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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時髦是女士們的大事，燕子飛來的時候，女人們便憧憬著飄揚的綠色裙擺，冬日的千樹萬樹的梨花沒開的時候，窈窕的女士們已經在皮草店內，挑剔著那些狐皮貂尾巴的毛色了。男人們總是以此為談料的，大笑女士們“追新潮”的痴迷。
但女士們的追趕時髦是自願的，在中國的歷史上，卻也有男人趕時髦的時節。比較早的，便是楚靈王。楚靈王好細腰，楚國的大臣們(當然是男士們)，紛紛節約飲食，結果連上大殿的力氣都沒有了，還在為了趕楚靈王的時髦而保留自己握不盈尺的細腰。
倘若沒有加入時代的潮流的，多半是不失節卻要失意。唐代的詩仙李白，因為“羞為長安社中兒”，也不想吹捧楊貴妃，只好醉臥長安酒肆，把酒問青天，為何我獨不得出。和他的境遇差不多的，是屈大夫。但屈原的嫉惡如仇，卻又更勝李白三分。在《漁父》中，屈大夫說道：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然後，屈原便投了汨羅江。於是，中國便有了吃粽子的民俗。還有立志“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也是因為不願意“加入時代的潮流”，被殺了腦袋。近代的，如夫妻不堪文革武鬥凌辱、拒絕低頭認罪而雙雙自盡的傅雷先生和他的夫人。這些仁者，都是為了拒絕這時髦二字。
到了共產黨江主席的時代，隨著電視和衛星的普及，在開發中國人民的效忠黨國、繼續接受蒙蔽教育方面，中國的時髦是更進十步了。比如說，雖然共產黨已經知道共產黨腐敗墮落到底了，全國的電台電視台卻365天如一日地向百姓高聲宣講共產黨如何地“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明明是黑社會老大似的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在楊瀾的節目裡卻成了“愛民如子”的讜臣廉士；明明是江主席向俄國出賣了滿清政府都不曾出賣的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CCTV卻稱“第三代黑心”江主席和俄國簽訂了《中俄友好條約》；明明是一群追求道德回升的相信“真、善、忍”的善良百姓們，卻被江主席打為新式的“反黨反革命”。我們的百姓是太落後了，怎麼能夠跟得上，黨和政府這樣不分晝夜的地毯式轟炸的時髦宣傳呢？
由此，我們的百姓便要生活在這時髦的政治機器所帶來的謠言中，感受這鉗子夾著我們的口舌使我們無法出聲的苦痛；由此，我們在放棄自己的良知的同時，再去漠視善良的他人被這時髦的機器殺害時的血腥，甚至也要靠人血饅頭來養活我們的家庭；由此，我們的百姓也要在這時髦的機器的轟鳴中，被它的醜惡喧嚷著，因被欺騙而和著它的流氓狂妄的節奏，越來越遠離了人的善良的本性，走向和它一樣的墮落和毀滅。
這，就是江主席為中國帶來的新的時髦，徹底泯滅中華民族良心正氣與道德的新時髦！
（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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