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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6日讯】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与余范英女士邀集十九位学者，二十年前的7月28－31日在宜兰栖兰山庄，讨论“现代化”的问题，当时很多学者以为“现代化”大致即是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自由经济与有原创力的文化，然而如今却政经起巨大变化，民主政治沦于平凡庸俗，自由过头至无禁忌放纵，盼为精致文化留些空间。
据中时电子报8月6日报导，二十年前的七月底（二十八－三十一日），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与余范英女士邀约了十九位学者，在宜兰栖兰山庄，讨论“现代化”的问题，这些当时还在盛年的学者，各自陈述自己的想法，有的检讨中国历史的背景，有的憧憬未来可以发展的愿景，然而主轴则是注意于台湾如何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并且由此影响中国，盼望中国有摆脱毛式专制独裁及发展为现代社会之一日。
当我们这一代还算年轻时，刚由离乱岁月喘过气来，我们曾经梦想，有朝一日，我们有安定的日子，舒畅的心情。那时，战争结束不久，大半个世界刚从灰烬中，重建家园，眼望北美大陆的生活，大家都以为那种社会应是人类的共同愿景。于是人文与社会学科的显学主题（paradigm）即是“现代”向“传统”挑战，以促进“现代化”。这一主题，一时之间，风靡全球。尤以所谓“第三世界”，无不以此为努力建设的目标。
那时候，很多学者以为“现代化”大致即是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自由经济与有原创力的文化，持此种想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有人在。然而，有识之士，则未必照单全收。例如，杨国枢先生即提出民主政治、均富经济、开放社会，与精致文化“四化”，相当程度的修改了前述的一般观念。
廿年来政经起巨大变化
二十年来，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对当年的愿景，却嗒然若有所失。我们要问究竟是当时一厢情愿？抑是愿景本身是错误的理解？是武陵人迷了洞口？还是桃源本来未必如此美好？
答案大约是在两者之间！第一项：民主政治自从胡适之先生提出“德先生”之后，中国人对于民主始终有浪漫的憧憬，而且以为数人头算选票，即是民主政治。数十年来，鼓吹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仔细考量过“民主”的内涵及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民主政治，在欧美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演变。近世的民主涌现于新大陆北美合众国时，法国人托克维尔特为游历美国，考察其实施情形。他发现这一几乎没有历史负担的新生制度，会走向庸俗平凡，若用中文成语表示，瓦釜雷鸣的可能性，将压过黄钟大吕的金声玉振。大众智浅，即难免有人会哗众取宠，挟千夫之哓哓，篡夺领导的地位。近来社会学理论认为应有相当成熟的民间社会，包括专业知识及成熟的舆论，以讨论与彼此妥协，始能为社会全体拟定最为妥善的政策，并且也以此社会力量监督政治权力，庶几政策得以落实。
民主政治沦于平凡庸俗
二十年来，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已在迅速发展之中。可惜，托克维尔担忧之处，却正在台湾出现。在日治时代以来，台湾的社会精英，只能存在于政治圈外，以致台湾未能有民间社会问政的空间；日治时代，舆论力量也极为微弱。国民政府迁台，威权体制下，万马尽喑，于是民间社会没有茁长的空间，舆论力量也只能在重重束缚下，挣扎图存。没有足够的扶翼力量，新生的民主制度遂发展为民粹色彩的选举文化，许多尚未充分体会民主功能的选民，或是落到了传统利益团体的掌握，或是轻易的听信哗众取宠的议论。一些政客乘机藉选举取得的权力，换取私人利益；更有野心家玩弄众人，煽动情绪，虽分裂社会，在所不惜。十余年来，台湾的民主政治，竟吻合托克维尔的看法，既沦于平凡庸俗，又授野心家可乘之机，成为玩弄权力的工具。
