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4月16日訊】（香港大紀元吳雪兒綜合報導）最近在網上有文宣將紐約和香港的疫情做對比。發現兩地在某些客觀條件上很相似。雖然從感染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危險度而言，香港比紐約的疫情爆發風險明顯要高，但兩地疫情數據並未與風險度成正比。
紐約和香港同是世界金融中心，在人口方面，紐約是850萬人，香港少100萬，即750萬人；遊客量，兩個地方的數字幾乎一樣，不過，當中從大陸來的遊客，紐約每年接待110萬人次，而香港則是5,100萬人次，是紐約的46倍；紐約與香港距離武漢分別是1萬2,033公里和919公里。
從客觀數字來看，相比紐約，香港屬於高危地方，無論從確診人數及死亡案例都應該比紐約高。然而紐約的確診數字是110,465宗，而香港只有1,016宗；紐約死亡個案是7,905宗，而香港只有4宗。也就是說紐約的染疫死亡率7.16%，而香港為0.39%。
到目前為止，中共病毒沒有對應治療藥物，也沒疫苗。兩個地方的死亡率相差甚大。美國川普（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措施是「Flattening the Line」，就是如果可以減緩感染的速度，避開短時間內出現大量確診個案，令醫療系統崩潰，因為一旦系統崩潰，死亡率會飆升得很快。
香港染疫遠少於紐約的四個因素
網民總結了四點為何香港處於高危地域，感染個案卻是紐約個案的1%：一、不信政府；二、不信中國（共）；三、不信世衛；四、2月頭尾，香港醫護人員罷工以爭取封關。
四個因素中，前三個因素林鄭政府、中共、世界衛生組織（WHO），背後的共同元素是中共政權。
此分析與3月12日大紀元發表的特稿《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的觀點不謀而合，文章開篇即說：「今年以來，武漢肺炎因為中共的隱瞞而迅速向全球蔓延，演變為令世界驚恐的瘟疫。瘟疫雖無情，但並非無跡可循，尤其是武漢肺炎在中國之外的擴散趨勢，鮮明地點出了病毒的風向和目標：它是衝著共產黨而來的。」
文章列舉了海外兩個疫情嚴重的國家：意大利和伊朗。
意大利是G7集團成員之一，卻不顧西方盟友的反對，於2019年3月與中共結盟、「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成為歐洲首個簽署中共「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伊朗疫情也嚴峻，而且染疫甚至死亡的有不少是高官。
英國首相確診前的決策
最新的例子有英國，前一陣子英國查理斯王子和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相繼染疫，約翰遜更一度進入重症監護病房。
今年1月13日，美國國家安全及通訊部門官員到訪英國，遊說倫敦政府不要在建設5G無線網絡中採用中國電訊商華為的設備。
1月28日，約翰遜宣布，允許「高風險供應商」有限度參與英國5G網絡「非敏感部分」的建設，意味著向華為開綠燈。這一決定引起了美國政府和許多英國保守派政要的不滿和憤怒。
華為有中共軍方背景，而且依靠竊密發展技術，因此飽受質疑。華盛頓方面堅決反對讓華為加入5G網絡建設，認為這將帶來國家安全隱患。可是，英國政府卻不顧盟友警告，不理內部反對派的聲音。
在官方拍板後，二十多名主張排除華為的英國保守黨議員提出了一項電信基礎設施法案，要求英國在2022年前終止華為以及其它「高風險」企業參與國內的5G網絡建設。
3月10日，英國議會對此提案進行表決，最後提案因為二十幾票的差距被拒絕。外媒報導指，約翰遜「頂住」了黨內的反抗。
3月27日，約翰遜被確診患上中共肺炎。
紐約如何變美國「武漢」
在美國，截至4月15日，全國確診案例接近61萬，單在紐約的確診個案20萬3,377宗，約占全國確診個案的33.4%，堪稱美國的「武漢」。作為世界第一大都會，紐約是全球金融、商業、文化和媒體中心，也是聯合國總部的所在地。鑒於其特殊的地位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中共在紐約的滲透也是方方面面的。
華爾街和美國金融市場向中共大量輸血；聯合國的信譽被中共綁架，世衛等組織被操控；紐約政要、權貴階層為中共站台、發聲；中共媒體在美國主流媒體付費插頁；大學裡充斥孔子學院等中共大外宣課堂；華人社區被利用打擊不同信仰和異見人士；中共官方新華社和人民網登堂入室，在曼哈頓設立辦公室；新華社宣傳片在時代廣場24小時播放等等。
3月12日，《華盛頓郵報》發布了一項強而有力的起訴書，指一項被稱為「被動指數」的金融投資商品中，包括很多中共的軍方企業，並要求取消這個「被動指數」。
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稱，華爾街利用此類工具，將美國資本投入有問題的中（共）國市場的做法，比引入中共病毒更具威脅性。
羅金表示，購買「被動指數」的資金，會流入中共國防工業。他質問，美國投資者為何要為中共軍工籌集資金呢？
中共通過利益收買主流媒體，直接以「特洛伊木馬病毒」的方式，把中共宣傳插入紐約主流媒體，把中共的虛假消息傳遍全美。
中共官媒英文《中國日報》在《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等美國主流媒體上，以付費的不定期插入方式，刊登中共官媒所撰寫、編輯的英文副刊或插頁。插頁統一名為「中國觀察」（China Watch），內容完全由《中國日報》編輯部撰寫和控制。
《金融時報》2016年6月9日報導，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尚博（David Shambaugh）估計，中共「大外宣」費用每年高達100億美元。
不寄望不信中共 港台避劫
反觀香港，自從去年6月開始至12月底中共官方公布瘟疫爆發，「反送中」運動持續大半年，在運動過程中，香港人的反抗意識也越來越聚焦中共。這次運動的主力是年輕人，沒有大台。
有一個說法就是，1997年主權移交時，香港人沒反抗，錯過了爭取自由民主的最好時機，接下來二十幾年，眼看中共政權逐步蠶蝕「一國兩制」，所以為了下一代，這次的運動要反抗到底。
隨著運動的發展，香港人不再寄望中共，要求國際社會關注並採取制裁行動。抗爭的口號也出現了「驅逐共黨」，乃至後來「天滅中共」。如果武漢病毒是針對共產黨而來，那麼香港人在過去大半年，無意中在這個地方為防疫做了最有效的預防行動。
台灣也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遠離中共是最好的防疫行動。
香港的遭遇，也為台灣打了防疫針，讓台灣人看清「一國兩制」的真貌，就是中共不可信，致令本來選情不樂觀的蔡英文以800多萬票打敗了親中的韓國瑜，連任台灣總統。疫情爆發後，因為世衛配合中共，排擠台灣，反而讓台灣可以從美國方面得到真實的疫情消息，而台灣更成為防疫的典範。#◇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