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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港人無悔選擇:繼續抗爭 希望在前方

圖為Jennifer 2023年在溫哥華參加紀念香港7‧21的4周年活動現場。(楊欣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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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8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反送中運動4周年了,在聲援香港的集會上回憶起當年所經歷的、那些所見所聞,Jennifer還是很難控制住情緒。抵達加拿大已經一年多,看到還有那麽多香港人仍然在堅持,她感到欣慰。

離開是為了繼續發聲

Jennifer認為,其實,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不滿,不是從反送中開始的。很久以來,香港政府做了許多不公義的事,越來越步步進逼,所以香港人就嘗試想要回到自己民主的空間。譬如,當時民眾針對「明日大嶼」項目就已經引發一系列的遊行;還有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運動;後來就是演化出來反送中,一百萬人、兩百萬人大遊行。她表示當時自己已經在工作了,但「從頭開始到尾一直有參與」。

Jennifer表示:「其實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因為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衍生出一系列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危機感。特別是《國安法》實施之後,看到一批批示威者和支持民主的人被帶上不公義的法庭。感覺到香港已經失去了保護市民的司法獨立。尤其那些法律也成一些惡法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保護香港市民了。」

「再加上當時《蘋果日報》被政府封殺,已經倒閉了,言論自由很受限制,我就覺得香港人一定需要留下根,所以希望自己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之後,可以繼續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做點事情,所以就選擇離開。」

當時加拿大政府為香港人提供的救生艇計劃(Hong Kong Pathway)還在討論中,她已經決定離開。因為已經工作、有一些積蓄,Jennifer申請了學生簽證過來加拿大讀書。過來後有了救生艇計劃,她就申請了Stream A,希望通過讀書能留下來。

7‧21警黑勾結催生勇武派

對於Jennifer來説,在反送中運動中,7‧21元朗黑社會衝進地鐵站無差別打人事件及警察袖手旁觀的反應,是令她改變對警察認知的重要事件之一。

Jennifer回憶,那天早上她參加完一個遊行回家後,正在家裡看其它遊行的直播。那時算是抗爭高峰期,有些平台有幾個直播可以同時看,所以一直開著。

當直播中出現元朗地鐵站的大閘被推上,然後白衣人(元朗黑社會)從樓梯上往下走,衝進地鐵站見人就打的畫面時,她驚呆了。Jennifer馬上撥打電話報警。報案中心回覆說知道了,正在派警察去,就掛斷了線。她「深信警察應該很快到」,但很久都沒有看到警察,只是看著那些民眾被打,包括立場的記者何桂藍被人打,保護她的記者也被打,所以當時Jennifer就在家裡痛哭。

她說:「因為7‧21對我而言,不是在抗爭現場,不是遊行射催淚彈,而是大家正在回家(途中),以為相對比較安全;加上那個地鐵站裡可能很多都是普通市民,不是示威者。」

「應該說在2019年前,我對香港警察都有信任。但7‧21之後對這班人就完全失望。之後很多證據顯示他們是知情,互相包庇。」

Jennifer覺得,這事情發生後,抗爭中才出現了「勇武派」。因為這件事告訴香港人,沒有人可以保護香港人。

「『和理非』已經起不到那個屏障(的作用)。因為尤其是遊行回家那些人,已經是非常和平的示威者,所以那時激發起部分香港人覺得,需要自己保護自己,所以才會有一群『勇武』站出來。」

港共治港是香港的災難

還有一件事情令Jennifer記憶深刻的。那是2020年7月1日。因為6月30日通過《港版國安法》,7月1日有一個「遊行」,當時叫「行街」。當時Jennifer是和媽媽一起去銅鑼灣「行街」,她(媽媽)已經是一個老婆婆。她們是普通的裝束,拿著袋子在走,突然有一班警察從後面追趕行人,從後面瘋狂噴胡椒噴霧。有人在叫的時候,她們才知道要向前跑。Jennifer媽媽後頸中了胡椒噴霧,幸好有人把她們拉進了一間飲料店,才沒有被帶走。後面很多人被警察按倒了,對面馬路一大批人被人要拉上警車。

「我想問(大家)做錯了什麼?是否現在銅鑼灣不能行街。尤其是我媽媽是個婆婆,他們已經不分老少,總之見人就去攻擊,這已充分體現到當時的警察已經很失控了。」

反送中期間,不但出現了因失望而輕生的情況,更有不少像陳彥霖、周梓樂那些被自殺或被虐待的現象。

Jennifer認為:「這就是香港人恐慌來源,我覺得香港警察是故意這樣做是要殺一儆百,使香港人害怕。」

「我認為是共產黨指使的。香港政府只是一個木偶,源頭一定是共產黨發出這樣的指示。中共就是要將香港人馴服到變成內地一樣噤聲,它就要製造無人敢說話這氛圍出來,所以它放任警察失控,放任這些被自殺,這是一貫手段。」

