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8月20日訊】最近看一篇文章。敘述當年「土地改革運動」中，人們如何把農民按貧富程度和雇佣關係、劃分各種階級成分，進而對他們的社會身分做出確定，從貧雇農到地主、富農。這種劃分對他們自己，特別是子女今後的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僅從中共的土地政策的內容和目的看，很難解釋「土改」後最初30年中發生在農村的大面積、對人的摧殘和迫害現象。有時，塵封的歷史會以經歷者的見證揭示於後人。
我70年代在農村務農時，聽到過年長的農民，對當年土改情況的介紹，而舉一個小例子也可印證這場運動的延續後果。有一次，我同幾名知識青年、一名政治隊長、三名社員（其中一名是富農子弟），乘坐馬車到大隊辦事。回來時天色已晚，一片漆黑，馬車在土路上行走，顛簸得很厲害。隊長要那位富農子弟下去步行牽馬，也不直接說話，嘴裡罵了一句，狠命踢了一腳。被踢的富農子弟只痛苦的咧了一下嘴，但不言語，默默地下去，馴服地牽著馬車走。在日常生產勞動中，地富份子比普通貧下中農收入少，多數情況下，同工不能同酬，還要忍受打罵、欺侮、定期的批鬥會。有經歷的人都會相信，這就是地富份子和他們子弟的社會地位寫照。
中共依靠農民造反、全面革命奪取政權。這種革命每向前發展一步，整個社會都要付出慘重代價。在鄉村，它引起的最大的社會變動，就是讓那些一無所有的貧苦農民翻身做「主人」，而原來農村社會擁有土地（部份使用雇工勞動）的如地主、富農、鄉紳等有頭有臉的人都變成了奴隸。在80年代前的中國鄉村地區，「地富份子」是一頂可以把任何人都壓垮的沈重的帽子。誰要是不幸帶上這頂帽子，那意味著他已經打上恥辱的痕跡，淪入社會最底層。這些帽子的遺傳性使這些壞份子、地富份子的子女，喪失了一切改變身分地位、通往城市生活和富裕的機會，甚至失去了包括結婚娶妻的機會。在一些貧窮的村莊和山區，地富份子第二代獨身，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中共進行土改時，貧苦的農民在有組織的煽動支持下，個個義憤填膺地控訴地富份子的所謂「罪行」，由此產生出深刻的仇恨。進入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人更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據說在一些省分的農村，就有成千上萬的所謂的地富份子（包括他們的家人）被活活打死。
「翻身」後的農民，被迫加入了互助社、人民公社，總體上看並沒有解決溫飽、貧困問題。那時下過鄉的人，在農村都親眼見到普通農民家徒四壁的悲慘生活境況。農村基層政權大部份是由脫離農業勞動的農民構成。通常，這些人有了專政和管制別人的任務。這種地位要想穩定，就需要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緊張的鬥爭精神，如果出現站錯隊、說錯話、立場不堅定的情況，就會失去掌權的機會。鄉村舊有的靠宗族和親情關係支撐的倫理體系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實用主義加迫害狂。對地富份子的鬥爭，養成這些掌權的「翻身」農民對人性和人之尊嚴的篾視。人在這樣自顧不暇的環境裡，除了逆來順受或表忠心，別無其它擺脫危險的選擇。不良的心理加上惡性的品行使人
渣浮起。經過幾十年的衍生變化，農村基層政權大部份成為無賴加鄉霸的混合體。當我們通過各種渠道或當事人口中了解到現今農民遭受鄉村政權橫行霸道和各種勒索的黑暗現實，凡有生活經歷的人都會確信不疑。
建政後的中共上層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換取城市發展的效率。但擁有龐大人口、由於極度貧困普遍不滿的農民，是鞏固政權的最大隱患。中共為降低統治成本和代價，除直接鎮壓外，也需要找出民眾不滿能量的釋放點，給他們一個發洩仇恨的渠道，而引導大部份的農民去鬥爭曾經引起他們嫉妒和不平的地主、富農。這可以使貧苦農民轉移視線而達到釋放不滿能量的目的，從而最大限度地掩蓋了農民和政權之間的尖銳矛盾。當然，部份地富過去有過的巧取豪奪的霸道行為，也為自己埋下禍根。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在穩穩地控制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之後，還要把所謂的地富份子和他們的子女長期保留在被專政的位置上的原因。
對農民來說，「翻身」和鎮壓「敵人」意味著什麼呢？只能解釋為執政當局從實際生活中給人一種參照，讓他們切切實實感覺到自己的相對優越。而，被專政對象的苦難，正是廣大農民「翻身」的最後參照。受壓迫痛苦的一面，映照著另一部份人的「幸福生活」。後者心理上會有一種得來不易的感覺，因此備加珍惜。強迫憶苦思「甜」更強化了這種印象。「甜」沒有嘗到，但「苦」確是真真切切的。
看一下農村階級專政的歷史，一場以「翻身報仇」和角色換位為目的的、持續數十年的所謂「革命」，對傳統秩序不分良莠地進行破壞，在農村許多地方造成雖然取代了舊制度、但強橫不羈壓迫更甚的鄉霸政權。它的後續影響，造成農村目前的封閉、愚昧、落後狀態。這也是中國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巨大障礙。（2002.8.1）
──轉自《民主論壇》asiademo.org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