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9月01日訊】（大紀元記者欣文加拿大溫哥華報導）巨變中的香港，不但有取之不盡的素材，也給香港電影人帶來了創作的靈感和動力。展望未來，金像獎最佳導演歐文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並等待著那個完美的結局在未來某刻出現。
身為香港導演 始終寫自己熟悉的生活
記者：你來到這裡已經一年，你主要的工作是不是繼續電影方面的創作？
歐文傑：是的。因為疫情期間，上一個學期還會幫香港的一些大學去做網上授課；然後到了今年開始，主要就在處理我本身正在創作的一些劇本。那現在疫情減緩開始開放，就搞一些放映活動。其實就是儘量去做一些同電影有關的事情。可能我做的方法有點不同。我是做創作的，我自己就很習慣比如有段時間就坐在那裡寫劇本，或者自己立一些項目去做。
所以不會說有一個很大的恐懼。我自己也是一種簡單生活的人，尤其過來加拿大就更加簡單了，那就繼續搞創作，自己搞創作的時候其實都不太難的。
記者：你以前的作品，比如《十年》、《樹大招風》，主要是以香港的社會題材、甚至重大的社會題材為主的，那麼你現在再進行創作的時候，還是會以香港為主題嗎？是否會加入加拿大的元素？你會怎麼走你的電影創作之路？
歐文傑：我覺得其實無論如何，創作首先是人的問題。當年我身在香港，當然接觸得最多的就是香港的人。作品中就有很多香港人，也都有香港人正在做的與香港有關的事情，所以你見到的是很香港的題材。
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見到最近的新聞有報導，香港一年之間少了九萬人，即有九萬香港人離開了香港。
還有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一年雖然我身在加拿大，都遇到很多香港人。
我寫的故事與香港有關。雖然現在我是身在加拿大，無論如何我自己都是香港人，同時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會繼續留在加拿大等待我的身分。但是我覺得我比較關心的，其實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香港人。
我的身分始終都沒有變過。其實我也就是離開香港一年，但現在一出來就回不去了。難道你出去了再回來就不是香港人了嗎？對於我來說，尤其已經做了40年香港人，這個香港人的身分，我想不會因為我來到加拿大就改變了。
香港由1997年之前的英國殖民地開始、甚至之後主權移交，香港人對自己身分的認同，其實都有一個困難。我想現在更加困難，因為多了一個情況。我們到了不同的地方，那個身分又會怎麼樣呢？比如我寫這個故事，是想多點探討香港人其實是怎麼一種狀態，那麼有沒有些什麼東西特別值得去書寫呢？
我覺得當一個作品比較忠實地去反映一些事情的時候，那麼自然你就會看到可能一些剛才所說的那些代表了那些時代、或者代表香港的人情、代表著香港的一些東西、事物在發生。就看你怎麼樣去做一個作品。我想我能夠回答你的就是，我做作品由頭到尾始終只能反映與自己有關係的東西。那麼究竟什麼與自己是有關係的呢？我想大家有自己的看法。
未來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記者：你對未來是怎麼看？對自己今後在電影方面的發展是怎麼看的?
