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毛澤東被「祕密竊聽」是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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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1961年1月至4月,毛澤東南下視察時,發現他的專列上被祕密安裝了竊聽器。毛大發脾氣,要求徹查。

此事傳到中南海,引發一場大風波。到了文革時期,「祕密竊聽」更成為一些高官被打倒的重要罪證之一。

今天,我們就根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等資料,跟大家說說那次「祕密竊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發現竊聽器

據李志綏回憶,1961年2月,中國新年過後不久,毛乘專列前往廣州。隨行的,除車上的女列車員外,毛還帶了兩個女機要員,和一個他在中南海舞會上的舞伴——某託兒所的幼兒老師。

專列離開杭州,去武漢,中經長沙,停在長沙郊外的一個機場。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書記張化平和省委幾個人到專列上談話。

李志綏、幼兒老師、兩位女機要員下專列散步。中南海機要室的錄音員劉湊過來,跟他們一起走。大家正說說笑笑地走著,劉對著幼兒老師說:「今天我可聽見你說話了。」

幼兒老師愕然地問:「你聽見我什麼話?」劉笑著說:「主席見張平化書記以前,在臥車裡,你不是催他起來穿衣服嗎?」幼兒老師又問:「還聽到什麼?」劉嘻嘻地笑著說:「都聽見了。」

幼兒老師臉色大變,急忙走回火車。等毛與張化平等談完話後,她立即向毛報告說,火車上裝了錄音設備。毛雷霆大怒,立即要求負責毛警衛工作的汪東興追查此事。

專列到達武漢後,汪東興帶著錄音員劉和梅園招待所的一個電工,趕到火車上拆除錄音設備。然後,錄音機、錄音帶、電線、各種小收音喇叭等擺放在一個會議桌上。

毛命令汪東興、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毛的機要祕書羅光祿、錄音員劉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幾張照片,作為「竊聽」的證據存檔。

楊尚昆大驚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調研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突然接到中辦副主任龔子榮的電話,說:毛主席為在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大脾氣,並要求楊尚昆務必於第二天趕回北京。

當晚,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

楊尚昆回到北京後,先後找到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機要祕書康一民,中辦機要室主任、毛澤東機要祕書葉子龍等談錄音問題。

5月2日下午,楊尚昆向剛剛返京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匯報「錄音事件」。這天的日記中,楊尚昆寫道:「心情不安、坐臥不寧。」

5月8日晚,楊尚昆給毛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對錄音事件的疏於檢查作檢討並請處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楊尚昆一起商談關於錄音問題的處理意見。處理意見有三:

一是由毛的祕書田家英任中辦副主任,以加強領導;

二是中央書記處批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關於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准搞錄音等五項規定;

三是中央書記處根據毛的指示,批評中辦機要室,並處分了機要室的三個人——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

株連

毛澤東的機要祕書葉子龍,從1960年底起,就被毛派到河南信陽等地搞調研,他不是專列竊聽事件的直接當事人,但他作為中辦機要室主任,受到嚴重警告處分。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機要祕書、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當時也不在專列上,不是竊聽事件的當事人,也受到嚴重警告處分。

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機要祕書、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受到警告處分。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更多的人受到竊聽事件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原中辦主任楊尚昆。

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一個「反黨集團」,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楊即楊尚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和楊尚昆錯誤問題的說明」,其中,楊尚昆的問題第一條就是: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在這之前,楊尚昆就已被調離中南海。

1965年10月29日,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十時半,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三人約我談話,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十分值得記著,永遠不要忘記!」他還寫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30日的日記寫道:「心情不安,什麼東西都看不下去,勉強看了一些文件。」31日的日記寫道:「整天沒有精神,無心看什麼。」

楊尚昆為何如此心神不定?因為他被免去已擔任20年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不得不離開已待了16年的中南海,改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

1966年5月22日,在廣州的楊尚昆被告知:他已被停止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免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改任肇慶地委副書記。因身體不適,5月28日,改任山西臨汾地委副書記。

楊尚昆到臨汾僅一個多月,1966年7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對他實施「監護審查」。從此,他被監禁長達12年。

此外,葉子龍被北京衛戎區「監護審查」達七年多。康一民、吳振英已調離機要室,也被揪到學習班批鬥,被抄家,後被下放到江西省進賢縣中辦五七幹校監督勞動,直到1979年平反後才回到北京。

竊聽事件還株連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官員,包括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十二局局長狄飛,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長丁兆甲,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浙江省公安廳原廳長王芳,武漢市公安局局長謝滋群,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朱漢雄,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蘇漢華,總參謀部通信兵部黨委常委王諍,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李伍等。

毛大怒的內幕

據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回憶,竊聽器被發現後,中辦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乘飛機從北京趕到武漢。康對汪東興很不滿意,說汪應該明白,沒有中央幾位領導人同意,無論楊尚昆還是葉子龍都沒有這麼大膽。康認為汪沒有在毛面前說點好話遮掩過去。

汪回答說,這個事,以前沒有任何人打過招呼,這次是毛發覺的,怪不上別人。最後,兩人吵的結果,是由汪去向毛報告,就說是機要室會議科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

誰知毛聽了以後更生氣,說:「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

毛的私生活放縱,早是領導間公開的祕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懼,還是這些事對他權力的潛在威脅。

毛要汪將過去錄下來的材料全部收繳、焚毀,說「不要留著將來做黑報告的材料」。

劉錄音員還交代,杭州汪莊也裝有錄音設備。汪報告毛,又派了人去拆除。

毛認為這是「中央幾個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的行動,採取的特務手段。結合這些年來反斯大林的經驗,他認為這是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

很自然,從這時起,他對「中央幾個人」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都在文革時爆發出來。

李志綏的這個回憶,可能是真實的。毛淫亂的私生活被「竊聽」,是毛大怒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1956年2月,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批判斯大林。之後,毛心頭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就是:擔心他身邊睡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擔心這樣的人祕密搜集他的「黑材料」,搞政變,奪他的權,或有朝一日也像赫魯曉夫一樣對他進行批判。

誰下令「竊聽」?

1959年11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談到中蘇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人不要做記錄。中共中央副祕書長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要不要錄?」毛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

毛的機要祕書葉子龍立即讓錄音員停止錄音。葉子龍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此,機要室就再沒有自行派錄音員跟隨毛主席外出錄過音。」

1980年10月23日,中央書記處批准中辦《關於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祕密錄音」問題的複查報告》。

根據這個報告,原中辦主任楊尚昆,原中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原中辦副主任康一民、吳振英等,在「祕密竊聽」問題上,都沒有責任,都必須平反。

那麼,到底是誰決定1961年1月至4月在毛的專列上安裝錄音設備,並派中辦機要室會議科的錄音員在車上錄音的呢?

只能是比楊尚昆地位更高的「中央幾個人」了。當時,楊尚昆的頂頭上司有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員彭真等。

毛所說的「中央幾個人」,可能就是劉、周、鄧、彭了。

文革中,毛將劉、鄧、彭全部打倒,對周嚴加防範,可能與他們下令搞「竊聽」有關。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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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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