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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4日訊】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何新自殺”的新聞，有點惊訝，原來何新最后居然還有“要臉儿”的那一次。這自殺一下子改變了一點我對他的印象，增加了一份同情心。
后來又看到何新“辟謠”說自己還活著，沒自殺。我第一個感覺是自己太過早地浪費同情心了。第二個感覺是，他真失算，還不如一直不作聲，保持一個完整的自殺形象；既然他早就進行了精神、靈魂的自殺，現在出來聲明一下那個“植物人”還活著呢，不僅毫無意義，還失掉了一些人因他的“自我消滅”而對他產生的同情心。
何新首次給我留下印象的“自殺”是在10年前，源自日本經濟學家矢吹晉。這位矢先生比較親中國政府，常去北京，和那些有些頭銜、被官方認可的所謂學者們見面。他活該倒霉的是也見了“何新”。
矢教授后來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說，他去北京和何新匆匆見了一面，隨便聊了聊；但返回日本不久，就看到中國官方《北京周報》刊出長篇的“何新、矢吹晉對談錄”，文中以何新“對談”的口气，大談社會主義必然戰胜資本主義，世界如何按馬克思主義原理發展等。這位矢教授矢口否認有這個“對談”，他說當時只是簡單地聊了几句，何新既沒提出要采訪，更沒有說過要“對談”，這完全是憑空捏造！
矢大教授的惱火可想而知，但他畢竟是個知識人，做事不能像中國何那樣，他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常識做。于是他耐著性子、忍著怒火，起草了一封信給《北京周報》，說明原委，要求解釋并更正。可《北京周報》絕不和日本人周旋，干脆不予回音。矢吹晉的“惱火”還沒有吹盡，中國最大的党報《人民日報》又全文轉載了這篇約一個整版的“對談”，唯一的修改是把矢吹晉的名字換成了“日本經濟學家S教授”。從沒有遇到過這种“待遇”的日本教授憤怒已極，因此在東京召開了記者會，強烈抗議何新和中國新聞界的流氓行為。
矢吹晉的憤怒完全可以理解，他被何新耍了一次流氓，又被中共媒體強奸了兩次。從《人民日報》在轉載時把矢吹晉的名字隱去，說明《北京周報》不僅接到了矢教授的投訴信，而且《人民日報》也知道了這個內情。但為什党報們還這流氓呢？
實際上不論《北京周報》還是《人民日報》都不大可能要預謀“陷害”矢教授，因為他是親北京政權的“外國友人、學者”。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報紙宣傳功能的需要，不得不“犧牲”一下日本友人，誰叫你做友人了，現在中國的流行語是“殺生宰熟”，專撿身邊距离近的開刀。
何新和党報合伙做這件事，目的就是要抬高這篇“對談”的權威性。因為“對談”內容多為共產党對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解釋。當然，党完全可以把它作為“社論”或“本報評論員文章”發表，党報經常是這干的，但當時剛剛經過六四屠殺兩年多，党的喉舌們也感到有點舌苔厚重，口腔味道太濃，他們的話人們不愿听。在這种時刻，有這一篇和外國友人的全面、堅定、肆無忌憚地維護共產党專制理論的“對談”，對于《人民日報》的上甘岭們，這等于雷陣雨了。
這份“對談”顯然比党報直接發社論有更多“优越性”：一是何新官銜是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名字好象挺學術的，不像在天安門廣場上端刺刀捅學生的那些大兵；從這种“學者”嘴里說出，可以證明中國學術界還是有人堅定支持共產党的；況且何新不是和解放軍大兵論殺人，而是和日本知名經濟學教授論專制，給人的“啟示”是，連日本都有教授重視何大學者，這樣党的理論不僅在“國內學術界”得到“回響”，而且走向了“世界”。
矢教授在記者會上說，他曾一連給《人民日報》寫了三封信，說明真相，要求更正和道歉。但這家党報連為了禮貌回封信都沒做。其實《人民日報》的做法也可以理解，它回信說什呢，在理屈詞窮的情況下，只能裝聾作啞。矢吹晉沒有說他給何新寫過信，在他那里，何新的行為無异于“自殺”，有必要和“死人”說話嗎？
在中國人里，堅定維護共產理論的人物一直不少，但像喬木啊、立群啊，雖然拼命往左邊擠，但畢竟“始終如一”，堅持僵化，選擇繼續做“恐龍”，讓拍《朱羅紀公園》的史匹伯格也沒辦法，總不能把人家當作外星人，送到外星球上吧。但即使喬木和立群們也沒有膽量編造一篇和外國友人的“對談”，然后拿到《人民日報》上發表，而且是在矢教授還沒死的情況下。
何新的這次“自殺”在《北京周報》和《人民日報》圈內是任人皆知的；矢教授的信（前后4封）也有很多人看到了。雖然党報利用了何大學者一把，但何新就像阿拉法特手下那些恐怖組織派出的自殺炸彈烈士似的，炸一把自己也死了。
到底何新是不知道“自殺炸彈”這种事儿玩不得，代价太大，要把自己賠進去；還是何大學者“知識越多越反動”，就不怕玩邪的；為了党國命運，哪怕丟了靈魂、當“植物人”也在所不惜呢？
既然何新已經出來辟謠，說自己還沒自殺，那我就勸他以后也想開點吧，即使中國的天再翻個個儿，也不必再尋短見了；因為何新早已“自殺”，從我听到矢吹晉在東京開的那個“葬禮”，就在心里為他下葬了。安息吧。阿門！
2002年8月12日于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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