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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7日訊】人們常說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智慧，當然不同的民族對智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中國人所代表的東方智慧觀念，与洋人的西方智慧觀念有很大差距。西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無非亞里士多德、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之流，都是理論家、發明家、創造家。中國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誰？大家會不約而同地說：“諸葛亮”。諸葛亮有什么發明？沒有；有什么創造？也沒有；提出過什么理論？還是沒有（孫武還有部《孫子兵法》）。中國人把諸葛亮視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為諸葛亮玩計謀、搞詐術的水平中國古今第一。
東方的智慧標准是計謀權術，西方的智慧標准是發明創造。按照東方的智慧標准，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不過几個書呆子而已。牛頓遇到諸葛亮，肯定被諸葛亮玩得像如來佛手心里的軟糖一樣，誰敢在諸葛面前談天才。而按西方的智慧標准，諸葛亮不過是一個擅長計謀的政治人物而已，連一個高等數學方程式都解答不了，誰敢在牛頓面前談智慧。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之類擅長計謀的政治老腕，不會被列入西洋天才人物的行列。
中國有過一個數學家叫陳景潤（現在的年輕人知道的不多了），一天到晚鬼迷心竅地搞什么“1＋1＝2”的數學猜想。當時周圍的人都把陳景潤視為呆子、怪人，要不是洋人抬舉了陳景潤，他一直會被認為是智商接近弱智者的痴愚人物。陳景潤的論文登出后，中國的反應如同石沉大海，洋人卻興奮起來：“你們中國有個天才的數學家陳景潤！我們要請他去講學。”洋人給陳景潤的痴愚平反摘帽，但仍有許多中國人不以為然：“不就是一個怪才嘛”。
西方認為人類最高的智慧體現在對宇宙自然的理解，智慧的高低是“与自然斗爭”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稱授予那些揭示自然法則的理論家、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發明家。東方則認為人類最高的智慧體現在對“人”的理解控制，智慧的高低是“与人斗爭”能力的大小。中國的聰明人標准是：精于為人處世，老謀深算，隨机應變，討好上級，拉攏平級，利用下級。不會做這些的，均被列入“老實”、“呆子”、“不識時務”不開竅愚昧人之列。中國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陳景潤那樣不懂做人學問的洋才在中國連老婆都找不到。
提到科學，有些中國人會不服气：“中國漢代的張衡最早發明了觀測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沖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圓周率，明代的万氏最早造出了載人的火箭飛凳……”。但我們也應該了解，張衡、祖沖之、万氏等人，都是歷史學家為了和洋人爭口气，硬從歷史垃圾堆中發掘出來的稀有人物。在中國漫長歷史中，極少有人知道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說把他們視為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了。
西方哲人的智慧體現在抽象思維上。与孟子同時代的古希腊學者亞里士多德，首創研究無生命物質世界的构造、運動和原因的《物理學》，并提出自然科學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質”、“空間”、“時間”、“運動”。亞里士多德還首先提出《方法論》問題，總結出“歸納”与“演繹”兩种邏輯推理方法。應該說亞里士多德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創立了力与運動關系的“運動定律”（后來伽利略對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定律”發生疑問，提出了“慣性定律”）。在牛頓總結出著名的“力學三定律”后，宏觀力學基本成熟，量子力學為代表的微觀力學又開辟了新的時代。可以說沒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沒有今天的自然科學。
