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高官:中共在歐新動作 源於恐懼和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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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5月09日訊】(大紀元記者徐簡綜合報導)在歐洲抗擊中共病毒(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忙到無法分身時,歐洲還意外地成了另一個「宣傳戰」的戰場。

5月7日,「政治」(politico)網站刊登了歐盟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計劃的主管揚卡·厄特爾(Janka Oertel)的文章,他深刻剖析了在疫情期間,中共對歐洲的戰狼政策。下面是他的觀點(經過編輯):

北京正在全世界搶奪對這場疫情的話語權,試圖操控和左右歐洲對這場疫情的看法,然而它所採用的脅迫和撒謊的手段,卻讓歐洲領導人警醒。

當然,對於中共外交部的戰狼們來說,祭出恐嚇性的策略並不奇怪,相信東亞鄰國對此也不陌生。在歐洲,北京的戰略也是「柿子撿軟的捏」——先選較小的歐洲國家下手。

比如在諾貝爾委員會授予中國人(劉曉波)和平獎之後,挪威被中共置於外交「冷庫」多年;而中共駐瑞典大使如此咄咄逼人的公開進攻,似乎在故意破壞兩國關係;中共還給愛沙尼亞施加巨大壓力,讓其修改一份「警惕中共影響力」的情報報告。

自中共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北京加大了對歐洲的宣傳力度:在意大利,中共外交官散布這種病毒起源於意大利的說法;在德國,中共試圖要德國政府配合,為其抗疫唱讚歌;在法國,中共外交官造謠法國「養老院護理人員擅離職守、集體逃離,導致老人成批餓死、病死」;在英國,華為公司等英國首相約翰遜一出院,就發出公開信進行威脅:若排除華為參與,將是「犯下錯誤」。

歐洲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跟中共產生衝突。跟川普不同,歐洲領袖們一開始並沒有責怪中共隱瞞這場危機,然而,北京沒有對歐洲的合作立場進行戰略利用,而是採取侵略性的拙劣進攻,企圖消除任何批評的聲音。中共的做法激怒了從巴黎到海牙、從布魯塞爾到柏林的歐洲領袖們。

那麼,北京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至少有三種可能性。

一、制度恐慌

首先,中共政權機器是在恐慌中運作的。共產黨領導層處理疫情方面受到國際上的嚴厲批評,這會對國內形成輿論影響,也會造成潛在的巨大經濟損失。

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危機暴露了數十年來中國在經濟增長下的陰暗面:威權主義的過度擴張、經濟極度不平衡、地方債務巨大以及社會和醫療體系的嚴重不足等。

正如持不同政見者馬建說的那樣,但是隨著病毒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靠民族主義的宣傳來掩蓋事實,變得越來越困難。中共為了繼續保持控制力並展示其制度的「優越性」,北京採取了把國內政策推向全球的策略——讓別的國家看起來很糟,才能襯托中共的領導是多麼的好。

二、歐洲支持美國 令中共憤怒

第二種可能性是面對全球追責,中共領導人感到憤怒,特別是對美國試圖找出病源、歸責中共的做法感到憤怒。

甚至在瘟疫流行之前,中美之間的戰鬥已經遠遠超出了最初的貿易戰,而進入了在軍事、科技等系統對抗的領域。中共領導人生怕在疫情之戰中落下風,因而決定主動對美國及其盟國進行猛烈抨擊。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在一定程度上夾在了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鬥爭中,在這場鬥爭中,歐洲不會像北京期待的那樣偏向中共,而是必然會支持華盛頓的立場,這就更加令中共怒不可遏。

三、抓住所謂「戰略機遇」

最後的選擇是,北京只是在「精心算計」後進行冒險。這裡的猜測是,中共趁歐洲各個國家疲於應對疫情之機進行進攻,因此這是一種戰略性的、刻意的侵犯,目的是趁現在歐盟國家之間不太團結時候,欺負歐洲國家,迫使其遵守中共的「規矩」。比如,北京最初企圖通過給疫情嚴重的國家如意大利,發送口罩和其它醫療設備,來證明兩國「關係友好」。

中共的戰略基於這種假設:在危機後的經濟復甦方面,歐洲對中國產品的需求超過了中共對歐洲的需求。近日歐洲27國大使為慶祝中歐建交周年而在《中國日報》發的文章,遭到中共的刪改,就可證明中共這種心態。

在過去兩年中,歐洲對中共的立場不斷強硬,稱其為「系統性競爭對手」。現在中共可能看到了糾正這種關係的機會。如果歐洲在疫情期間屈服,它可以繼續照常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

結語:北京將付出巨大代價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中共對歐洲的態度是一種暫時的進攻,會隨著大流行的消退而消退,還是作為未來對待歐洲「新常態」的一部分。

目前歐洲對中共「鷹派」的聲音越來越高,更多政治家提出,要減少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使其經濟更加多元化。

所以,如果過去幾週的恐嚇戰略是中共對歐洲的永久性信號,那麼歐洲對中共可能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最終,北京可能會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在這場爭奪話語權的戰爭中,失去歐洲的支持,將會付出巨大代價。

責任編輯: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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