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10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徐乃義台灣桃園報導）中原大學癌症診斷與治療技術中心主任許毅芝隨SPARK Taiwan團隊洪萱芳博士與工研院歐洲辦公室林盈位總監帶隊參訪德國柏林的新創加速園區，深刻體會到德國人獨到的做事哲學，也獲得新創成功方程式的啟發。德國在文化與科技的底蘊上極為深厚，這種深度早已「刻進」國家治理的基因之中——凡事著眼長遠、執行徹底、不急就章，令人印象深刻。
許毅芝指出，德國自1991年起陸續成立多處官方高科技加速器，例如Adlershof Science Park、生技製藥專區的MDC Berlin-Buch Park與Potsdam Science Park。這些具指標性的加速器主要由聯邦政府、歐盟及柏林市政府聯合資金挹注，並透過嚴格篩選，挑選具技術創新的新創公司進駐，支持期限通常為5～8年，並提供人事費用補助等配套資源。
以Adlershof Science Park為例，過去34年歷經政黨輪替，政策方向卻未曾中斷，成功孕育1,300家新創公司，創造1,440億台幣（40億歐元）的產值，平均每家公司產出1.1億台幣，並聘任35,000名專業人才，孕育出90家市場領導者。這些成果展現出加速器長期經營對deep tech的深刻理解：技術扎根需要時間與深度，而政府願意給予耐心與資源。
德國的加速器政策並非僅追求單一企業的成功，而是著重於培養整體產業的「臨界量能（critical mass）」。加速器以群聚 （cluster）方式設計，回應跨領域研發的高度需求，並持續擴建實驗型加速器建築；同時結合大型藥廠與醫材企業，讓技術能順利轉移並接軌全球市場，形成清晰的出場策略（exit strategy）。
政府在這樣的角色下，某種程度上就像一位長線思維的創投家（Venture Capitalist）。投資的標的是國家的未來，衡量成果的標準則是產業成長與稅收，而非短期利益。因而能夠長期支持高創新、高風險的新創公司，讓其在穩定的環境中成長，成功率甚至高達九成。
許毅芝認為，相較之下，台灣多以民間資金為主導，投資人普遍期望2～4年內出場，風險承擔度相對較低，因此加速器輔導的個案多偏向保守，聚焦於避險型（de-risk）的創新技術組合。如此一來，數年後台灣與德國的生技新創，在產值規模與創新高度上，自然會展現差異。
許毅芝認為，台灣未來可參考德國模式，由政府（中央與地方）扮演火車頭角色，甚至成為加速器的最大或唯一投資者。透過專案式的資源挹注，主動扶植具潛力的新創公司，加速其成長，進而達到產業的臨界量能，推動整體生醫產業穩定且持續的成功。
許毅芝是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癌症診斷與治療技術商業化中心主任。專長於奈米醫學、生醫創新與技術轉譯，長期關注加速器模式與生技產業政策，致力於推動台灣生醫新創產業與國際接軌。◇
責任編輯：昌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