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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6日訊】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與余範英女士邀集十九位學者，二十年前的7月28－31日在宜蘭棲蘭山莊，討論「現代化」的問題，當時很多學者以為「現代化」大致即是民主政治、個人主義、自由經濟與有原創力的文化，然而如今卻政經起巨大變化，民主政治淪於平凡庸俗，自由過頭至無禁忌放縱，盼為精緻文化留些空間。
據中時電子報8月6日報導，二十年前的七月底（二十八－三十一日），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與余範英女士邀約了十九位學者，在宜蘭棲蘭山莊，討論「現代化」的問題，這些當時還在盛年的學者，各自陳述自己的想法，有的檢討中國歷史的背景，有的憧憬未來可以發展的願景，然而主軸則是注意於台灣如何發展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並且由此影響中國，盼望中國有擺脫毛式專制獨裁及發展為現代社會之一日。
當我們這一代還算年輕時，剛由離亂歲月喘過氣來，我們曾經夢想，有朝一日，我們有安定的日子，舒暢的心情。那時，戰爭結束不久，大半個世界剛從灰燼中，重建家園，眼望北美大陸的生活，大家都以為那種社會應是人類的共同願景。於是人文與社會學科的顯學主題（paradigm）即是「現代」向「傳統」挑戰，以促進「現代化」。這一主題，一時之間，風靡全球。尤以所謂「第三世界」，無不以此為努力建設的目標。
那時候，很多學者以為「現代化」大致即是民主政治、個人主義、自由經濟與有原創力的文化，持此種想法的中國知識分子，大有人在。然而，有識之士，則未必照單全收。例如，楊國樞先生即提出民主政治、均富經濟、開放社會，與精緻文化「四化」，相當程度的修改了前述的一般觀念。
廿年來政經起巨大變化
二十年來，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變化。然而，對當年的願景，卻嗒然若有所失。我們要問究竟是當時一廂情願？抑是願景本身是錯誤的理解？是武陵人迷了洞口？還是桃源本來未必如此美好？
答案大約是在兩者之間！第一項：民主政治自從胡適之先生提出「德先生」之後，中國人對於民主始終有浪漫的憧憬，而且以為數人頭算選票，即是民主政治。數十年來，鼓吹民主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未仔細考量過「民主」的內涵及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民主政治，在歐美歷史上，有過長期的演變。近世的民主湧現於新大陸北美合眾國時，法國人托克維爾特為遊歷美國，考察其實施情形。他發現這一幾乎沒有歷史負擔的新生制度，會走向庸俗平凡，若用中文成語表示，瓦釜雷鳴的可能性，將壓過黃鐘大呂的金聲玉振。大眾智淺，即難免有人會譁眾取寵，挾千夫之嘵嘵，篡奪領導的地位。近來社會學理論認為應有相當成熟的民間社會，包括專業知識及成熟的輿論，以討論與彼此妥協，始能為社會全體擬定最為妥善的政策，並且也以此社會力量監督政治權力，庶幾政策得以落實。
民主政治淪於平凡庸俗
二十年來，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已在迅速發展之中。可惜，托克維爾擔憂之處，卻正在台灣出現。在日治時代以來，台灣的社會精英，只能存在於政治圈外，以致台灣未能有民間社會問政的空間；日治時代，輿論力量也極為微弱。國民政府遷台，威權體制下，萬馬盡瘖，於是民間社會沒有茁長的空間，輿論力量也只能在重重束縛下，掙扎圖存。沒有足夠的扶翼力量，新生的民主制度遂發展為民粹色彩的選舉文化，許多尚未充分體會民主功能的選民，或是落到了傳統利益團體的掌握，或是輕易的聽信譁眾取寵的議論。一些政客乘機藉選舉取得的權力，換取私人利益；更有野心家玩弄眾人，煽動情緒，雖分裂社會，在所不惜。十餘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竟吻合托克維爾的看法，既淪於平凡庸俗，又授野心家可乘之機，成為玩弄權力的工具。
