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2月08日訊】（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
凱里亞蒂：人們願意接受謊言，這正是害人的專制政權能夠持續維持下去的原因。
楊傑凱：在本期節目中，我採訪了亞倫‧凱里亞蒂（Aaron Kheriaty）博士，他是《新異常》（The New Abnormal: The Rise of the Biomedical Security State）一書的作者，以及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ealth，UCI Health）醫療中心原醫學倫理項目主任。
什麼是不公正的法律，如何分辨？極權主義和獨裁又有什麼區別？
凱里亞蒂：這個過程到了最後，你甚至都不需要什麼集中營、祕密警察或大規模監控了，因為每個公民都會開始主動地讓自己的同胞閉嘴。
楊傑凱：凱里亞蒂是「密蘇⾥州訴拜登」（Missouri v. Biden）言論自由案的原告之一，此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極權主義體制的起點和核心是壟斷性意識形態
楊傑凱：亞倫‧凱里亞蒂博士，很高興你再次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凱里亞蒂：和你一起時總是很愉快，楊。
楊傑凱：我們來談談今天早些時候你告訴我的一些事情，那確實啟發了我的想像力。你說，20世紀的極權體制一向都是從壟斷理性與知識開始的。首先，請向我解釋這點，好嗎？然後我們再接著往下談。
凱里亞蒂：好的，當人們聽到「極權主義」這個詞時，往往會聯想到祕密警察、穿著長筒軍靴的人，以及集中營、或「古拉格」，或大規模監控。所有這些特徵都很重要，但整個極權主義體制的真正起點和核心是一種壟斷性意識形態，唯有它才能解釋什麼是理性，什麼是知識，什麼是該提的問題。
我認為，如今在西方國家，我們往往不認為它們是極權主義國家。但我非常擔心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靠攏，原因之一是如果你觀察新出現的現象、新趨勢，比如由政府組織的言論審查，這都反映了極權主義制度的出發點。
他們會提出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或特定公共政策提議，並說：「公民不得對此提出質疑。公民不得提出可能導致該公共政策受到質疑的證據。如果真有人這樣做，我們就會將其打成危險分子。比方說，在社交媒體上，我們將通過算法將其排除出去，不讓其參與公共言論，我們將限制其影響力，我們將加以限制不讓其他人聽到他們的想法。」
極權體制總是從這裡開始的。事實上，這也是極權體制的終點。一旦這種意識形態被夠多的民眾充分接受了，一旦人們習慣了「我不可問問題」這個觀念，他們就會將這些禁令內化。這個過程到了最後，你甚至都不需要集中營或祕密警察，或大規模監控了。
因為每個公民個個都成了蓋世太保或克格勃情報人員。如果他們的同胞提出了任何可能挑戰意識形態的問題，每個公民都會開始主動地讓其閉嘴。根據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説法，她是研究20世紀極權主義體制的學者，她認為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最邪惡的監禁形式。
她對通過外部力量進行統治的獨裁政權（與極權體制）進行了區分。在獨裁政權下，你至少仍有內在的自由，即便你的外在自由受到限制，你仍然擁有內在的自由。你仍然有想自己所想、有自己的觀點、有自己的判斷的內在自由。你可能只是非常謹慎地表達，也可能根本不表達，但你仍然可以獨立思考。
但在一個極權體制中，在完美實施的極權體制中，你甚至連這些都不會有，因為意識形態此時已如此內化，以至於你都不會想到什麼問題。你都不會再有不同的想法，你身處一個無形的監獄中，卻壓根沒有意識到自己身陷囹圄。你內在的自由也被這個極權體制吞噬了。
三種人：人云亦云者、利益選擇型和「持不同意見者」
楊傑凱：是這樣的。我想，我們兩人從平行軌道上都已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人不都是一樣的，顯然，有些人真的很容易人受他人影響。事實上，他們太容易受到暗示了，如果這似乎是社會共識的話。隔天若又有某種東西發出來，他們可能又會改變自己的想法了。還有一種人，則對這套東西具有免疫力。我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就是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然後被震驚到了。
然後還有一個中間群體，這就反映出了一些問題。我記得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次受訪中說過，有四分之一的人會人云亦云，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則不會，至於剩下的，就不一定了。我在羅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的著作中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在著作開頭提到，他是如何看待極權體制進入他所在的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他當時在那裡唸心理學，看到了類似的情形，類似的人群結構，也許不那麼完全準確。
