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08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橫河新聞分析）在美國最高法院聆聽「思科案」後，美聯社的系列報導獲普利策獎，披露了更多美國高科技公司是如何幫助中共當局迫害人權的。同樣的手法，同樣的後果，同樣的辯解。
美聯社系列報導獲普利策獎
5月4日，2026年度普利策獎公布，其中「國際報導獎」授給了美聯社的Dake Kang、Garance Burke、Byron Tau、Aniruddha Ghosal和撰稿人Yael Grauer五人，對硅谷研發、到中國發展並延伸到全球的大規模監控工具進行的全球調查系列深度報導。
報導一共是七篇，歷時3年，橫跨三大洲，經歷了很多困難。
其中有一篇的題目是「內部文件顯示，硅谷助長了北京殘酷的大規模拘留和監控」。報導揭露硅谷如何在中國主導設計和構建以公安部「金盾工程」為代表的監控系統並幫助人權侵犯的。
該調查的信息一部分是來自一家中國監控公司洩漏的數萬封電子郵件和資料庫，一部分是來自數萬頁機密的企業和政府文件，和公開的中文行銷資料，以及數千份採購文件，還有一部分則是來自數十份公開記錄申請；記者還採訪了一百多位現任和前任中美工程師、企業高級主管、專家、政府官員、行政人員和警察。
高科技公司產品 暗助中共迫害中國人民
在這個報導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公司都是人們熟悉的名字：IBM、戴爾、惠普、甲骨文、思科和希捷，甚至還有英偉達。
報導提供了很多實例。一個案例是，中國國防承包商華迪公司曾與IBM合作，為北京設計了名為「金盾工程」的主要警務系統，用於審查網絡並打擊所謂的恐怖分子、法輪功學員，甚至被視為「麻煩」的村民。
「金盾工程」也是「思科案」中原告指控被告協助建立的系統，而且思科在該工程啟動初期就贏得了競標。
有些公司甚至把自己能幫助中共鎮壓特定少數民族作為賣點。戴爾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上與一家中國監控公司聯合推廣了一款「軍用級」人工智能筆記本電腦，聲稱該電腦具備「全種族識別」功能。
此外，生物技術巨頭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在其網站上向中共警方推銷DNA檢測試劑盒，聲稱其「專為」包括維吾爾族和藏族等少數民族在內的中國人設計。
可以說這些特點都似曾相識，在「思科案」中都出現過。IBM和其它被美聯社詢問的公司回應稱，他們完全遵守了所有適用於其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法律、制裁和美國出口管制規定，無論過去還是現在。
「我們賣的是設備，用戶，這裡指的是中共當局的安全部門，怎麼用我們不知道，也沒有責任，我們遵守法律。」這也是「思科案」中被告的辯解話語。
直接推銷技術 成為中共警方控制公民工具
儘管這些公司經常聲稱不對產品的使用方式負責，但這些公司的行銷資料顯示，他們往往直接將自己的技術推銷為中共警方控制公民的工具。他們的銷售宣傳常引用中共鎮壓的口號，例如「維穩」、「關鍵人物」和「非法聚集」等，還列舉了一些鎮壓的項目，如「網警」、「雪亮工程」和「金盾工程」等。
而思科最早幫助中共鎮壓法輪功的行為，也是在它自己的行銷資料中被發現的。
思科走麥城的故事在這裡也有重演。2015年4月，新疆一名工程師阿布利茲參加了在新疆舉辦的閉門展覽會。前IBM合作夥伴「蘭達軟件」（Landasoft）的一個攤位引起了他的注意。多年來，「蘭達軟件」一直是IBM i2警用監控分析軟件在新疆警方的供應商。
該公司後來另起爐灶，推出了一款類似i2的軟件，聲稱可以在極端分子製造事端之前將其抓獲。洩漏的電子郵件和記錄顯示，這種相似性並非巧合：「蘭達軟件」的軟件正是抄襲自i2。
而眾所周知，當路由器被華為全盤抄襲複製後，思科的路由器就基本上被踢出了中國市場。
IBM幫助極權政府已經不是第一次了。2006年，在兩黨支持下，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史密斯眾議員提出了《全球網絡自由法案》，旨在限制美國科技公司參與中共監控活動。史密斯將此與IBM向納粹德國出售最終用於統計猶太人的打卡機相提並論。IBM隨後向美聯社發表聲明稱，IBM明知故犯地與納粹德國合作的說法「不實，已被權威歷史學家駁斥」。
「協助中共迫害」應有法律責任 美最高法院聆聽「思科案」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公司是否應該承擔應有的不僅僅是道義，還有法律責任？也許不是主要責任，協助和教唆意味著這些公司只是從犯，而主犯是中共。
美國公司在國外的營運過程中，在當地政府侵害人權的行為中提供技術和設備支持是否可以在美國被提起訴訟，是否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在美國司法系統中，從來就沒有被釐清過。
這就是為什麼「法輪功學員訴思科案」會在美國，至少是人權組織中、司法界和公司，引起如此之大的轟動和關注。
就在幾天前，美國最高法院剛剛聆聽了雙方的口頭辯論。這篇及時出現的獲獎報導，證明了思科不是唯一那樣做的公司。在澳洲投奔自由的原天津市公安局610警察郝鳳軍曾經披露，當公安系統人員到這些美國大公司去要求查看任何資料時，從沒有遇到敢拒絕的。
中共迫害在擴大化。「金盾工程」最開始的時候是以法輪功為樣本進行開發的，這就是為什麼早期的思科文件都是以法輪功為主。但隨著技術的成熟和需要監控的人群擴大，這些設備和技術都開始運用於更廣泛的人群，就像這篇美聯社報導中所說的那樣。
中共公安官員還到歐美培訓 對極權國家應有法律約束
在綏靖政策盛行的年代，幫助中共鎮壓系統不僅僅侷限於設備和技術，人員的訓練也是重要一環。
在長春插播事件中，長春公安局寬城分局在大抓捕的當晚酷刑打死了參與插播的醫生劉海波。當晚，長春市第一副書記常小平趕到寬城分局，傳達了三點指示：「1. 對法輪功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不怕流血死人；2. 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現泄密，造成國際影響；3. 各級紀檢監察部門不要對法輪功人員被打死打傷的事介入調查。」
就是這個常小平，後來還以中共官員的身分到美國某大學進修培訓。另一個更驚悚的是，歐洲某國警方有一個和中共警方的合作和培訓計劃，曾邀請中共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警察，多個省份公安廳國保總隊的總隊長到該國進修培訓。
當任何一種新科技出現，都會成為雙刃劍。都有好的壞的兩面：炸藥可以開礦，也可以製造炸彈；原子能可以發電，也可以製造核武器；互聯網及其附屬設備可以帶來信息自由，也可以用來監控和迫害民眾；問題是誰使用。
不能完全指望公司的自我約束，媒體和民眾的監督，信息自由，除了道義，還要有法律的約束，以及包括對極權國家禁運在內的適度政府干預，都是必不可少的。
也許最高法院審理「思科案」和美聯社系列報導獲獎幾乎同時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至少是讓全社會關注的一個契機。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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