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楊健興:港警改例 扼殺網媒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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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9月25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林慧真、梁珍採訪報導)《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自由空間越來越窄。9月22日,香港警方稱當日起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定義,對香港本地傳媒,香港記者協會、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件將不被承認,僅限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此舉被指違背了《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官方變相發牌制度」令香港逐漸走上極權管治之路,與民間期望背道而馳。

香港記者協會等8個傳媒工會、7間大專院校的新聞及傳播學系一致表示反對與譴責,指修例根本地改變香港原有制度,記者與公眾都享有採訪權,強烈敦促警方撤銷修改定義。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毛孟靜等呼籲新聞界提出司法覆核。

對此,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熱點直播欄目採訪時表示,此次通例修訂之前毫無動靜,完全沒有通知傳媒和記者協會,對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相當大的一個衝擊,會扼殺一些媒體。香港一直以來都相對開放自由,如今在走回頭路。

有些主流媒體的老闆財洪勢大,很怕得罪中共,因此報導出來的不是事實真相,可信度也降低。一些獨立的網媒會把發生的事情拍出來,然而他們卻遭到了限制。

現在政府和警方已經不太理會市民怎麼看,維護新聞自由只是嘴上說,實際在衝擊,而警員執法又情緒化,甚至失控,今後如進入封鎖區採訪風險很大,記者需謹慎小心。

採訪或變「參與暴動」影響公眾知情權

楊健興表示,警方現在不承認記者協會發的證件,也沒有給出合理的說法,是相當奇怪的。「因為常理就是說這個證件出了問題,發證的程序可能有濫用或者濫發,也完全講不了是這種情況,所以我們相當反對政府的做法。」

他說,在政府新聞處的那個名單,其實是發布新聞、通知有新聞稿或者活動的一個通知系統,但是現在被扭曲成誰才是媒體,可以在一些公眾地方,比如集會、示威、遊行的場合做採訪,「如果不在這些名單裡面,警方就不會當他們是記者。」

「比如現在有限聚令了,它就說你非法,違反了限聚令,就發告票;如果它說現場已經是一個非法集結的地方,如果你不是記者,或者它認為你不是記者,你留在這裡的話,雖然你是在進行採訪,它都可能會說你是參與了非法集結。」楊健興補充說,「甚至更加嚴重的,那個地方已經暴動了的情況,你就變成了參與了暴動。」

楊健興指出,一些不在政府名單裡面的媒體記者,包括公民記者、學生記者、自由工作者,或者是外來媒體,在香港採訪都可能會被警方說成違反法律。「對新聞自由有影響,也是最終會影響公眾的知情權。因為少了媒體在現場的話,那個報導有些片段可能未必能拍到,就會有更多的爭議。」

過去一年多,許多警方濫暴行為,如去年11月11日關家榮西灣河槍擊男學生事件,就是由非傳統網媒拍攝的。這些自由媒體,在抗爭運動中捕捉到大量珍貴的獨家鏡頭,彌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令真相廣傳。

此次港警修改《警察通例》,不少網媒和學生媒體活動將受到限制,他們的採訪或變成「非法集結」,而實際上按香港法律,採訪不需要官方簽發記者證,因此不存在合法與非法採訪之分。當今自媒體時代,誰是記者更不是由警察決定的。

修例走回頭路 將新聞自由倒退幾十年

楊健興認為,此次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其實就是控制了哪些人可以進行採訪,影響是深遠的,從根本上把不是政府認可的,定性為非法採訪。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相對開放自由,政府自己也是這麼說的。很多國際媒體,外地的媒體都在香港進行採訪,這個就反映了香港那個開放性,那個資訊流通。」他說,「新聞自由方面,但是現在完全是走回頭路。」「與世界媒體變化的趨勢也是實行相反的方向。」

他表示,現在的自由新聞工作者,還有公民記者,隨著媒體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很容易、很方便自己就可以做一個新聞發布,分享一些片段,做一些現場記錄和報導。政府和警方限制非主流網媒的做法,「其實是將香港的新聞自由倒退了幾十年。」