与此相比，東方哲人的智慧體現在感性思維上。東方哲人雖不擅長提出抽象概念和創立法則定律，但卻善于講故事，把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淺顯的文學方式表達出來，中國古代哲學都寓于名人的教誨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劍”、“鄭人買履”這三個寓言，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其實都一樣，但中國哲人卻無法把這些具體的寓言抽象升華為一個理性概念，洋哲學家則把中國哲人想要說而說不出來的內涵抽象概括為一個概念：“教條主義”。再比如“掩耳盜鈴”、“疑人盜斧”、“罰人吃肉”三個寓言的意思也一樣，中國哲人無法像西方哲人那樣將這些寓言抽象為一個概念：“主觀主義”。
中國的寓言類似于西方的童話，但童話是給儿童看的，因為儿童的理性思維能力比較差。而中國的寓言卻是給成人看的，按照西方的標准，中國的寓言就是“成人的童話”。中國的國民性是什么？魯迅無法用理性思維得出一個抽象的概念，只好借用感性思維的寓言方式，寫了《阿Q正傳》。當然魯迅用感性思維的方法是用對了，因為中國人對理性抽象的東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性強的學說很難在中國得到廣泛的接受。
另一方面，東方和西方測試個人智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人用IQ試題檢測你的發想力、推理力和創造力，然后給你一個大腦IQ值。西方大學的入學考試，都是以測試學生的推理想象能力為主。古代中國怎樣評价個人的智慧呢？這就是科舉考試，用寫文章來評价你的智慧程度，秀才、舉人、進士的差別就在于寫文章水平的高低，文章寫得最好的被皇帝賜封狀元。一個家族如果出一個狀元，那是極其榮耀的事，會永久記載在家譜中成為后人的驕傲。
中國科舉考試考什么呢？既不是考應試者的邏輯推理和想象創新能力，也不是考應試者掌握知識的數量和准确程度，而是考應試者的“文采”。由于文采沒有一個客觀的標准，所以中國的科舉考試不象西方大學考試有一個客觀的分數，考生在科舉考試中排名完全由主考官個人的好惡來決定。
中國所謂的“文采”又是什么呢？這也沒有一個客觀的定義，很難用語言來精确說明。大致講來，有“文采”的文章，作者不是簡單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是用比喻、借喻、夸張、擬人等文學手法來間接婉轉地表達思想，平鋪直敘講大白話被認為文字水平較低。古代中國把文學表現手法稱為“賦”、“比”、“興”，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西洋沒有“文采”這個概念，只好把“文采”翻成“literary talent”，西洋人也很難理解中國文人追求的“文采”到底是什么東西。
西洋畫的特點是寫實、寫生，繪畫以忠實模寫自然為第一要義。而中國畫的特點是寫意，畫家用比喻夸張的手法表達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樣西洋文章的特點是文字表達的准确性和客觀性，東洋文章的特點則是文字表達的比喻和夸張，動不動就來個“白??三千丈”。洋人小說中描寫美女，直接描寫她眼睛怎樣、臉龐怎樣、身段怎樣、表情怎樣，而中國古代小說描寫美女卻喜歡用比喻的手法：“沉魚落雁，羞花閉月”。中國人認為為了達到“文采”效果，犧牲描述事實的准确性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有張繼的問題詩《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月落本應該是黎明時分，后面又說“夜半”，夜半与月落的時間相關顯然不對；烏鴉是白晝動物，和雞一樣晚上睡覺，半夜听到烏鴉叫，就像半夜雞叫一樣不自然；再者寺院也鮮有半夜敲鐘的，“夜半鐘聲”也讓人感到詫异。由于中國詩詞并不著重“寫實”，而著重“寫意”，只要意境好，即使詩境与現實不符，也仍被認為是好詩。
中國古代創造過多种文學題材，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都非常強調講究文采。新文化運動前，白話文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人玩藝儿，有水平教養的文人都是吟詩作賦。《三國》、《水滸》等小說本來寫的不錯，可是作者每每到關鍵時刻，總忘不了賦詩一首，來個“有詩為證”，硬塞入一首不倫不類的詩，試圖以此來表現作者的“文采”。作者似乎是想說：“我不是只會寫白話文，我也會寫詩”。
中國為什么沒有創造出“科學”？其關鍵之一就是中國沒有創造出直接准确描述事物的“論文”體裁。西洋人把文字當作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中國人把文字當作賣弄學問的敲門磚，動不動就要來一點“賦比興”的文學手法。如果請一位中國狀元起死回生來描寫一個化學實驗，很可能會是這樣：“當酒精燈燒得像早春二月陽光一樣溫暖的時候，放上一只少女眼眸般光碧晶瑩的燒杯，加入宛如觀音菩薩玉瓶里露珠的清澈洁淨蒸餾水，即刻發生令人贊嘆不已的奇妙化學反應，快似疾風，速比閃電……”。
