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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3日訊】從官方公開的通報材料來看，在“秘書”這個位置上，李真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們:受賄財物折合人民幣1051.09万元，該數字比數年前几起“秘書腐敗案”中的涉案金額有了惊人的增長。記者查閱的近年反腐資料顯示:“1996年，陳希同秘書陳健受賄40.9万元，判刑15年;王寶森秘書閆振利貪污1万元，判刑7年;鐵英秘書段愛華受賄5.6万元，判刑5年;黃超秘書何世平受賄24.3万元，判刑16年。”數個反腐大案中的秘書貪污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一位高層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此評价說，李真之“大”并沒有太多新意，因為“李真和他的前輩們使用了近乎一致的方式和手段”。這位官員指出，在既定的權力結构中，這樣的“弄權”方式是現成的，“并不需要太多智慧”，“与其說是個人的‘天才’，不如說是體制的缺陷”。他認為這和李真的“年輕”是相符的，“年少得志給了他更大的膽量，僅此而已”。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義可能在于，它讓“中國秘書權力部落”這一權力框架中的晦暗現象以及“秘書弄權”的運作方式和游戲規則被更廣泛地注意。
秘書的權力來源
“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在秘書的政治生涯中，38歲的确是個檻，要么很可能仕途從此扶搖直上，要么就栽了。陳健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時的年紀是38歲，而4年后，李真被雙規，同樣也是在這個檻上，38歲。”行政學專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釋這一現象時說，這是因為秘書与他上級官員的政治生命是捆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們在談59歲現象時，往往忽視了把這二者相提并論，對照著看，也許可以更清楚”。“中國的權力活動在這里表現出了相當的穩定性。”
梁木生是很早就開始研究中國政治現象中“秘書部落”的學者之一。他提醒記者，陳希同就是秘書出身，而陳的垮台同樣牽出了他的秘書陳健。梁說，從公共權力的結构形式來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權力可以分解為決策權和執行權，秘書在整個國家行政管理體系中充當著領導的參謀、助手和事務工作者的角色。這种職位的特點意味著秘書本身并不具備權力，但實際上，他們成為國家公共權力的執行權的主要運作者。
“這實質上就賦予了秘書兩种權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來的權力，也可以看成是決策權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權力，這是由于秘書處于核心權力与實施對象之間的關口，往往成為在某一個權力體系中間接近‘權力核心’的必經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种顯性權力，后者是一种隱性權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權力體制和政治生活中，秘書運作權力時的‘隱蔽性’被各個方面所看好”。
梁木生認為，為了規避腐敗行為的“尋租”風險，同樣在使用公共權力的秘書与上級官員很容易達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這樣的背景下，与秘書的權力運作的隱蔽相對應的是，秘書在行政體制內的人事選拔越來越公開化。梁靈光在輕工部當部長時，輕工部的其他領導曾提議提拔他的秘書黃杰擔任辦公廳副主任，梁靈光沒有同意，“為了避免任人唯親的嫌疑”。直到梁調任廣東省省長后黃杰才得到提拔。
“現在就不一樣了。”梁木生說，“當秘書的容易當官已經是個公共的秘密。有更多的秘書善于接近并討好領導，而領導也更喜歡提拔自己的秘書。”“在這种相互選擇中，秘書与領導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關系。”
“秘書腐敗”的實質是決策權和執行權互動互用的“集團性腐敗”。從1996年的“陳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馬案”、“叢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們的秘書無一不是極深地介入其間。
分析這些均有秘書參与其中的腐敗要案時，梁認為:“秘書在權力運作中的‘隱蔽性’既使他們易得到重用，同時往往也容易成為權力斗爭和組合下的犧牲品。”因為“‘假借名義、盜用權力’很可能成為‘舍卒保帥’的最好借口”，“這是秘書弄權的‘風險’”。
秘書角色与秘書部落
王寶森的秘書閆振利起步的時候只是北京市財政局的一個普通干部，据說，時任北京財政局局長的王寶森起初對其并無好感。而閆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設”的机會，每次回京休假總要攜上西藏的土特產去看望王寶森，幫王寶森安裝浴盆、買電視机，攬下了王不少的“家務事”后，逐漸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寶森升至副市長時，閆從西藏返京，王辭去原秘書，點名要了閆振利。而陳健被陳希同所賞識，除了因為其“活絡的辦事能力”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陳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錯，在辦公廳工作時可以經常陪陳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書角色的含義就變得很晦色了。”關鐘叔向記者舉了一個例子，閆振利在任王寶森秘書時，曾以私人名義從海淀區財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說，“到時候由市財政局還”，而市財政局礙于王寶森的面子，不僅沒有追究還給閆暗中圓了賬。
“從我國官吏制度的演變來看，秘書角色由官員逐漸向職員衍變。然而，我國秘書的角色仍然是‘官’‘職’不分，社會、領導包括秘書自身都把秘書視作官，而且是更實用的‘官’。就像李真，即便后來擔任省國稅局長時也沒有放棄‘河北第一秘’的角色。”關鐘叔認為，秘書角色失范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權力分解的不合理、權力界限和權力責任的不明确以及權力監督目標的不确定，“道德力量与權力監督力量的雙重失效使秘書腐敗變得難以遏制”。
關鐘叔在觀察几起“秘書腐敗案”時指出，一個能夠成為上級心腹的秘書，必須很好地替上級完成個人權力的擴張和延伸。“也就是說，秘書必須深諳政治游戲的規則，能夠幫助領導疏通同級官員和上級官員的各個關節。而秘書的工作方式一般是与對方官員的秘書交往，這使得身處同一官系中的秘書往往相互之間私交很深。”
“因此，多數情況下，一個集團性腐敗案件的背后都會有一個秘書部落。從這個角度上看，在反腐案件里，‘秘書腐敗’案極具標本价值。因為，我們從‘秘書部落’的活動情況可以清晰地觀察到權力結构中權力具體運作的方式和脈絡。”
失控的權力場
曾經有文章分析閆振利的腐敗，說閆“鑽了一個空子:人調到市政府工作，行政關系、党的關系卻還留在市財政局”，“兩邊都管不著他”，使閆“失去了監督”。
而梁木生指出，這种看似偶然的因果中蘊藏著中國秘書現象的一個客觀問題:“秘書部落”的普遍失控。“在權力組織的框架中，這里面留出的空白太大了”。
梁分析說，秘書選拔任免的權力直接掌握在上級領導手中，因此對秘書的監督是上下級的行政監控。對于進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員和秘書來說，這樣的監督無疑是形同虛設。“同時，這种監督失控會被官員所利用，因為与秘書相比，他們處于相對复雜監督下，一些難辦的事交給秘書去處理會‘安全’得多。”
“許多人在談論政治權力缺乏監控，但并沒有多少注意人到，實際運作中，這种權力失控的過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秘書來完成的。”
梁木生認為，在這种失控的權力場中，秘書的作為讓政治表現出了更為濃厚的人治色彩。
原載《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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