獨立網媒拍攝使社會得益

對於各種網媒的興起,楊健興說,如今不像以前那樣,要很多的器材和技術,方便的同時也使社會越來越開放,市民對資訊的要求越來越高,信任也是下降的。

「有些主流媒體的大老闆都是財洪勢大的,都是很怕得罪中共大陸,得罪一些大的財團,他們報導出來的是不是事實的真相呢?」

當社會對政府、對一些利益財團的信任下降時,他們對獨立敢言媒體的信任、以及支持就會多一些。「政府、警方要怎樣適應這個變化,而媒體也自己去把關,監管自己的行為、言行,真的是在做記者的事情,這些方面都要做好一些。這樣的話,其實整個社會是得益的,不應該把它當成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現場多了記者,其實是一個小問題、秩序的問題,或者是大家能否遷就的問題。但是現在這樣走的方向,其實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他指出,現在不僅是新聞自由的空間收窄了,甚至會扼殺一些媒體。

他以最近在旺角發生的事舉例,一個12歲的女童被五、六個警員武力制服,那個片段都是學生媒體拍到的,如果這些學生媒體被禁止採訪的話,這個片段就未必有人拍到,那麼事件傳出來,警方宣稱女童形跡可疑、自己用了最低武力,但只有它官方一個說法,公眾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傳聞,造成混亂的局面。

「現在就有個片段,大家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整個事件的經過,公眾就自然可以更加清楚地判斷,究竟這個女童是否形跡可疑,警方用的一些武力是否是最低武力,這個其實是可以減少一些猜測或者一些的謠傳,平息一些爭議。」

其實,去年「8·31」太子站黑警無差別毆打乘客也是如此,「你不給那些媒體拍攝的話,完全是任何片段都沒有,到了今天我相信仍然都會有很多的一些傳聞,裡面有沒有死人,現在警方當然會說這些是謠言,但是你證實不了。」

「就是說有些地方是空白的,完全是不知道那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這樣的話會不斷這樣發酵下去,一些的猜測、一些證實不了的事。」

日後封鎖區採訪風險大

楊健興指出,現在通例改了之後,雖然警方講,公眾仍然可以在公共、公開的地方採訪、拍攝,但問題是,很多時候警方將公眾的地方已經劃成了封鎖區。

「你在封鎖區的話,其實只是它們認為的、它們界定的媒體才可以在這裡,而不是在這裡的話,那個風險就大了很多。」他說,「如果它當時說已經是非法集結了,就可能會是用這個原因去驅趕你,甚至去拘捕你。」「希望在現場的時候,都要儘量留意情況。」

作為記者協會主席,他表示會從法律角度研究,修改通例有沒有違反《基本法》裡面維護新聞自由的條文,以及政府是否違反了它政策上的一些承諾,會儘量為大家爭取。

暴力對待記者減少 阻撓採訪加重

關於「反送中」運動之後,記者被捕或被打的趨勢,楊健興表示,《港版國安法》實施了之後,加上疫情的限聚令,實際上市民的集結人數少了很多,暴力、武力對待記者的情況也少了,但是卻以執法的名義,增多了不合理的阻撓。

「要大批記者被他們查證件,短的話就半個小時,有時候要四五十分鐘,這樣記者就不能進行採訪工作,也都包括一些讓你馬上停止攝影的(命令),這些其實都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也都聽到有一些個案,將一些記者趕到後巷裡面,差不多可以說就是一種禁錮。」

他強調,雖然如今少了一些胡椒噴霧和更加武力的做法,但是在阻撓記者採訪這方面,其實是完全沒有改善。「甚至有些情況是更加嚴重了,這些其實都是已經和政府所說的要配合傳媒採訪,要維護新聞自由,這些承諾已經是違背的。」

對前線記者的採訪建議

在現在的環境下,前線的記者怎樣做好工作呢?楊健興建議,第一,始終要做記者採訪的事情,儘量不做不是採訪的事情,同時在言行上要謹慎一點,要據理力爭。第二,當看到自己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脅,有可能被拘捕的時候,要小心衡量,因為如果被抓就做不了工作,而且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還會面臨被檢控等問題。

「是很困難的,這個局面。但是都希望新聞界、新聞工作者不要怕,他們就是希望你害怕,你害怕的話,就正是他們想要看到的。」

他強調,少了敢於拍攝的傳媒,受損失的就是市民。如果一些市民仍然想表達一些意見或聲音,「傳媒工作者是有責任將他們的聲音帶出去,告訴給公眾,他們的訴求。」

完整訪談內容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責任編輯:連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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