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一路緊跟毛澤東 周揚文革被關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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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11月26日訊】法捷耶夫是斯大林的「文學總管」。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開槍自殺。

周揚曾經是毛澤東的「文藝總管」。到了十年文革時,周揚卻被批判為「反毛澤東文藝黑線的總代表」,並被監禁長達9年。

周揚吹捧毛澤東

周揚,湖南益陽人,中共著名文藝理論家。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1927年加入中共;曾留學日本兩年;1930年回國後,當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央文委書記、文化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等。

1937年8月,周揚奉調延安,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先後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中央文委主任、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不久,周揚編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將毛澤東與中共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相提並論。

在序言中,周揚稱讚毛的講話「最正確、最深刻、最完全地」從根本上解決了文藝為群眾與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當時,周揚幾乎言必稱毛澤東,多次談到毛澤東是一個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國出了這樣一個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

周揚自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宣傳者、實踐者」,還說「我的許多文章發表前,毛澤東都看過。對於他看過的文章,我有一種特別的感情,要特別尊重他。」

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周揚先後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中共作協副主席等,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共文藝界的實權人物,有「文藝沙皇」之稱。

當時,周揚是文藝界與毛澤東之間「上呈下達」的關鍵人物,文藝界有什麼大的動作,多經他呈送請示報告和安排計劃;毛和中央對文藝界有什麼指示,也由他傳達、落實。

有人直言,那時,「在中國文藝界,他是離黨中央和毛澤東最近的人」。

周揚緊跟毛整人

20世紀50、60年代,毛澤東在文藝界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整了許多人,周揚是毛整人決策的主要執行者。

1951年,毛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周揚立即緊跟毛,發表《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等文章,參與這部電影創作的一批人挨整。

1954年,毛發動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總代表」胡適的政治運動。周揚緊跟毛,組織召開了幾十次批判胡適思想的會議。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彙編》共8冊,收入文章150篇,計200萬字。

胡適的朋友唐德剛曾回憶,當時遙居海外的胡適,「未寫隻字反駁,但也未放過一字不看」,看了竟笑逐顏開。唐德剛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裡,難道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1955年,毛發動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周揚緊跟毛,及時傳達、落實毛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各種指示。

中宣部和公安部共同組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小組」,組長是時任中宣部長陸定一,副組長是公安部長羅瑞卿,組員包括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等。

據1980年公安部、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複查報告》,清查胡風分子運動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

1957年,毛發動反右派運動。周揚緊跟毛,文藝界一大批有才華的知識分子紛紛中箭落馬,飽受幾十年肉體和精神的折磨,許多人被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周揚後來回憶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帳!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

周揚還坦陳:「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1962年,毛發動批判小說《劉志丹》的政治運動。周揚緊跟毛,也參與了對這部「反黨小說」的大批判。這場大批判株連6萬多人。

1965年,毛發動批判田漢(中共國歌的詞作者),夏衍(中共電影事業的開拓者),陽翰笙(中共著名作家、編劇),對周揚是一個巨大的不祥信號。

因為上世紀30年代,作為中央文委的四名領導——田漢、夏衍、陽翰笙、周揚,曾被魯迅嘲諷為「四條漢子」。

據周揚的老部下、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張光年回憶,那次,毛對周揚說:「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下不了手吧?」

那時,周揚應該能夠預感到,下一個就要輪到他了。但他還是選擇緊跟毛。

周揚文革被毛關九年

儘管周揚努力緊跟毛,但毛對他還是不滿意。

1953年初,毛專門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評他「政治上不開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長和黨組書記職務。

1963年12月12日,毛寫了一個批示,批評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

1964年6月27日,毛又寫了一個批示,批評文藝界的各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到了1966年2月,在毛的授意下,毛的妻子江青從幕後走到前台,搞了一個「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毛對這個「紀要」做了多處修改。1966年4月10日,轉發全黨。這個《紀要》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將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以來17年的文藝工作全盤否定。

1965年,周揚在一次體檢中發現得了肺癌,在北京阜外醫院動了大手術,切掉半邊肺,鋸了兩根肋骨,之後,去天津休養。

1966年7月1日,《紅旗》雜誌重新發表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語中,公開點名批判周揚。

從此,周揚成了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總代表,報刊上到處可見「批倒批臭周揚」的大批判文章。

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姚文元寫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文章稱,周揚是一個「對毛澤東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中共建政17年來,周揚「執行的是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周揚「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極端個人主義者,都收羅進來,安插到各種崗位上去,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陰謀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作輿論準備」。

1966年12月,周揚被造反派從天津揪回北京,關在安定門外一個招待所裡。然後,周揚成了北京大大小小批鬥會上的常客。

有一次,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挨批鬥。周揚因身體虛弱,體力不支,趴倒在地。臨散會時,兩個年輕人把周揚提起,從批鬥台的一頭拖到另一頭示眾,幾次揪他的頭髮,猛拉猛按,使他的頭時仰時俯。

文革中,周揚經歷了9年的監禁生活。據周揚講,這9年他基本上關在一個叫「交通大隊」的地方,只是在最後一個月轉到秦城監獄。

周揚的耳朵被專案組人員揪打致殘。這些審訊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頭「嗡」地一聲,有時人就昏過去了,看不出外傷。

他最怕這些人對他幾天幾夜輪番審訊,幾個百瓦大燈泡照在臉上不讓睡覺,逼他承認是叛徒、特務。他說,我從來沒有被捕過,怎麼當叛徒?他困得睡著了,打手們就擰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殘留的一半貼住耳孔長死了。

他的妻子、兄長、孩子在文革中也都受到牽連和衝擊,他的兄長周谷宜被關進監獄裡,並死在裡面。

1971年9月13日,毛的「親密戰友」、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之後,中共政壇出現一些鬆動。林彪成了毛的替罪羊。一批被毛打倒的人,陸續被解除監禁,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不久,周揚重獲自由。

剛從秦城監獄出來時,周揚幾乎失去表達能力,語言不連貫,聲音沙啞,見到人就不停的流淚,還有幻聽,斷斷續續聽到「打倒周揚」的口號,感到很不舒服。

幾天後,他慢慢能夠說一些話了,他對兒子周艾若說的第一句話是:「搭幫毛主席……」這是湖南益陽土話,意思是「多虧毛主席」。

周艾若立刻反問他:「那是誰把你關起來的?」周揚無語。

結語

在文革中被關押13年的原中宣部長陸定一出獄後曾講:「中宣部的任務無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這個,明天整那個。」

作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緊跟毛澤東整了很多人。整來整去,最後整到自己頭上,昔日毛的「文藝總管」,一轉眼,變成「奴隸總管」、「閻王殿」的「二閻王」。

晚年,周揚多次對他整過的人道歉,並反思到,中共存在「異化」和反「人道主義」問題。這個反思觸及中共的一個根本問題,即黨性與人性的問題。他認為,人應該有一點人性,結果,再次遭到大批判。

之後,周揚因抑鬱孤寂,成為植物人,在醫院躺了4年,1989年7月30日去世。

周揚至死沒有明白:中共整人的根本原因是由馬克思的鬥爭哲學註定了的。整人的一方與被整的一方,分屬對立的階級,前者對後者,只能「堅持黨性,泯滅人性」。

大紀元首發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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