今日若要匡救這些病象，大約也只能在提升民間社會的力量，使各種民間團體（例如工會、職業團體、服務組織、學術團體……），都能盡力為選民凝聚其應予關心的意見，作為選舉中討論的主題；再藉健全的輿論，使社會全體都能有參加理性討論的論壇，庶幾社會超越由血統、地緣、親屬諸種界線分隔，而在不同的觀點，協調磋商，共同求取全體社會的最大福祉。社會各個部分，應是合作的，而不是對抗的。多數不能粗暴的抹殺少數，而是從互相尊重中求得共識。－這一民主政治的願景，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或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內，確立於台灣。
當年在經濟方面的願景是經由自由的市場經濟，使大家生活富裕。二十年來，台灣曾經做到了富裕，現在卻又悚然發覺我們的經濟可能走到了盡頭。在經濟大餅越做越大時，使財富金字塔的底層也可以分潤富裕。現在將窮未窮之際，這底層的小職員、小商人及勞工，已立刻感受生活的壓力。中國文化中，一向有「均富」的理想。毛澤東那種「均貧」的辦法，是眾所共知的災害，不足為訓。社會福利的制度，在世界許多國家行之有年，也已有相當成效。相對而言，我們沒有在富裕的日子，於社會福利有所規劃，以致今日會沒有完整的全民性的退休金計畫，也沒失業救濟的保險計畫！全民健保，雖然有些瑕疵，仍不?陞i以改良的制度，最近又有爭議。凡此，都是我們應予努力的方向。
自由過頭至無禁忌放縱
第三項當年的願景是每一個個人都有充分發展的空間與機會。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的確相當開放，人民享有的自由，令別處的中國人羨慕不已。然而，自由走過了頭，現在已到了百無禁忌的放縱。我們必須記取，自由與責任是相伴的孿生子，任何人不能遺世而獨立；任何人可以有張臂伸腿的空間，但不應當將旁邊的別人擠得無容身之處。再則，個人主義也可能導致疏離。社會學的一本名著，書名即是寂寞的人，形容擁擠的人堆中，其實人人都孤獨無依。為了補救上述兩方面的遺憾，社會學家頗有人鼓吹「社（社）主義」（communitarianism），指出個人歸屬於小型體，則生活互助，精神呴濡，可以不致有孤獨寂寞之苦，卻也應有所認同，同時萌生對於體的責任感。上周參加中國時報座談會的陳其南先生，多年來鼓吹社區重建，亦即基於這一學說而發出議論。林孝信先生默默的奔走各處，推動社區大學、其目的之一也在締造足以凝聚社區的核心。凡此工作，都需要有不少有心人投身其中，共同努力。
盼為精緻文化留些空間
第四項當年的願景是有創造文化的活力。當年由政治權力發動的文化復興運動，充其量只能做到叔孫通的緣飾點綴，其實不過空洞的口號而致其不克有成，不卜可知。二十年來，由於社會富裕，精神自由，文化的多元發展頗有空間，可惜，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學原則，也一樣見諸於文化活動。於是，在商業化的強大推動下，庸俗的大眾文化，佔盡版面與電波。下里巴人，本來可以一唱千和，陽春白雪，原是曲高和寡，自古已然，於今為甚。在文化多元格局下，其實也是自然的現象。我們擔心，長此以往，台灣一般人民的精神生活，或將每下愈況，或將不能有蕩滌心靈、砥礪志氣的文化泉源。同時，隨著現實政治俱來的抉擇，又在自限本來可以開拓的文化空間，文化的多元性，勢將因此而斲喪。我們盼望，在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中，依然為精緻的文化，留下一些空間，使今後有心人仍能有機會擷取人類文化結晶的精華，而不致為窒息於鋪天蓋地的庸俗淺薄。
二十年前，我未參加棲蘭之會，即是因為我於「現代化」的理解，有一些自己的意見。二十年後的今日，我卻真誠的向當年參加盛會的友人致敬：因為他們為中國、為台灣，費心勾勒了美好的願景，本文則是事後的補綴，提供素心人參考，當年棲蘭十九學士中，張忠棟先生已離我們先去了。忠棟是一位有真性情、有熱心腸的學者，我也借此篇幅，以本文紀念這位故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