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10月15日訊】迢迢求索道 舊雨添新知（七）：蒙古三虎
這次旅途中連續結識了兩位來自內蒙古的年輕人，旅居比利時的杜文和美國的趙雲龍。其實他們年齡分別奔五和奔六，以我的年齡為基準，在我的心目種他們就是年輕人了。看到他們就有一種欣慰感，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若干年，時勢造英雄。1989年以後海外民運三十多年是困守時期，眼見時光荏苒，群英淡出，而政治對手中共轉危為安，在愚蠢西方推助之下愈發強勢。雖緊抱著民陣原教旨「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無奈人才不濟，入不敷出，隊伍越來越小，聲音越來越弱。強烈的對比之下，見到兩位蒙古年輕人，心中感嘆，也是寬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時運輪流轉，他們的出現，如同大洪水以後放出鴿子銜回的橄欖枝。追求中國民主自由的百年訴求，後繼有人了，未來中國政治變化之時可以寬慰地看著他們陣前奮勇衝殺，而自己則可候補席上觀陣助威。
杜文是新近出現在牆外世界（有別於中共防火牆控制下的牆內世界）自媒體裡的活躍人物，年輕有為、經歷特殊、文采口才俱佳，且有中共體制內官場凶險境地的多年摸爬滾打，又有遠甚於不久前美國洛杉磯梅鳳傑專程日本搭救的中國官場受害人白冰的遭遇，曾經成為官場替罪羊代替巴特爾、廢太子胡春華等人受過而系獄十多年。
杜文2023年1月獲釋，同年11月，杜文攜夫人到香港，轉道日本，類似英國電影《苦海餘生》逃亡的猶太人等候接收國和口岸，比利時最先接納了杜文夫婦，遂於12月抵達比利時達布魯塞爾。杜文的出現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梅鳳傑特意為我搭建了與杜文的聯繫，才有了此行比利時短暫停留期間愉快的一晤。杜文夫婦同是篤信上帝的虔誠基督徒，餐前禱告，感謝神的安排和指引，縲紲十餘年後得以逃離，又得神在比利時僕人遵神旨意幫助夫婦倆脫離初來乍到陌生之地的生活困境，平緩落地安然定居下來。很快，杜文便開始在習近平倒行逆施觸發的全方位危機時刻激發的牆外五彩繽紛自媒體中嶄露頭角異軍突起。
隱隱約約中感知中國政情演變，廢太子胡春華行情看漲。到時候真如夢幻一般「習下汪上」或者「習下胡上」，中國政治發生變化，杜文曾經為內蒙古地區高官受過的經歷也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政治變化過程中一塊墊腳石或者敲門磚而嶄露頭角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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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旅行最後一站是巴黎，王龍蒙到站迎接，剛到安頓處，馬未下鞍人未歇息，趙雲龍博士就來電，告訴已經在來的路上，相約附近酒吧相見一晤。雖是初次見面，卻是一見如故，彼此之間有共同思考點，也共同感知不久將來定會有瞠目大變曠世機遇在中國出現。也就應了常四爺在茶館裡講的那句話，「咱這大清國是要完吶」，這中共國也是要完吶。
趙雲龍博士內蒙古人，雖然出生地域偏僻草根底層，卻生來就是陶朱公或呂不韋，一路走來，福星高照。趙雲龍交際廣泛，縱橫天下，高可九天，闊至全球：非洲的安南、南韓的潘基文、美國駐北京大使洪培博、非洲圖圖大主教、習近平的好夥伴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歐倫斯、美國前總統布什之女、泰國美女首相英拉等等，不一而足。
趙雲龍亦商亦學，在潮起潮落的商海多年，卻保持著一顆淡泊名利心，從容淡定獲得成功，這是在商界。另一方面在學界，趙雲龍錘鍊得寧靜致遠兼濟天下，胸懷定國安邦高遠之志。也許是不滿足於已有得個人成就，遂追尋治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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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龍蒙相識得比較晚，第一次見到王龍蒙的時候是2010年12月10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頒發期間，得獎人是簽署08憲章的劉曉波。那個寒冷的夜晚王龍蒙和他們一行來自巴黎的俊男靚女們舉起火把在奧斯陸大酒店門口歡快地呼喊著口號，唱著歌曲，他們就站在了我的背後，看見王龍蒙的衣著很別致，展現蒙古特色，轉身就把他們拍了下來。不過那一次我們的交往僅止於此，甚至連相互姓甚名誰都沒有道明白。
以後與王龍蒙沒有什麼交集，一直到2018年突然規划去巴黎，梅鳳傑建議我見一下王龍蒙，並且不厭其煩地幫我與王龍蒙進行了疏通，然後告訴我王龍蒙很歡迎我去巴黎一見。到了巴黎見了王龍蒙，說起奧斯陸那些天的相遇，始知王龍蒙89年天安門廣場學運親歷者，鄧小平屠城以後流亡法國，師從陳一咨。