歐文傑：其實這個世界是變得很快的，但是我始終都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一種可能性。只不過這個可能性，就是只要你還在呼吸，你是存在的，那麼就一定會有可能性。
你可以什麼都不做。如果你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那就不會有一套《理大圍城》的放映。而這個可能性就源於可能你的一個意念、一個想法，然後當你去實行，那個可能性就出現。然後就開始引發出你訪問我正在討論的這一套電影，然後或者很可能會引發更多的人去關心香港的電影，就引發出有些人可能會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想就是不停地去做一件事，你循著自己真正的內心的想法，或者是你相信的一些事情。比如我相信的是一些公義、良知，或者你所理解到的做人的價值，然後沿著去走的話，我就覺得每一樣事情都會有一個可能性。
就算對香港來說，其實都可能有它的可能性，只不過這個可能性對我來說可能是痛苦，也就是覺得那個風險比較大。那個可能性是今天你看到的香港電視、新的歌手出現……繼續去做的時候，就會有周冠威的「時代革命」。
那個可能性其實是視乎當你開始去走你的第一步的時候，你肯繼續去做就會有。當然沒有人會說你做的每一樣東西一定會成功或失敗，就等於我放映《理大圍城》，都不等於一定會場場滿座。我都要想怎麼樣讓更多的人知道，希望大家都去看。
有些情況下，正因為心靈上充滿了很多不確定因素的時候，這才是生命奧妙的地方。有時候只不過是因為沒有想到，比如到底香港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又或者這個極權作惡，那種不義的事情何時可以消失掉？
在這一刻、在這種大環境、大逆風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想不到那種「可能性」，但是你不知道可能某一天、某一個時間這個「可能性」就會出現。
我們寫劇本的時候講起承轉合，只不過是可能我還未能那麼聰明地看到。有時候我們度（構思）劇本的時候，一個劇本要度幾年，一直都想不到那個轉折點，或者那件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然後就要去等。其實是在等待一個答案。
你今天可能就算怎麼去想、怎麼去創作，你都做不出真正的那個答案，這個時候你只不過可能，套用我自己的創作經驗就是，你在等待著這個不確定。到底那個Happy Ending（完美結局）是會怎麼樣發生呢？可能是在等待這件事出現。
有時我們都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並不是說你做很多事就可以做成一件事情，你不做也不一定代表你不行。那個可能性，究竟那件事情無論是成功或者失敗，或者未必一定完全關大家的事。
用一個比喻，當年日軍占領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那身在香港的人是如何等待著日本投降那一天？是不是我要拿一把刀、或者拿一枝槍去射殺日軍，然後就可以解決了這件事情？你發覺其實不是的。可能就算你射殺了幾百個、幾千個日軍，都解決不了這件事情。到最後原來是有一個原子彈，然後日本要投降。這個結局當時你是構思不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在等待著，等待結果到底什麼時候會出現。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物極必反的，可以這樣說，只不過現在我們度（構思）不出來。
希望更多人熱愛香港電影
記者：你希望讓香港人可以每個月看到一部香港電影，是想讓海外的香港人都可以繼續保留自己的文化嗎？
歐文傑：這個是一個方面，可以說是我正式一點的一個目標；但是如果私心一點地說，我自己都很想看的，我都想多一點香港的電影在這裡出現。等於雖然加拿大不會都是香港的餐廳，但是有香港餐廳，你有時都想吃碗餛飩麵的。所以你會想，如果我能帶一些香港電影在這裡的戲院放映，如這次的《理大圍城》，那我自己都可以看了。
最初的時候我也覺得不需要我來搞放映活動，會有其他人搞的，但是一直都沒有人搞。為什麼這裡沒有的看呢？為什麼沒有人搞呢？可能大家都覺得不知道如何去搞。然後我就覺得那就我自己搞吧，自己又可以看。當時我太太也都說，其實我都挺適合搞這件事情的，相對上是了解一些。
然後發覺，原來有些事情其實是一步一步地做的。比如深水埗為什麼有電腦商場？不是因為政府、或者有些人特意地去說我希望將來深水埗會有一個電腦商場，就會有的；就算香港昔日的電影蓬勃，都不是因為有人很想香港電影文化怎麼樣宏大就宏大了，都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大家對於一些事情的熱愛，然後大家又剛好都站在那麼相近的位置。然後喜歡電腦的人大家都會說想賣電腦那麼去深水埗；八九十年代香港人想拍電影，OK啊，於是大家都去拍戲。好像我現在這樣，我更加希望見到多些人對香港電影都有一個熱愛，那麼大家就會發現多些東西，或者就會有新的可能出現。
我覺得就是在期待著一些新的可能性，不論是給自己或者是給大家都應該需要的。◇（全文完）
責任編輯：陳沁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