這件事我思考良多，就你現在談到的情況，說到底，總會有這樣一些人，我們姑且稱他們為「自由導向型」或「現實導向型」，我也說不好了，我可能說得太多了，不過，「自由導向型」的人，他們會覺得：「不，我不會接受這個好像我應該相信的東西。」我希望這樣的人會繼續存在。當然了，在那些極權國家中，他們會被邊緣化，甚至被殺頭，等等。若你同意我的說法，請解釋一下？
凱里亞蒂：是的，我同意，這確實看似是一種會反覆出現的現象。在我看來，大概有30%的人非常容易人云亦云，隨大流。不管你怎麼形容這種現象。他們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都會對當權者的說法，或好像什麼普遍的共識言聽計從。他們去質疑這種共識的能力或興趣都會減弱。
在總人口中，大概只有一小部分，也許占10%、15%的這些人，他們不太容易產生「我得跟大夥都一樣」「我必須順應共識」的想法。他們能夠逆流而上，或頂住這種社會壓力的，並真正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這並不是說，他們所有的想法都是好的，他們的想法也可能是錯的。但至少在性格上，無論這是如何形成的，無論是性格也好，或性格、經驗兼而有之也好，他們都不太容易朝著那個方向靠攏。
至於剩下的中間那些人，我的數學不太好，無論中間剩下多少人，我認為他們都會根據自身的情況和利益選擇要倒向哪一邊。我從精神科學家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因為某些人與生俱來的性格特質，這些性格特徵使其對群體歸屬感的需求更為強烈。
我觀察社會中那10%、15%的人，無論多少，姑且稱為「持不同意見者」，在朝著威權或極權方向發展的社會裡，我很難辨別出他們屬於某種特定的人格類型，或有某種特定類型的人生經歷。
他們之中有些人有過在前極權主義國家權的生活經歷，他們清楚生活在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或生活在東歐集團國家，或者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那是怎樣的一種感受。他們說：「我現在看看我的四周，就可以看到許多我曾想要逃離的東西」。比如，你從逃離中（共）國來到美國的人中，就能聽到這樣的說法。
但我認為，還有一些人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另外的人生經驗，感受越來越強，這些經歷讓他們願意面對其它類型的挑戰。他們就決定：「不，我不會隨波逐流。我不會違背我的正直，或假裝相信一些我自己嚴重懷疑的東西。」我認為我們應該弄清楚是什麼讓這些人如此堅毅，好讓我們在教育體系中培養更多這樣的人。但目前我們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很多時候，有信仰的人才願意挺身而出，質疑強權
楊傑凱：還有一點，我注意到的另一個趨勢是，可這絕不是普遍現象，但在很多情況下這些人都有堅定的信仰。例如，我看到過一部分信仰堅定的人士，不成比例地沒有受到影響，我們剛才在這裡討論時我就在想，這是否會對那些不屬於中間群體的人有所幫助，如果我們接受對被以某種方式灌輸的人群如此分類的話。
凱里亞蒂：對，我認為這裡有一個原因是……我同意你的觀點，在很多時候，有信仰的人才願意挺身而出，質疑強權。人生是極其複雜的，誰也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例如「我應該如何生活？」「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如果你不相信某種超驗的東西，那麼對你來說，最高的權威就會是人間的某種形式的權威。我所信賴的最高的實體、機構或某個人，可能就是由社會推舉的統治階層，或管理階層。而如果我信仰一個至高無上的神，或假如我信仰一個至高無上的道德秩序，它超越了我所處的特定的社會、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歷史時期，它能讓我挑戰任何一個人間的權威，因為在他們之上還有，從某種意義上說，需要他們作出回應或反應的東西。這讓我明白，比方說，有可能存在不公正的法律。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罕獄中書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闡述了「公民抗命」的觀點。
但他並不主張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他說，「在某些情況下，公民在道義上被允許，甚至可能從道義上講公民不得不違抗當局頒布的法律的。」那麼問題來了，「這麼做的標準是什麼呢？」「我怎麼知道某條法律是正義的還是不正義的呢？」法律實證主義的法律意識形態認為，「統治當局說法律是什麼，它就是什麼，你無法真正挑戰它。法律就是法律，因為它已被宣布了，在它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它需要對其負責了。」