牽掛親人 思念香港

Jennifer是一個人過來加拿大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香港。她表示:「沒有2019(反送中),我絕對不會離開香港,香港是我的家,我可以出去公幹,但我不會離開我的家。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傳統的人,我希望我會照顧到我的家人,到老到死,我沒有想過要離開他們,這是一個很不幸的選擇。」「我很想家,每天都有和家人聯絡。」

她解釋:「我想我被捕的風險相對低的,但我心裡明白,如果要繼續為香港做些事,我必須要離開,否則我真的有被捕的風險,而風險會越來越大。

參加反送中遊行的時候,Jennifer有時是和媽媽一起出去,有時是和朋友一起去的。

Jennifer表示:「我家裡是很兩極的,一邊是很支持政府,一邊是很支持示威者。因為我爸爸是很支持政府的,所以我跟他的關係就越來越差,很多時候出去遊行的時候都不會告訴他。變完裝出去再變裝,然後回家前又變裝,就假裝沒事發生。」

「媽媽是支持(示威者)的,當然爸爸接受不了。所以我亦沒有將這個計劃全盤告訴他,嘗試用另一個方法告訴他。不會說你女兒是『黑暴』,所以我要『著草』(逃亡)。可能是說我已經在外地有工作,暫時不會回來了。」

和家人通電話的時候,「爸爸總是不太願意和我説話,但經常問我什麼時侯回家。我多數是說遲一些吧,可能加拿大收留我、給我身分,當然要先拿身分。我相信他其實心裡是知道的,只是不願意承認。」

Jennifer已經有心理準備,不打算回香港了。「因為已經有太多證據告訴你,你應該要這樣做。當然是很捨不得的,特別是在機場跟家人離別的時候。亦都很擔心,因為始終我的想法很傳統,覺得子女應該照顧父母、照顧家人,尤其家人年紀大,生老病死……不在他們身邊,怎樣照顧他們?」希望:「如果以後有機會,儘量金錢上協助他們生活,多些跟他們聯絡,希望他們不會覺得太寂寞。如果真的有機會,如果他們肯過來就最好。」

最困難的時候是當時仍是COVID-19時期,「當家人真的『中招』,自己又無法在他們身邊照顧他們,他們要自己想辦法,我覺得是最困難的。」

相信香港有未來

在香港出生並長大的Jennifer肯定地說:「香港意味著家,是我的家、我的根!」

對於選擇走這樣一條路,堅定地表示:「從來都沒有後悔過!」她解釋:「這可能跟我性格有關係。我都是覺得對的要做,見到不公義的事要發聲。我已經算站得很後了,比起很多犧牲更多的人,我已經不算什麼。所以我覺得尤其現在我有能力來加拿大,如果我自己不再繼續去做些事,就對不起在香港的手足。他們的犧牲實在太大了。」

至於下一步該怎樣走,Jennifer認為,「現在加拿大都有不少組織,所以我們儘量去參與做義工幫他們。我覺得我們就要繼續努力,令聲音不要消失。」

「我們都很明白香港人已經無辦法再講什麼,身在海外的香港人,我們當然有憂慮,但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能力,做到多少就多少。無論是遊行集會示威或跟自己當地的議員、國會議員講也好,或跟傳媒繼續溝通,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的。要告訴更多人『香港人未死』,我們不會屈服在共產黨權力下;也要告訴他們共產黨本質有多邪惡,不要跟它們合作,無論經濟或政治上,因為你將會是下一個目標。」

Jennifer想感謝那些在荔枝角收押所、在赤柱監獄被無理拘捕的手足。「多謝他們的付出,我們會記住他們,我們一定會記住!」

Jennifer鼓勵有下一代的香港人帶小朋友離開,「因為如果你的小朋友接受共產黨洗腦,將會無辦法回頭。」她覺得香港人的下一代是香港的根,要把根留下。

Jennifer相信會有「光復香港,煲底相見的那一天」。她表示:「我有這個希望,可能未必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見到,但我相信有這個希望。所以更多的香港人一定要留住他們的文化,留住他們的語言,留住他們的歷史,留住他們的記憶,因為當你回到香港時,你要重建這個地方,可能有很多矛盾,很多被洗腦的人,你必須將真正的歷史告訴他們,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很堅定。」

Jennifer最後表示:「很感謝大紀元,因為每次香港人有活動,都會看到你們的身影,所以真的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責任編輯: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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