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最近看一篇文章。叙述当年“土地改革运动”中，人们如何把农民按贫富程度和雇佣关系、划分各种阶级成分，进而对他们的社会身份做出确定，从贫雇农到地主、富农。这种划分对他们自己，特别是子女今后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仅从中共的土地政策的内容和目的看，很难解释“土改”后最初30年中发生在农村的大面积、对人的摧残和迫害现象。有时，尘封的历史会以经历者的见证揭示于后人。
我70年代在农村务农时，听到过年长的农民，对当年土改情况的介绍，而举一个小例子也可印证这场运动的延续后果。有一次，我同几名知识青年、一名政治队长、三名社员（其中一名是富农子弟），乘坐马车到大队办事。回来时天色已晚，一片漆黑，马车在土路上行走，颠簸得很厉害。队长要那位富农子弟下去步行牵马，也不直接说话，嘴里骂了一句，狠命踢了一脚。被踢的富农子弟只痛苦的咧了一下嘴，但不言语，默默地下去，驯服地牵着马车走。在日常生产劳动中，地富份子比普通贫下中农收入少，多数情况下，同工不能同酬，还要忍受打骂、欺侮、定期的批斗会。有经历的人都会相信，这就是地富份子和他们子弟的社会地位写照。
中共依靠农民造反、全面革命夺取政权。这种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整个社会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在乡村，它引起的最大的社会变动，就是让那些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主人”，而原来农村社会拥有土地（部分使用雇工劳动）的如地主、富农、乡绅等有头有脸的人都变成了奴隶。在80年代前的中国乡村地区，“地富份子”是一顶可以把任何人都压垮的沉重的帽子。谁要是不幸带上这顶帽子，那意味着他已经打上耻辱的痕迹，沦入社会最底层。这些帽子的遗传性使这些坏份子、地富份子的子女，丧失了一切改变身份地位、通往城市生活和富裕的机会，甚至失去了包括结婚娶妻的机会。在一些贫穷的村庄和山区，地富份子第二代独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共进行土改时，贫苦的农民在有组织的煽动支持下，个个义愤填膺地控诉地富份子的所谓“罪行”，由此产生出深刻的仇恨。进入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人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据说在一些省分的农村，就有成千上万的所谓的地富份子（包括他们的家人）被活活打死。
“翻身”后的农民，被迫加入了互助社、人民公社，总体上看并没有解决温饱、贫困问题。那时下过乡的人，在农村都亲眼见到普通农民家徒四壁的悲惨生活境况。农村基层政权大部分是由脱离农业劳动的农民构成。通常，这些人有了专政和管制别人的任务。这种地位要想稳定，就需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紧张的斗争精神，如果出现站错队、说错话、立场不坚定的情况，就会失去掌权的机会。乡村旧有的靠宗族和亲情关系支撑的伦理体系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实用主义加迫害狂。对地富份子的斗争，养成这些掌权的“翻身”农民对人性和人之尊严的篾视。人在这样自顾不暇的环境里，除了逆来顺受或表忠心，别无其它摆脱危险的选择。不良的心理加上恶性的品行使人
渣浮起。经过几十年的衍生变化，农村基层政权大部分成为无赖加乡霸的混合体。当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或当事人口中了解到现今农民遭受乡村政权横行霸道和各种勒索的黑暗现实，凡有生活经历的人都会确信不疑。
建政后的中共上层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城市发展的效率。但拥有庞大人口、由于极度贫困普遍不满的农民，是巩固政权的最大隐患。中共为降低统治成本和代价，除直接镇压外，也需要找出民众不满能量的释放点，给他们一个发泄仇恨的渠道，而引导大部分的农民去斗争曾经引起他们嫉妒和不平的地主、富农。这可以使贫苦农民转移视线而达到释放不满能量的目的，从而最大限度地掩盖了农民和政权之间的尖锐矛盾。当然，部分地富过去有过的巧取豪夺的霸道行为，也为自己埋下祸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在稳稳地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之后，还要把所谓的地富份子和他们的子女长期保留在被专政的位置上的原因。
对农民来说，“翻身”和镇压“敌人”意味着什么呢？只能解释为执政当局从实际生活中给人一种参照，让他们切切实实感觉到自己的相对优越。而，被专政对象的苦难，正是广大农民“翻身”的最后参照。受压迫痛苦的一面，映照着另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后者心理上会有一种得来不易的感觉，因此备加珍惜。强迫忆苦思“甜”更强化了这种印象。“甜”没有尝到，但“苦”确是真真切切的。
看一下农村阶级专政的历史，一场以“翻身报仇”和角色换位为目的的、持续数十年的所谓“革命”，对传统秩序不分良莠地进行破坏，在农村许多地方造成虽然取代了旧制度、但强横不羁压迫更甚的乡霸政权。它的后续影响，造成农村目前的封闭、愚昧、落后状态。这也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巨大障碍。（2002.8.1）
──转自《民主论坛》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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