但馬丁‧路德‧金借鑒了古典哲學中一個更古老的傳統，他借鑒了聖‧奧古斯丁等人的思想，還借鑒了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思想，說：「錯，還有更高層級的律法，還有更高層級的權威，人類法律必須遵從它。」
正義的理念銘刻在人類心中
有一種正義的理念是人盡皆知的，是銘刻在人類心中的，它源自於自然法則傳統和哲學。也就是說，人類法律要麼符合自然法則，要麼違反自然法則。若其違反了自然法則或更高層級的道德法則，那麼人類法就是不合法的。「不符合自然法則的法律根本就不算法律。」這是托馬斯‧阿奎那提出的，這也是我們能夠提出挑戰的基礎。否則的話，我們可能會認為被挑戰的對象就是最高權威了，即無論政府頒布什麼，我若不遵守就會受到懲罰。對何謂對，何謂善，何謂合理，何謂公正，這可以說是最最重要的部分了。
這種較古老的古典傳統哲學認為這是正確的，在大部分時候，確實如此。一般來說，你應該遵守交通法規和刑事法等等。但在某些情況下，由正式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所通過的一項法律可能實際上是允許你不遵守的，甚至其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是要求你不遵守的。
這也就是說，如果你信仰某種超越你所處的特定歷史時刻的東西，對大多數人來說，就是上帝。但也可能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正義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古代哲學家曾得出過許多相同的結論，但他們並不相信神的啟示，或類似於猶太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那樣的信仰。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將是對至高無上的神的信仰，這種信仰允許他們提出質疑並堅持一種理想，這種理想甚至高於我自己生命的或高於我自己物質身體福祉，我甚至願意為之付出生命。對更高的真理是不應被違背的，最高形式的「踐行」就是為此獻出生命的人，那些為了真理而殉道的人。
《隱祕的生活》的奧地利年輕人的故事
像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這樣持不同政見者，我們可以從歷史中看到其他這樣的例子，他們會說：「不，與其要我違背自己的良心。與其要我違背自己所堅持的真理，或我所認識的真理，與其要我公開撒謊，或對我並不真正相信的東西宣誓，我寧願犧牲一切，包括直至我的生命。」
如果有觀眾看過影片《隱祕的生活》（A Hidden Life），這是幾年前上映的一部電影，講述了一個叫弗蘭茨‧耶格斯塔特（Franz Jagerstatter）的奧地利年輕人的故事。二戰期間，奧地利被德國占領，弗蘭茨像奧地利所有年輕人一樣被徵召加入了德國軍隊，他其實願意為德國軍隊作戰，但他不願意做的是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按照要求，所有軍人必須這麼做。他說：「不，我不願意宣誓，因為我不相信。因為我不想宣誓忠於那個人或他的意識形態。」
正如電影中所描述的那樣，他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包括身邊人給他的壓力。他的妻子支持他，他有兩個年幼的女兒。當地的市長、他的朋友們甚至當地的一些宗教領袖都告訴他：「聽著，你想信什麼都可以，但你就在宣誓書上前簽個字吧。只要這樣你就可以自保，因為你還得照顧你的家人，你這一輩子還長著呢！」
他們還這樣告訴他：「如果你不同意，如果你因為拒絕在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宣誓書上簽字而被監禁，或發生更大的不測，不會有人知道的。因為你就是個無名小卒，你就是個普通農民，你會被歷史所遺忘的，根本不會有人在乎的，不會對世界歷史的進程或這場戰爭的演變產生任何影響。你只是擺個沒啥用的姿態而已，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電影中有一幕非常震撼人心。在獄中，他被一位獄警毆打。他被警棍一頓狂揍，之後整個人癱倒在地，滿臉是血，眼睛也腫起來了，他抬頭看著那個剛剛酷刑折磨他的人，那個獄警說：「你只要在這張紙上簽個名，你就自由了。」
整部電影，我最喜歡的一句台詞就是，獄中弗蘭茨抬頭望著打他的獄警，弗蘭茨此時已被打得身體都麻木了，他說：「但我已經自由了，我已經自由了，因為你不能迫使我違背自己的良心，我的內心是自由的，即使這個極權政權也無法奪走這種自由。」
最後他死了，他最終被希特勒處死，他最終為了那種「踐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當時可能認為，朋友們說的沒錯：「不會有人知道我，不會有人將來有一天把我的故事拍成電影的。」然而，他卻願意為了維護自己的人格，挺身反對強權，即便其他人都在隨波逐流。
「密蘇⾥州訴拜登案」關注政府支持的言論審查制度
我們休息一下，很快會回來。
我們繼續與亞倫‧凱里亞蒂博士交流，他是《新異常》一書的作者。
