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第四部分 亞洲的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77)

《共產主義黑皮書》:馬列主義的坦白與懺悔

作者: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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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5月29日訊】搜尋「新人」

無法回歸社會的監禁與刑罰系統大肆吹噓的目標根本矛盾。該目標聲稱,要對在押者進行改造,並把他們轉變成「新人」。正如讓-呂克.多梅內克所指出的,該系統不斷聲稱:「拘留不是一種懲罰,而是罪犯改造其習慣的機會。」安全部門的一份內部文件闡明了新被拘留人員面臨的這一過程:「一個人只有在首先承認其做法是錯誤的情況下,才能遵守法律。接受和順從是必須教給囚犯的頭兩堂課,他們必須在整個逗留期間記住這些課程。」一旦囚犯與其過去決裂,他們就可以開始接受「正確的思想」:「當務之急是,必須逐漸灌輸四項基礎教育原則,讓犯罪分子的政治思想重返正軌:馬列主義、對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共產黨以及人民民主專政。」因此,監獄首先成為教這些難駕馭或學得慢的「壞學員」的地方;因為黨的思維至少就是這樣。帕斯夸里尼在一座勞改營偶然發現一個橫幅,上面寫道:「歡迎我們的新同學!」在這裡肯定有東西要學。在訓練期間,每天飯後在牢房裡進行至少兩小時的學習。但是,當一些囚犯的進展不令人滿意或有政治運動時,學習可以持續一整天、一週,甚至一個月。在很多情況下,持續兩週到三個月的「不間斷學習」用作對刑罰系統的一種介紹。課程遵循極其嚴格的模式,期間禁止四處走動、站起來(甚至是改變坐姿)、交談,當然還有入睡──這是在辛苦工作一天後的一種永久性誘惑。作為天主教徒的帕斯夸里尼驚訝地發現,冥想、坦白和懺悔被改造為馬列主義的做法,唯一的區別是行為無情的公開性。目標不再是重建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梁,而是將個人溶入服從黨的一群人中。學習是以坦白為中心,非常詳細。偶然穿插閱讀和評論《人民日報》,或者討論一些和他們的教育相關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取而代之的是閱讀毛主席的作品;每個人都必須隨身攜帶一本他的思想選集。

在所有情況下,目標都是相同的:摧毀個體人格。牢頭本身就是囚犯,以前通常是黨員,在這一點上扮演著關鍵角色:「他會不斷地敦促,使小組討論能持續進行,或者講述一些充滿道德原則的故事來指導我們。我們可能談論過的所有其它事情──家庭、食物、體育、消遣,當然還有性──完全被禁止。『在政府面前,我們必須一起學習、互相監視』;這就是座右銘,它寫在監獄的每個地方。」坦白是個好主意,承認自己是壞人才做了壞事,也是如此:「無論我們屬於哪一類,我們所有人都犯了罪,因為我們有很壞的思想」,這位牢頭會說。如果有人承認他有壞思想,那麼其解釋必須是每個人都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反動思想所污染。歸根結柢,在一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逃過政治的社會中,所有罪行都是政治性的。

解決方案非常簡單:改變人們的想法。因為在中國儀式與心靈是密不可分的。林彪元帥推出了一個模型,鼓勵人們成為身著連衫褲工作服的又一個革命者,或者像士兵雷鋒一樣的英雄。他很自豪能夠成為為該事業服務的偉大機器上的一個小小的齒輪。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執行一項任務時,他足夠幸運地殉職了。林彪宣稱,「囚犯很快學會用不置可否的口號談論。當然,其危險在於他可能最終會用口號思考。大部分人都會這樣。一般來說,營地生活的現實會把他從這種思想中拉出來。」

讓.帕斯夸里尼回憶起由認罪制度導致的精神分裂症的一個典型事件:

在學習時期的一個寒冷多風的夜晚,我離開牢房出去小便。當寒冷的西北風吹打著我時,我不大想走200碼到茅廁。於是,我走到一幢庫房旁邊,靠著牆小便。畢竟,我推斷,黑暗中沒人會看到我。

我錯了。我勉強解完時,屁股上被狠狠地、迅速地踢了一下。當我轉過身時,隱約辨認出一個輪廓,但那聲音屬於一名看守。

「難道你不知道衛生規則嗎?」他質問道,「你到底是誰?」

我說了我的名字,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教訓……

「我承認我錯了,看守。但我所做的只是違反了監獄規定,而你卻違反了法律。政府成員不得傷害囚犯。禁止身體暴力。」

那個輪廓停頓了一會兒想了想。我做了最壞的打算。

「你說的對,包」,他慎重而平靜地說道。「我承認我犯了一個錯誤──我將在我們(看守)的下一次自我批評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你準備回牢房給我寫一份徹底的懺悔書嗎?」

我對他的反應感到驚訝,也被感動了,因為這是看守在囚犯面前承認自己的錯誤。聞所未聞!我只好脫口而出,「是的,看守,我當然會。」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開始準備我的懺悔書。幾天後,在每週反省時,我大聲朗讀它,讓整個牢房都能聽見。

「我所做的表面看起來可能不太嚴重」,我在讀完後補充道,「但經過進一步檢查,它顯示對政府教導的不尊重和對改革的抵制。通過小便,我在以一種卑劣的方式表達我的憤怒。它是一種懦弱的行為,就像我認為沒人看時在政府面前吐痰一樣。我只能要求政府儘可能嚴厲地懲罰我。」

懺悔書發給了楊看守。我等待著。我做好了再次被單獨監禁的準備。兩天後,楊帶著其裁決來到牢房。
「幾天前」,他說,「你們中有一人認為,他凌駕於法律之上,犯下了一個大錯……這次我們會放過他,但不要認為,這意味著只要你寫一篇道歉,就總能擺脫困境。」

一些西方觀察家所描述的所謂洗腦就是這樣。它沒有任何微妙之處;它只是相當野蠻地強加了一種拙劣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對一切都有著過分簡單化的答案。關鍵是要確保囚犯沒有個人表達的機會。手段是多重的。最原始的是系統性的進食不足(它弱化了抵抗力),以及馬列正統信仰信息的永久飽和。這些手段用於沒有空閑時間(長期學習、工作和強制性操練)或個人空間(牢房過度擁擠,燈光整晚都亮著,且只允許有很少的個人物品)也沒有機會表達自己想法的環境裡。討論是強制性的,所有人的發言都被仔細記錄下來,並存入發言者的檔案。帕斯夸里尼為1959年說的一句話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在這句話中,他顯示出對中共干預西藏略微缺乏熱情。該系統另一個原有特徵是,將大部分意識形態工作委託給囚犯,顯示了該系統的有效性。囚犯們互相搜身,評估其同伴在工作中的表現,並控制他們的進食量,討論待獲釋者所接受的「改造」是否足夠;尤其是批評監獄的同伴,催促他們完成自我批評,以顯示自己的進步。(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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