今日若要匡救这些病象，大约也只能在提升民间社会的力量，使各种民间团体（例如工会、职业团体、服务组织、学术团体……），都能尽力为选民凝聚其应予关心的意见，作为选举中讨论的主题；再藉健全的舆论，使社会全体都能有参加理性讨论的论坛，庶几社会超越由血统、地缘、亲属诸种界线分隔，而在不同的观点，协调磋商，共同求取全体社会的最大福祉。社会各个部分，应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多数不能粗暴的抹杀少数，而是从互相尊重中求得共识。－这一民主政治的愿景，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或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内，确立于台湾。
当年在经济方面的愿景是经由自由的市场经济，使大家生活富裕。二十年来，台湾曾经做到了富裕，现在却又悚然发觉我们的经济可能走到了尽头。在经济大饼越做越大时，使财富金字塔的底层也可以分润富裕。现在将穷未穷之际，这底层的小职员、小商人及劳工，已立刻感受生活的压力。中国文化中，一向有“均富”的理想。毛泽东那种“均贫”的办法，是众所共知的灾害，不足为训。社会福利的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行之有年，也已有相当成效。相对而言，我们没有在富裕的日子，于社会福利有所规划，以致今日会没有完整的全民性的退休金计划，也没失业救济的保险计划！全民健保，虽然有些瑕疵，仍不?陞i以改良的制度，最近又有争议。凡此，都是我们应予努力的方向。
自由过头至无禁忌放纵
第三项当年的愿景是每一个个人都有充分发展的空间与机会。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确相当开放，人民享有的自由，令别处的中国人羡慕不已。然而，自由走过了头，现在已到了百无禁忌的放纵。我们必须记取，自由与责任是相伴的孪生子，任何人不能遗世而独立；任何人可以有张臂伸腿的空间，但不应当将旁边的别人挤得无容身之处。再则，个人主义也可能导致疏离。社会学的一本名著，书名即是寂寞的人，形容拥挤的人堆中，其实人人都孤独无依。为了补救上述两方面的遗憾，社会学家颇有人鼓吹“社（社）主义”（communitarianism），指出个人归属于小型体，则生活互助，精神呴濡，可以不致有孤独寂寞之苦，却也应有所认同，同时萌生对于体的责任感。上周参加中国时报座谈会的陈其南先生，多年来鼓吹社区重建，亦即基于这一学说而发出议论。林孝信先生默默的奔走各处，推动社区大学、其目的之一也在缔造足以凝聚社区的核心。凡此工作，都需要有不少有心人投身其中，共同努力。
盼为精致文化留些空间
第四项当年的愿景是有创造文化的活力。当年由政治权力发动的文化复兴运动，充其量只能做到叔孙通的缘饰点缀，其实不过空洞的口号而致其不克有成，不卜可知。二十年来，由于社会富裕，精神自由，文化的多元发展颇有空间，可惜，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原则，也一样见诸于文化活动。于是，在商业化的强大推动下，庸俗的大众文化，占尽版面与电波。下里巴人，本来可以一唱千和，阳春白雪，原是曲高和寡，自古已然，于今为甚。在文化多元格局下，其实也是自然的现象。我们担心，长此以往，台湾一般人民的精神生活，或将每下愈况，或将不能有荡涤心灵、砥砺志气的文化泉源。同时，随着现实政治俱来的抉择，又在自限本来可以开拓的文化空间，文化的多元性，势将因此而斲丧。我们盼望，在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中，依然为精致的文化，留下一些空间，使今后有心人仍能有机会撷取人类文化结晶的精华，而不致为窒息于铺天盖地的庸俗浅薄。
二十年前，我未参加栖兰之会，即是因为我于“现代化”的理解，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二十年后的今日，我却真诚的向当年参加盛会的友人致敬：因为他们为中国、为台湾，费心勾勒了美好的愿景，本文则是事后的补缀，提供素心人参考，当年栖兰十九学士中，张忠栋先生已离我们先去了。忠栋是一位有真性情、有热心肠的学者，我也借此篇幅，以本文纪念这位故人。(https://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