中國文人極其重視文字的華麗和表現的优雅，卻非常忽視文字表達的准确性和客觀性，經常不分場合濫用文采修辭，因此中國無法誕生西方式科學論文體裁。有人以為洋人讀枯燥無味的科學論文是因為這些文章有實用价值，可是我們應該記得，亞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頓的時代，自然科學并不象現在，是毫無實用价值的“純學術”。中國人大概很難理解洋人為什么會對那种枯燥描述自然現象的毫無文采的科學論文發生興趣。
有人以為中國在搞了科舉考試以后，才出現重視文采不重視思想內容的傾向。其實中國重文采是自古就有的傳統，漢代尚沒有科舉考試，但漢代的特產“漢賦”，卻是中國歷史上最重文采輕內容的文體。司馬相如寫了一篇《上林賦》，其受歡迎程度居然搞到洛陽紙貴，但《上林賦》除了通篇的美麗辭藻外，卻沒有什么實在的內容。
由于中國人的智慧觀，把寫作文采當作智慧的標准，造成長年來中國文人華而不實的文風。古人也感到這种重文不重實的行文弊病，唐代韓愈、柳宗元等人發起過一個古文運動，提倡學習先秦古人朴實的文風，認為文章應以內容為重，“言必近真、不尚雕彩”。中國古代早有白話文，几百年前的《三國》《水滸》就是用白話文寫的，但白話文一直在中國文人界吃不開。白話文可清楚准确地表達思想感情，文言文就很難做到這一點，所以無法用文言文書寫細膩情感的小說。中國文人放著准确表達思想的簡單白話文不用，偏喜歡用連斷句都要費几分腦筋的复雜文言文，還喜歡在里面加一些不作解釋的典故，更讓人難于理解。
如果說白話文長于“表達思想”，文言文則長于“賣弄學問”。“表達思想”越簡單清晰越好，而“賣弄學問”卻是越曲折繞彎越顯得有學問。明明可以用簡單直接的話講清楚的事，中國文人卻要借古怀思，引經据典，搞得十分复雜。你用簡單的詞句，會被認為是學識不夠，文采不深。用地攤小販都會講的白話文寫文章，沒有賦比興的烘托，沒有起承轉合的文脈，不引經据典，如何展現作者淵博的學識与華麗的文采？
五四后模仿西洋的新文學運動在中國興起，下里巴人的白話文才在中國登上文壇。胡适等人提倡學習西方的寫實文風，少用修辭，不用典故。据丰子愷回憶，他在浙江第一師范讀書時，正值學校提倡新文學，反對封建文學，要求學生作文時“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一個學生寫自己奔喪時用了“星夜匍伏奔喪”，被老師責問：“你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地上爬去的嗎？”
盡管廢除科舉引進西學以后，中國人的智慧觀有所改變，但中國仍然是詩的國家，人們喜歡比喻和夸張，喜歡中國畫那樣詩般的意境，對西洋追求真實的科學和追求寫實的藝術，總是敬而遠之。中國極少會有人不是為了應付考試，不是為了寫畢業論文，而單純出于興趣去讀亞里士多德《物理學》那樣缺乏文采的論理文章（陳景潤則是例外中的例外）。
當然東方的智慧也有其閃光之處，在研究人性的缺點并加以利用方面，遠遠走在西方前面。西方無數的軍事學家、將帥參謀，打了几千年仗，卻從來沒有想出過“空城計”這樣的絕計。如果用同樣的兵器，古羅馬軍團無法戰胜善于用計的東方將軍。治理中國自然也要用中國式的智慧，西洋式的智慧在中國行不通。毛澤東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愛讀的不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而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党奪取政權靠的不是西方“共產主義”的智慧，而是東方“農民戰爭”的智慧。
西方人把思想家當作民族智慧的驕傲，東方人則把計謀家當作民族智慧的結晶。西方人看來陳景潤比諸葛亮更智慧，因為陳景潤和愛因斯坦是同一類人；而東方人看來基辛格比愛因斯坦更聰明，因為基辛格和諸葛亮是同一類人，東方智慧和西方智慧是沒有交點的兩條平行線。西方智慧重視“与自然斗”，所以誕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家發明家；東方智慧重視“与人斗”，所以出現了一個又一個整人高手。一個計謀家生在西方是一個悲劇，一個發明家生在東方也是一個悲劇。毛澤東如果生在美國，一輩子只能在圖書館做一個平凡的圖書管理員，找不到施展抱負的机會；愛迪生如果在中國，一輩子也只能在藥鋪里當一位普通的售貨郎，同樣找不到發明創造的机會。
按照西洋的智慧標准，中華民族是一個缺少思想發明的愚昧民族；而按照東方的智慧標准，中華民族則是一個深曉世故人情、隨机融通、机靈活絡的絕頂智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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