楊傑凱：我想一開始你並沒有想成為……什麼眾矢之的，當然了，你當時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你在那邊負責倫理醫學倫理部或項目，卻因為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丟掉了工作。我鼓勵其他人回頭看看我們之前的一些採訪，對這段故事有更多了解。如今，作為「密蘇⾥州訴拜登案」的私人原告之一，你再次陷入了風暴之中，目前訴訟進展如何？
凱里亞蒂：在我看來，政府支持的言論審查制度，甚至是大型、異常強大的私人實體（如社交媒體公司）的言論審查，即便它們是自行其是，而非聽命於政府，這兩種情況其實現在都在發生。我認為，言論審查這個問題極為重要。《第一修正案》中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如今顯得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正處於這個階段。
我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楊，就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能有兩條路。但這還沒確定，我們還沒決定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將何去何從。其中一個方向是精神上的極權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最終將會被技術官僚、所謂的「專家」所統治，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非民選的，在為公共實體工作，或為私營或準私營實體工作，而這些實體是由公共資金資助的。
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重大裁決
楊傑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他們現在愛用的一個詞。
凱里亞蒂：對，是一種將國家權力與企業權力融合在一起的社團主義（corporatism），或還有個詞，乾脆叫「法西斯主義」好了。貝尼托‧墨索里尼對法西斯主義就這麼定義的，就是將國家權力與企業權力融為一體。所以，我們正在朝著這個方向走，基本上是由一群所謂比較開明的精英人士、某種知識精英來決定歷史朝哪個方向發展，事物該如何發展，我想大多數的美國人都並不想活在那樣一個社會。
但我認為，我們已經在朝這個方向靠攏了。當然了，四年來甚至過去二十年都是如此。我認為，從反恐戰爭和《美國愛國者法案》開始，它們建立在恐怖主義威脅的基礎上，然後是對公眾健康和安全的威脅。這些東西被當成一個支點、一種槓桿，通過數位科技與金融工具來加強對人們生活的集中化權力和控制，來增加監視和控制的權力。
有了言論審查，你就能建立一個維持謊言的制度，能夠維持意識形態的制度，並打擊任何質疑該意識形態的意見，不允許某些想法、某些問題出現，不允許某些可能與政權說法不一致的證據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如果這一做法力度夠大夠強，如果這一制度非常完善，人們就真的不可能找到資訊來源，也不可能獲取不同的意見或觀點了。而當大部分交流都在網絡上進行時，那些觀點幾乎不可能傳播出去。
因此，在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那項重大裁決中，他們審查了地區法院向政府發出的禁令。基本上，法院告訴政府：你們必須停止通過脅迫甚至法律上所稱的「重大慫恿」向社交媒體公司施壓。這同樣違憲。你們必須停止脅迫甚至「重大慫恿」社交媒體公司去審查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內容。
而政府就這項判決向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審判庭的三位法官維持了針對政府的禁令。裁定白宮、醫務總監（Surgeon General）、疾控中心和聯邦調查局向社群媒體公司施壓，明顯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中規定的權利。即便本案開庭審理之前，即使在搜證的早期階段，原告方已提出了足夠多的證據，證明被列為被告的這四家機構，可能還有更多機構涉案從事了違憲活動。違反了美國的最高法律，《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他們必須收手。
我相信即便法院沒有發出禁令，此案最後也會由最高法院做出最終裁決，我們最終將會在最高法院看到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例，希望本案能開創一個打擊政府越權行為的先例，打擊政府企圖搞什麼奧威爾式「真理部」的先例。
楊傑凱：亞倫‧凱里亞蒂博士，很高興你參與我們的節目。
凱里亞蒂：謝謝你，楊。
楊傑凱：感謝大家關注亞倫‧凱里亞蒂博士和我，感謝收看本期《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美國思想領袖》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