺好的,沒事。”等他轉到北京市監獄,我們去看他的時候,我看到劉京生臉色黃黃的,頭髮也少了,問了劉京生我才知道,他從二監轉到北京市監獄,手銬腳鐐整整被銬了一百零四天,理由是與政府不配合。據說是因為七年前民主黨的事,他們懷疑上一個人,就整治劉京生。

我真是氣壞了,我給監獄長、總理朱容基和主席江澤民都寫了信。他們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弱勢的人,劉京生應該保外就醫。

一個沒有道德的權力,沒有道德的政府是領導不了中國的,要想人民擁護它,政府必須得愛它的人民。我們這個國家應該從野蠻走向文明,從愚昧走向科學,從獸性走向人性。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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