王龍蒙和梅鳳傑分別是陳一咨在法國和美西倚重的擁躉，我推測他們之間的交往應該也是因為陳一咨。我入伍民陣從列兵起步，如同空穴電子填補前面空出的位置，一直守到現在，與原先從天安門流亡出來在巴黎成立民陣的頭面人物沒有直接關係，因此也不清楚巴黎民運圈的人脈關係，當然也不知道王龍蒙。王龍蒙內心深處一直保持著天安門學運的情懷，如一團火一般，三十多年來一直燃燒不息，不見中國政治變化，死不瞑目。龍蒙一直期盼著民運有大的政治作為，尤其是期待民運領袖能有政治遠見和胸懷。說到動情處，不禁淚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個時候王龍蒙是公民力量在法國的聯絡人，還希望我能夠與他一起加盟推動。
自那以後，我與王龍蒙建立了聯繫，也經常互動探討。2009年末與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他三芝家中有過一個長時間的會談，開始理解他對台灣未來展望和引領，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中國問題，感知未來的中國很難有民主憲政且又統一的國家地位，原因是中共領導人眼觀短淺自私自利，大都是小人和惡人，中國民主政治轉型的歷史機會就被這些把握中國前途和命運的私利之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給斷送了，如果說江澤民還只是愛出風頭的小人，那麼習近平絕對是個大奸大惡之人。一旦中共山陵崩，中國不可阻擋地走向分裂。正因為此，後共時代走向分崩離析概率遠大於良性民主轉型。基於這個思考，就不再對大一統的中國抱有期待，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滿洲國復國運動的異軍突起。而王龍蒙也是滿洲國裡的重要一員，彼此間理解互動就更為頻密了。
王龍蒙出生於內蒙，當過工人，干過藥劑師，憑著一腔的熱情和努力，在80年代末考上了北京的中戲，進了北京大城市的小鎮青年在時代的大潮下參與了1989年天安門學運。而王龍蒙自小就知道將來一定要離開家鄉，去向遠方。
王龍蒙有很深重的「六四」情結，因為是親歷者。這麼多年過去了，對於藝術出身的王龍蒙，當年天安門的情景就像一張一張的圖片在他面前閃過，他的思維經常會用圖像來連接。第一幅圖案就是青春熱血的大學生，在上課、在絕食、在罷課、在遊行。在天安門廣場為天下請願，為中國走向民主憲政而絕食。絕食過程中的同學、朋友的年青笑臉。王龍蒙感到最難以忘懷的是兩位參加了絕食的同學，在『六四』後自殺了，兩位逝者就一直伴隨著王龍蒙到如今。」
這一點上我與王龍蒙有差異，我不是親歷者，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已經在澳洲，這是原因一。原因二，則是自己越來越感覺到六四在未來中國變化中的政治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小。如果說六四發生以後若干年對於海外的民運，對於中國政治影響依然存在甚至是巨大的。大概到了天安門事件15周年以後，在我的心目中六四對未來中國政治變化的作用與日俱減，純粹的紀念六四不帶來直接的中國政治變化，今後的中國政治變化是其他因素的作用。
王龍蒙很是感慨在中國曆朝歷代裡，對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最殘酷的，也莫過於當朝當代了。在流亡的過程中，王龍蒙自認學到了很多重要東西，其中一點是趙紫陽原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顧問嚴家祺所言：「我們是流亡者，不是移民，我們都拿著難民旅行證。因為，既然我們選擇了為這個國家做貢獻，我們就會從良心上，從法理上做到底」。
王龍蒙定下決心，既然選擇了遠方，那就風雨兼程。這句話，這個心願也可以是對陳一咨的追思，對嚴家其的敬仰。
王龍蒙師從陳一咨，我卻是在民陣裡跟隨萬潤南，而陳萬之爭不是祕密，民運圈內人盡皆知，然而王龍蒙與我從來不在這個節點上產生任何的不暢通。陳一咨1991年9月攜宦國蒼來過澳洲，我前去參加了他們的演講會，會後與陳一咨有過交談。陳一咨寫過《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一書，送了一本給了他澳洲的崇拜者，9年以後此書輾轉到了我的手上。又過了十六年以後2015年我才意外從犄角旮旯裡翻到此書。翻開讀後，不禁暗暗叫苦，扼腕痛惜，怎麼到了這個時候才偶然發現，可惜陳一咨已經在一年前離世，不然定會去美國就我研究的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諸多問題當面求教。
這次巴黎拜會嚴家祺先生，還是王龍蒙帶領著過去的。由王龍蒙帶領著，熟門熟路，很快就到了嚴家祺先生在巴黎的居家，一起在嚴家祺家中用了嚴家祺先生親自做的飯菜。原想自己帶著午餐過去，王龍蒙勸告我千萬不必，老嚴待人很認真，很堅持自己的心願。原來家裡來客，都是夫人高皋做飯，現在年事已高，身體健康狀況發生變化，改由老嚴自己做飯。即使再簡便，也是一片心意，千萬不要掃拂了老嚴一片好心。
2025年6月29日法國巴黎嚴家祺先生公寓外的小公園。王龍蒙、嚴家祺和作者
歐洲之旅就要結束了，巴黎最後一晚，我們小酌道別。趙雲龍、王龍蒙和我一起唱起卡拉OK，用歌聲唱出我們的心情和心願。
民運同道，即將分手。遠隔萬里，互道珍重。早日再見，不是在巴黎，也不是在悉尼，而是故國大地。
我把此生視作西天取經路，感慨莫名，不禁唱起了西遊記中插曲《敢問路在何方》。
王龍蒙特意點了一曲駝鈴，我們三人一起引亢高歌，唱出我們的心情和心願。
路漫漫，霧茫茫，民運生涯常分手。山疊嶂，水縱橫，艱困卓絕雄心在。待到後共時代臨，我們再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